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1989年进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学习，那时喜欢走向“国际”，也喜欢“经济”，更喜欢“法律”，希望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开放从皇权专制走向宪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的座右铭就是“法治天下”。因此，我从上大学以来，就喜欢法律，就研究法律，如今特别喜欢的是上帝的律法，这也是上帝奇妙的引领！唯独当我们以上帝的律法为“高级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由此而判断世上的法律“恶法非法”。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特别喜欢研究的就是政治、法律和哲学，四年大学本科教育为将来从事教牧事奉和神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人文基础。现在我越来越认识到，很多人学习神学之所以不能突破，往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政治、法学和哲学素养。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因为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人间疾苦，就是不管别人死活，这样毫无责任和爱心的人，最终什么家也成不了，只能成为“败家子”！
1991年我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沈宗灵教授学习法理学，即法哲学；另外，拜会龚祥瑞教授，学习宪政原理。尤其是沈宗灵教授，带领我研读英文的博登海姆的《法理学》原著，手把手地教导我做学问的基本方法：首先是阅读原文原典；其次是翻译综述；第三是比较分析。沈宗灵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使我终身受益。因此，后来我从事神学研究的时候，也是尽力多读原文原典，尽力做一些翻译的工作，然后做一些比较性的研究，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尤其是基督教神学，我们首先的定意是不是刻意创新，而是明白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奥古斯丁、阿奎纳、加尔文等经典名家到底在说什么？孔子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我从沈先生领受的研究方法也是比较性乃至综述性的。真正的学问绝不是刻意创新，以新为美，以奇为美，以怪为美，而是唯真是求！并且承认自己不拥有真理，所以我们不断追求真理！
999年我参加北京门徒神学院神学硕士课程的学习，当时车大卫牧师给我强调两大启发：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首先是明白权威的问题，其次是明白标准的问题；在做学问的时候，找到这个领域中二百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好好阅读，你就会成为不得了的专家！车牧师这两大强调也使我终生受益！在基督教神学上，上帝就是最高的权威，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就是最高的标准，尤其是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更是我们判断善恶、爱主爱人、治理全地的标准。至于多读书，读好书，更是必不可少的。在传讲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时候，我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敢写敢讲，确实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中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书籍。这种学术的底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大量的对经典作品的研读，我们的研究就始终停留在肤浅的层面。拜名师，读经典，这是做学问的两大前提。自学成才，土法炼钢，不愿学习，好为人师，最终炼出来的都是些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2003年我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在牛津大学访学一个季度，是从安立甘教会著名神学家麦葛福先生（Alister E. McGrath）学习历史神学。这段时间的访学使得我认识到真正的研究性的学问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资源尤其是具有闲暇的“贵族”才能做到，我们在贫穷和监狱中最多发表点“忆苦思甜”、“苦大仇深”等类的感慨，哪能写出好的文章和专著啊！当然，此处的“贵族”并非指世上的家族性的勋爵之类的人，而是指“具有高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追求学问乃是一种“志业”，我们必须具有志存高远、坚定不移的心志！阿拉伯人有一句名言：学者的墨水胜过殉道士的鲜血！因为没有学者的记载、分析和传讲，所谓的殉道士不仅无“道”可殉，而且“殉”了也无“道”流传！中国教会历史上基督徒死人不少，但真正殉“道”传“道”的确实不多，求上帝怜悯。
2004年我到美国加尔文神学院学习历史神学，师从著名的加尔文研究大师瑞慕勒先生（Richard A. Muller）。我从瑞慕勒先生有三大领受，一是改革宗正统神学与经院主义方法的结合，没有经院主义的方法，我们所谓的正统神学就不成体系。在经院主义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定义和范畴的问题。因此，真正的学者从来不会盲目地与别人争结论，而是明确对方观点中所包含的定义与范畴，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表达，彼此之间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国教会之所以缺乏正统神学，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长期忽略经院主义的方法，尤其是基本定义和范畴缺乏清晰性，最后讲来讲去、争来争去都不知道在讲论什么！这种教训是非常惨重的。二是瑞慕勒强调：千万别给人争结论，因为结论就是综述，而“综述总是错误的”（Generalization is generally wrong）。那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呢？写文章，写专著，关键不是和别人争论，关键是自己更有资料和底蕴！第三，写文章和写专著不要作难，因为文章和专著都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组成的！所以，有时间、有心情、有研究就写几个句子，集腋成裘，最后自然就成为文章或专著！多年来，我在繁忙的牧会之余多有写作，所运用的就是瑞慕勒先生的治学方法：注重正统神学，注重经院方法，注重日常写作。日积月累，必有大成！
另外，我从我的学术恩师瑞慕勒先生所学到的功课就是：不要轻易陷入当下的学术或教义争论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当下时兴的问题，更不要轻易发言，也不要花太多的气力研究，因为目前大多数学术和争论都经不住时代的考验，转眼就会成为过去，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作为基督教学者，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永恒性的问题上，集中在对经典人物及其作品的研读上。对于那些在学术上缺乏一定装备的人，要有格外的怜悯之心，不要轻易和他们争论，免得伤了他们的自尊。对于那些因着嫉妒纷争的缘故而恶意重伤、诽谤谩骂之人，更不要特别在意，要警醒谨守，继续前行，因为魔鬼往往是藉着这些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我们往往坠入深渊之中。
回顾这五个阶段在高等学校和神学院的学习，内心充满感恩。当然，在我前行的路途中，我还有几位个人性的恩师：赵天恩牧师带领我学习范泰尔的前提论护教学，接受“三化异象使命”；陈宗清牧师辅导我以牧者之心从事基督教学问的研究，尤其是以“文化宣教”的心志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和宣教；清教徒神学院院长周必克牧师教导我如何研究清教徒神学以及如何进行解经式讲道；唐崇荣牧师教导我如何把神学与布道结合在一起。我在主恩基督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十几年，众长老陪伴并教导我如何在牧会中传道解惑。
感谢上帝一路的带领，不管是在世俗大学中，还是在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中，上帝都保守了一些真理的明灯。愿上帝继续保守、使用各位牧长，以心传心，以灯点灯！让真理的圣火代代相传，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主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