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
在博文《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中的评论：
《野彪》评论：“以前的确是饿死过人，但饿死多少，很难统计。我觉得关键是不能双标。例如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他们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人数不对，不是三十万，是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们会说你在撒谎。
他们说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你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中共也承认错误了，后来改的也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如果揪着中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让中共下台，这办不到。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揪着日本半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要日本一命还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现在的日本人同那场战争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们怎样才能在美国过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复《野彪评论》：认同你的观点。
但想说的是：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为什么《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因为《反共》的人也知道这是制造的《谣言》，所说的全是《谎言》。没有真凭实据，但就是要说。但凡细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华人》，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在各种文章，演讲，讲话，博文中，伤痕文学中，电视电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会说：这时段饿死人的事。谎言说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为《反共》。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内在新中成立后走什么道路的之争。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派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另一派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以掀起反毛译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并持续四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武器。即造谣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
根源在于：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是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后很快批评指出错误，及时纠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具体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极左的一套。你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吗，刘邓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套来反抗。共产风，浮夸风，亩产万斤等乱来。结果搞得乱乱的，必竞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搞过更没有经验。毛泽东在高位，下面的官不配合，反而捣乱，何以能够成事？此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想要掘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要向毛主席泼污。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叫兽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纯属《说谎》。并以此制造反共《谣言》打下基础。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应该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修正主义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这两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邓小平站在麦堆上高举双手高呼着“亩产万斤的图片还是很有领导风度的。站在平地显现不出来。
当时毛主席为了要遏制浮夸风时，还不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讲话稿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在内部来传达信息。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想给大众知道毛泽东的讲话稿内容。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人民日报》。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就是一张图片上的邓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 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叫兽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