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知道龙应台也写小说。这次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一本短篇小说集《银色仙人掌》，就借了来看。书里收录了七个短篇，包括用来做书名的短篇小说《银色仙人掌》。抱着沧海遗珠的希望，还有一点淡淡的怀旧开始拜读，结果很失望。除了第一篇《银色仙人掌》和第二篇《高健壮的一天》有点新意，后面几篇都乏善可陈。
《银色仙人掌》是日记叙事。独自驾车的女人，在纳米比亚荒漠里迷了路，断油断水断粮。小说结尾让人不寒而栗：“秃鹫，一直在头上三尺处回旋，守着我踉跄的脚步。请记得我。” 第一人称 “我” 和日记体加深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通篇笔触凝重，色彩艳丽而气氛诡异，让人想起三毛的《荒山之夜》。
《高健壮的一天》是荒诞小说 —— 故事里有男人怀孕。情节是荒诞的，道理是浅显的：不论是夫还是妇，只要在家操持，注定了既无功劳也无苦劳的那个。而外出挣钱 “赚面包” 的，就可以高高在上地指使这那，“语调很奇特，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鄙夷。” 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对调了家庭分工，女外男内。在家做 “贤夫良父”的丈夫高健壮，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带孩子，为家务忙得焦头烂额。“赚面包回家” 的妻子美丽，对丈夫的辛劳视而不见，还在外沾花惹草，搞大了另外一个男人的肚子。职责和分工决定怨妇怨夫， 而不是性别。
余下的五篇，《外遇》，《看鸟》，《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堕》和《找不到左腿的男人》，不论台北或者海德堡的地点变换，反来复去讲的不外是两个话题：中年婚姻危机和不得善终的异族恋。其实细想一下，另外两篇也逃不出这个窠臼。《高健壮的一天》里婚姻的疲累和倦怠溢于言表。《银色仙人掌》里的 “我”，则是一个对丈夫失望的女子，半赌气逃出婚姻。
纵观龙应台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她始终是在学术圈里打转。在台湾念的大学，在美国拿的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返台后在大学短期任教。旅居欧洲十几年，也是在大学任教。返台后，出任首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卸任后到现在，著书立说为主。
不走弯路的顺遂经历，是人生幸事。但就此挖掘小说创作，难免单调和贫乏。比如在《在海德堡坠入爱情》，龙应台写寡妇摆面摊供独子求学，就写得非常想当然。寡妇的面目模糊，又很类型化，不出寡母孝子和恶婆婆的模式。仿佛只要是寡妇，必定早年含辛茹苦，等熬成婆必定是恶婆婆，对儿媳永远没有好脸色。可以看出龙应台怕自暴其短，知道会把不熟悉的（臆想中）生活写成四不像，所以尽量拉远远距离，用粗线条交代人物；但闭门造车的痕迹终究藏不住。真正的高手就不会掉坑里：爱丽丝 门罗 (Alice Munro) 的小说 To Reach Japan 里女主的婆婆也是寡母，她就没有被脸谱化。为躲避战乱逃到加拿大的东欧婆婆，在媳妇面前始终不卑不亢。
《在海德堡坠入爱情》和《找不到左腿的男人》写欧洲学术界里的华人小圈子。这些是龙应台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写得有真情实感。其中的竞争和压抑，也能引起些许共鸣。比如张胜捷在国际会议时跟德国人争论，因为不是母语辩不过对方，“词汇不够，他说得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的。一个词含在嘴半天不出来”。哈哈！会间休息时，自动按母语分类，华人不分中港台都聚一块，看谁讲的黄色笑话最 “色”。但总体来说，嫌太过絮叨，像一个听过多次的故事。熟悉的场景正像会议室里的日光灯，呆久了让人疲惫。
再来说说异族恋桥段。十几岁的人读三毛的《倾城》可能会感动，但一把年纪了还情呀爱呀的未免令人牙酸。再说，凡有点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一见钟情的恋爱？异国情调，更不是被人搭讪调情的保证。偏偏《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堕》和《找不到左腿的男人》讲的或者穿插的都是异族恋或街头调情，作者还讲得很投入。我觉得很可惜，小说里边一些细枝末节，抽离出来单独发展成故事，可能还更有意思。比如《在海德堡坠入情网》里那个杀人的钢琴师，或者《找不到左腿的男人》里台湾政坛的勾心斗角。
集子最后，是一篇叫《面具》的代跋。龙应台用面具来比较散文和小说的不同，说小说可以戴着面具写，散文就必要坦诚才能感人。我顺便摘录了几句。
“不写纯抒情的散文，因为我不相信我的深刻会超过唐诗宋词，更因为我讨厌琐屑。”
“散文，相对于小说，是一个没有面具的文体。因为以真面目面对读者，我有某种形象，某种身段，某种顾忌，我必须把好大一部分自己藏起来（譬如说，我绝对不会告诉读者我离过婚，杀过人，坐过牢，欺骗过情人，爱过恨过不该爱不能恨的人。。。。。）”
“小说是我的面具。”
“有了一个虚构的面具，就没有了那个束缚我的身段和形象。我是导演，和观众一起坐在黑暗的大厅里；我不再是站在台上聚光灯下的演讲者。生命里的阴暗的角落，悲伤的捉摸不定的影像。。。。。都是我明快锋利的知性散文所无法表达的情感。不够资格进入散文的 ‘琐屑’，在面具的虚实交错网中，也突然有了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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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写博文没什么进步，因为不够 “以真面目面对读者”。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