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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师母
1970年初,父母所就职的大学被撤销,一列火车把全校的教职员工拉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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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在云南兵团“接受再教育”,冬天请探亲假,先去江西干校、再去常州老家。我是在常州第一次听到“师母”这个称呼。1971年春节期间,大家族在常州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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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渐渐从祖母和父辈口中听说,在江南一带,医师和牧师的妻子,都被人尊称为“师母”。她们也确实能当得起这个称号。我的祖父是医师,叔祖父是牧师,只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上世纪七十年代,叔祖父家的五、六位子女,都住在常州、无锡一带,对他们的伯母(我的祖母)像对母亲一样尊敬。
师母是个尊称
再往前倒,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的诊所和叔祖父和教会,比门而开,人们在周末去诊所看了义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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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出身贫穷,十分吃苦耐劳。嫁给祖父后,生了十个儿子。除了日常家務、照顾孩子,診所的事情也要幫忙,所以她每天非常忙碌。祖母文化不高,品格却很高尚,是“当之无愧”的师母。她聪明能干,又温良恭俭让,一生都在热心地帮助周边的邻舍和穷人。有位叔叔抱怨说,他在弟兄中个子比较瘦小,是因祖母当年无偿地用母乳喂养一位病人的婴孩,以至于自己的儿子反而吃不到足够的母奶。
其实在文革前,许多老派的人,也把老师的妻子尊称为“师母”。文革中,学校首当其冲,“师道尊严”被大批特批,“小姐、太太、先生”都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称呼”。原来的“X师母”或者“X太太”都被改称为“XX的臭老婆”。我的祖母不过是一位年长的家庭妇女,活动范围只在亲友邻舍之间,亲朋好友还是照旧称呼她为“师母”。
从亲友们的吴侬软语中,听到这“过时”的称呼,感到了暖暖的亲情。记得有位十岁上下的小表妹,在学校大概常常批判“封资修”,插嘴说“师母”是资产阶级的叫法。立刻有老辈人骂她:“小巨/鬼头,哪能讲话像小流氓呢。”这些往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在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在留下这位女子战斗足迹的地方,在吱吱呀呀的江南木楼上,赫然听到“师母”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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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妻子—— 师母
其实我小时候听祖母说过“X师母”怎样怎样,可惜一是当时年纪小,对大人的陈年旧事没兴趣,二是祖母的常州话我不能完全听懂。到很大之后,再听祖母提起,才意识到她口中的“师母”,原来是指牧师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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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大家族修家谱时,我才知道,当年是美国的传教士栽培了祖父两兄弟,祖父做医生,叔祖父做牧师,让他们可以“自传自养”。当医生的祖父,可以从经济上支持叔祖父的福音事工。所以每个主日,“义诊”的诊所和敬拜的教堂,两门同时大开。
可惜的是,祖父在救治病人时,自己先感染霍乱而死,叔祖父后来贫病交加也没有多活几年。反过来想,倘若他们都活到了七十多岁,在文革中的遭遇恐怕不会比死去更好。
水乡革命者
江南水乡也出过不少文人型的“革命志士”,比如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都是常州人。祖母常提到她和张太雷的原配夫人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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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也出过“奇葩”女子。我也认识一位当年在清华读书的常州老乡,印象里他的父亲是工人(X师傅),他的母亲好像是老师。这位母亲早婚早育,儿子二十一、二岁时,她还不到四十岁。儿子戴着眼睛,个头不高,说话绵软,典型的江南“白面书生”。
他母亲可算是江南女子中的“异数”,人长得白净文雅,却在文革中手持双枪指挥武斗(后来儿子与他一起冲锋陷阵)。在那“暴烈”的年代,街上贴满红色标语,人人出口豪言粗语,甚至家人之间也互相批判、毫不容情。这位浑身是胆的勇武女人,把原本温润的常州,搅合得一度枪炮轰鸣、充满了呛鼻的火药味。在硝烟中,她与儿子一起高举双枪攻城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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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文革的风暴和枪炮声中,叔祖父的子女、我的这些堂叔堂姑们,好像都与世隔绝了。他们当然知道那位全市闻名的女造反派,也知道她是我朋友的母亲,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评语,就当她是一个“传说”。在风暴和动乱中,他们的言行举止依然谦卑有礼,对祖母十分敬重爱惜。他们那温柔的吴侬软语,对祖母真心的关爱尊重,让我感觉时空错位,犹如梦境: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现实版的常州城。
出过革命家和烈性女子的江南,本质是温良的,武斗的烟火很快被市井的烟火覆盖;烟雨的水汽和灵气又飘移回来。“师母”这称呼,倒很契合这个城市的性格。
本篇讲的大多是故乡事,不过既然有人把基督教算为“洋教”,就暂归海外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