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一篇文章，引起了不少愛國華人的“反感”。不少人認為，我不應當站在英國人的視角看待鴉片戰爭。我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是由於文章篇幅所限，不能在一篇文章中，從多視角觀察同一時間，因此今天這篇文章便換一個視角，站在大清國的視角審視一下當時的戰爭。
在東亞大陸，早在兩千多年前，社會便已經通過一系列的變革進入了專制化的農耕文明之中，極權專制制度成為了維護農耕文明的制度保障。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於商業和貿易，沒有絲毫的興趣。甚至統治者還會刻意打壓民間的商業行為。我們不能用統治者的無知或短視來解釋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因為在農耕文明中，農業是立國之本，兩千多年前的東亞大陸，社會生產力水平完全不可能支撐起完整的商貿體係，那時候的統治者如果真的大力發展商貿，只怕會被活活餓死。發展農業、重視農業、專注農業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正因為我們的先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整個社會結構才會隨之調整。這種社會分層體系在中國被稱為“士農工商”，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當時社會的窗口。在這個詞中，“士”指的是貴族或官員，“農”代表農民，“工”則是指手工業者，“商”則指從事貿易的商人。農民在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僅次於官員。而商人則排在最後，被視為社會底層。這並非是當時刻意貶低商人，而是那個時代的現實所要求的結果。
在一八四零年代，清國人尚未接觸到任何現代工業文明的信息，浸淫在農耕文明中的清國人完全不能理解英國人所謂的國際貿易體系，也不能接受所謂現代國家的概念，也就並不為奇了。在清國統治者的頭腦中，東亞大陸就是世界的中心，“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就是這個世界唯一需要的經濟形式。你能說他們的想法就是錯誤的嗎？我們根本無法想像乾隆、雍正、嘉慶、道光、咸豐這些自幼便死啃四書五經，並被一幫“之乎者也”的賢臣們所包圍的皇帝，突然間便拋棄了“重農輕商”這已經施行兩千年的基本國策，轉而大力發展對外經貿。如果真發生這樣的事情，那才是奇怪至極的事情呢。
處在農耕文明中的東亞大陸，完全實現了“自給自足”，既不需要進口也不需要出口，皇帝、人民只想安穩度日。他們與西方資本家們的擴張胃口之間有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
出於當時統治者的認知水平以及大清國自建國以來便一直遵循的傳統治理，清國皇帝自然而然會將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農業生產上，並堅持一貫的對外封閉政策，也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說的極端貿易保護政策。因此，外國商人以及外國的商品根本無法自由地進出清國的市場便再正常不過了。清國政府通過“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壟斷並直接阻斷外國商品在清國的正常流通途徑也並不奇怪。所有這些在大清國統治者眼中都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政策，到了英國人眼中便完全呈現出了另外一個樣子。這不是誰的錯，雞同鴨講、對牛彈琴是也。
在英國人看來，大清國市場對他們幾乎是完全封閉的，相反，清國的商品卻可以相對自由地進入英國的市場。這種自由貿易與國家壟斷之間的嚴重不平等，造成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在對清國貿易的長期逆差。這樣的貿易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容忍的。
鴉片貿易尤其是鴉片走私貿易正是在這種畸形的貿易環境下英國以及其他歐美商人的一種無奈選擇。誰也沒有料到，正是鴉片這種奇特的商品，改變了整個歐美在遠東的貿易結構，大清國官員和人民對“沒羞沒臊”生活的狂熱追求，導致鴉片漸漸成為幸福生活的必需品，並最終沖垮了大清國的對外封閉。清國曾經雷打不動的貿易順差漸漸變為了貿易逆差。皇帝陛下錢包中的銀子滾滾流向了外海，這樣的結果嚴重挑戰了清國的核心利益，因此清國皇帝派出欽差大臣，道光皇帝決定用清國自己的方法解決他所認為的貿易不平衡問題。
林則徐在廣州充滿暴力的禁煙和緝私行動，對英國商人的生命以及財產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當時英國政府派駐澳門的對清商務總監義律出於職務要求，幾乎在第一時間趕到廣州。然而，做為英國政府的商務代表，他卻無法與清國官員直接溝通或申訴。當然，代表皇權的欽差林大人也不可能有絲毫興趣去聽取一個英國官員的意見。林大人的表達非常清晰，閉上你們的嘴，交出所有的貨，是殺是剮看我心情。
我們沒辦法知道當時義律到底在想什麼，從後來的史料上看，義律在被清軍圍困的商行中承諾給他面前的各國商人，只要大家交出手中的鴉片，他負責到英國國會爭取由英國政府賠償商人們的所有損失。義律做為英國政府派出的官員，在那樣的緊要時刻，唯一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保護各國商人的生命。義律顯然在勸說各國商人不要選擇“捨命不捨財”的方法。
至於英國政府是否能賠償各國商人的損失，以及英國政府是否會派出軍隊以武力方式向清國討回損失，義律是不可能決定的。這樣的事情，就算當時的英國首相親自在廣州也沒有可能決定。後來很多中文的文章硬說義律承諾由英國政府賠償商人們的所有損失，甚至義律策劃了英國對清國的戰爭。說出這樣話的人，對現代民主國家的決策流程，恐怕一點都不了解，現代民主國家的對外戰爭以及對外賠償，不可能由一個外交官決定，也不可能由一個高級官員決定，哪怕是總統或首相。
在廣州，面對清國欽差左支右絀的是英國對清貿易總監義律，他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高超的辯詞，勸說各國商人向清國交出了所有的鴉片貨物，林大人在收到這些貨物後，經過反覆請示，最終“寬宏大量”地放棄了誅殺英國商人的想法。撿了一條命的英國商人們狼狽地逃回了英國。
從這一刻開始，皮球終於傳到了英國政府的腳下。此時，擺在英國政府面前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老老實實退出對大清的鴉片貿易，繼續回到曾經的貿易逆差之中。要麼就用武力強迫大清帝國開放口岸，接受西方的貿易規則。可以確認的一點是，英國、英國人以及英國的商人們捨不得放棄這個巨大的市場。同時，有馳騁全球海洋無敵手的皇家海軍做為後盾的英國政府，也不願意如此丟盡顏面、忍氣吞聲，因此軍事冒險幾乎成為了英國必然的選擇。
所謂的“鴉片戰爭”就是在這種詭譎的氛圍中不斷醞釀並最終爆發的。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雙方在戰端初起之時，都懷揣著“必勝”的信心，因為無論是英國還是清國，在那一時刻，都非常有把握地認為，自己就是這個星球最強大的存在。可是，戰爭的結果令雙方都大跌眼鏡，一方打死也沒想到對方如此脆弱。另一方打死也沒想到對方如此強大。正因為這些沒想到，才出現了戰後條約的各種倉促以及潦草，畢竟雙方都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我想說，站在十九世紀大清國的知識水平和立場上看，英國政府的確頗有些像強盜，歷史上的北方遊牧民族，不也被稱為強盜嗎？可是我這些文章的讀者，明明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相對於一百多年前的先人們具有顯而易見的上帝視角，怎麼就那麼矜持呢？大家不妨想想，人類文明的進步，哪一次採用了和平的方式？新老文明的更替從來就是充滿了暴力、征伐和流血。如果真如某些人所想，我們的前人老老實實團結在以愛新覺羅家族為領導核心的大清政府周圍，堅定不移地繼續走具有大清特色的極權專制道路，現在的東亞大陸會怎樣？更文明？更現代？我不敢說大家一定拖著那條看似風光的大辮子，但最起碼，中國的文明進程會延後若干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