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率領商鞅變法後逐漸強盛起來的秦國，將周天子趕出了自己的宮殿，並消滅了所有他能看到的諸侯國，秦國徹底瓦解了東亞大陸上的封建制度，一個大一統的極權專制國家就此成形。
在接下來的兩千年中，雖然朝代更替、民族融合、疆域變遷，戰亂頻仍，然而東亞大陸上縱橫逐鹿的漢人、匈奴人、羌人、氐人、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卻都義無反顧地保持並發展了源自秦國的極權專制制度。為什麼呢？為什麼他們不恢復傳統？為什麼他們會在強權面前低頭？因為，所有這些後人都發現，極權專制制度比傳統封建制度更優越，更適合農耕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
“重農輕商”、“自給自足”是兩千年前在農耕文明狀態下，東亞大陸自然而然的選擇，這樣的選擇可以追溯到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體系。農耕社會主要依賴土地和農業生產，因此重視農業的發展是必然的。商業貿易對當時的社會來說只能作為社會需求的一種補充而無法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在這樣的背景下，極權專制制度能夠提供穩定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秩序，有助於保障農業生產的進行。
然而，我們需要意識到這種選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並不意味著極權專制制度是永遠適用的。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人類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的理解也在不斷演進。更為進步的制度也必然取而代之。
十五世紀末，當歐洲人發現到達東方的新航路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荷蘭人紛紛踏上東亞大陸，開闢了一條海上貿易線路。十八世紀，英國人後來居上。可是他們共同面對的，是一個封閉、保守、自給自足的龐然大物。所有這些國家都沒有得到令他們滿意的貿易成果。
在陸路，歐洲的俄羅斯成為了鴉片戰爭前唯一與清國通過雙方締約保持貿易關係的國家，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確定了雙方的貿易原則、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條約》確定恰克圖為對俄開放口岸，雙方定期互市。
然而，清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數量卻非常有限，因為當時的俄羅斯依然處在農耕狀態，而且其經濟主體也不在遠東。俄羅斯與清國的貿易更多侷限在畜牧產品和農產品。在當時大清國的眼中，俄羅斯於其他草原民族並沒有太大區別。
十八世紀後，英國成為了清國對外貿易中最重要的國家，英國佔到清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
乾隆二十五至二十九年（一七六零-一七六四年），英國對清國的進出口總額平均每年只有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八百七十二兩的價值，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的發展，英國對清國的貿易開始穩步增長。英國對清國的輸出以毛織品為大宗，其次為鋁、錫、銅、鐘錶、玻璃及輸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依我們現代人的常識，看到以上的描述，估計所有人都會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英國對清國的貿易一定會虧本，別說幾百年前，就算是今天，英國的毛織品在中國也只能算是稀有之物，因為東亞大陸對毛織品的需求真的不大，況且毛織品從來就不是什麼便宜的東西，因此英國人的虧本是情理之中的事，資料顯示，一八零零年以前，東印度公司每年在這項貿易上穩定虧損十到二十萬兩，唯一能保證盈利的印度棉花，也遠遠抵不過毛織品的虧損。
至於清國對英國的輸出以茶葉為大宗，其次是絲綢、土布、瓷器。在茶葉的輸出方面，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以前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壟斷，茶葉在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受英人注意，英人認為茶具有“舒筋 活血......治療頭痛、暈眩、消除脾胃不適”的功能，再加上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凱瑟琳之後，凱瑟琳對茶的熱愛使飲茶在英國上流階層風行，因此茶葉成為英商對清貿易的最大宗商品，最初，每年清國茶輸出至英國約三十萬斤，十八世紀末，漸增至一千八百萬斤， 十九世紀達二千餘萬斤，佔清國出口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關於當時英國與大清貿易更詳細的內容，大家可以到我寫的《妄議前朝》系列叢書中尋找。
從雙方的貿易數字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非常突出，就是英國的工業品在清國找不到市場，而清國的產品卻深得英國市場的歡迎，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極端不平衡的貿易關係。我們現代人都知道，這種不平衡勢必導致嚴重的貿易衝突。隨後的鴉片貿易、鴉片走私甚至由此引發的戰爭都與這裡所說的“極端不平衡”有直接的關係。
這樣的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會說，清國人不喜歡英國的商品，這是清國人的自由，英國商人應當找一找自身的問題，怎麼能怪罪清國人呢？這麼說，看似有十足的道理，但實際上卻隱含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前提條件，即清國也像英國一樣是一個允許自由貿易的國家。事實並非如此。在清國，國家施行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外國商人不能到任何除廣州外的大清國城市；外國商人不能與除十三家公行之外的任何商人進行交易；外國商人更不能接觸任何大清國的官員。簡言之，外國商人在大清國沒有出行的自由，沒有選擇交易對象的自由，沒有投訴和要求保護的自由。請問，在如此嚴苛且極端的貿易環境下，外國商人怎麼知道大清國民的需求？外國商人怎麼推銷自己的產品？外國商人如何得到適當的保護？換言之，自從歐洲國家開拓了遠東貿易航線後，他們對清國的嚴重貿易逆差並不是在開放且公平的市場環境下自然產生的結果，而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操縱這一切的正是清國政府。
我們在這裡還不談大清官員的敲詐勒索、貪污腐敗，以及在大清國根本就不存在現代法律體系等。
前面說過，英國在當時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基本國策就是“重商”，追求利潤就是商人和國家的使命。可是，當這個使命遇到清國的時候，便無能為力了，永無止境的虧損成為了他們的宿命。這樣的虧損既不符合商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國家的利益，為了平衡英國與清國的貿易逆差問題，英國多次派出了自己的使節，要求清國開放貿易市場。用當代人的知識看，英國這樣做既不野蠻也不霸道，可是清國的皇帝卻用高高揚起的鼻孔告訴這些遠道而來的英國人——“滾”。
英國政府似乎無能為力。但是英國商人卻真的坐不住了，他們必須要想盡辦法打開那個他們想像中的龐大市場，也就在這個時候，鴉片逐漸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在這裡，我必須再一次強調，鴉片在最初，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清國都沒有被列入毒品的序列，鴉片就是一種商品，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商品。也許，英國商人也沒有想到鴉片會快速成為他們對清國貿易的一匹黑馬。
我會在後面的文章，詳細說英國商人們是如何通過鴉片打開大清國市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