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许多其它地方的中国移民先以劳工的形式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移民从一开始基本上就是以商人和工匠的身份进入的。也就是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是新几内亚，巴布亚直到一九五十年代之后与新几内亚合并而最终在一九七五年成为独立国家才在此期间有华人进入)的华人社会，从一开始形成，就是华商社会。
十九世纪初，他们受雇于西方殖民者的商船出海冒险，在商船上担任木匠、厨师等职务。工作期满后，由于返乡费用过高，因而选择在岛国定居，与当地民众进行合作或独立经营商业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早期华商多属于这种类型的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新几内亚为德属殖民地，战争爆发后该地为澳大利亚占领并成为其海外领地；巴布亚则为英国殖民地，后交由澳大利亚管理，但严格限制华人进入。虽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殖民者曾经从新加坡等地组织有几千名华人劳工进入新几内亚这些地方种植园工作，但百分之六十的劳工都因当地恶劣环境与气候而亡，剩余者也基本上在劳工合同结束后遣返，极少有人留下。十九世纪末，华人开始在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 Island)和新爱尔兰岛(New Ireland Island)定居经商，一些人在椰园和椰干农场做工，一方面监督当地土著工人，一方面自己经营小型交易商店。最早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来到这里的是广东人，即惠阳籍的谭氏、新宁(台山)籍的陈氏兄弟、开平籍的周氏兄弟(周龙、周英、周秋)及司徒敦懿(又名司徒行)。在1903年欧洲-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两条定期航线陆续开通后，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定居的华商数量快速增长，交易商的数量由1903年的41人增长到1914年的182人[1]，1909年华商还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Rabaul)建立了岛国地区的第一个唐人街。
新几内亚最早的华商李谭德
李谭德，出生于广东惠阳，又名阿潭(Ah Tam)。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李潭德跟随德国探险家贺欣兄弟(Hernsheim Brothers)到达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起初，他在德国商人家中担任厨师，随后涉足商业。李潭德在新不列颠的马杜比岛(Matupi Island)上开设了一家店铺和一个造船厂，其造船厂1899年为原住民建造了第一艘大船。1910年，德国殖民当局决定将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首府由可可坡(Kokopo)迁往拉包尔。为了加快城市建设，德国人委托李谭德雇佣中国工匠负责拉包尔的大部分建筑项目。在拉包尔建设启动之前，李谭德前瞻性地租下城区的17亩土地，租期长达30年，租金仅为象征性的每年100马克。[2]他在该地块上修建唐人街。由于殖民当局只允许华商在唐人街进行商业活动，众多华商不得不高价租用李谭德的店铺，为李谭德带来了巨额财富。
拥有大量财富的李谭德开始多元化经营，其企业逐步成为二十世纪初新几内亚的一个大财团。到1910年，他在拉包尔拥有一个批发零售商店，两个船坞、一家旅馆，还有酒吧、赌场、妓院和烟馆等若干家店铺。此外，他还在新爱尔兰岛有几个椰园农场。[3]
李谭德为新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史料记载，如果新移民到达新几内亚后找不到工作，往往需要在李谭德的船厂或店铺中过渡一两年。在这期间，他们的工资较低。据老华侨陈科回忆：李谭德的每个造船厂都雇佣了四五十个中国工人，尽管事先约定好每月支付给工人10马克工资，但实际上工人们仅能获得食宿，工资承诺很难兑现。每年春节，李谭德会送给每位工人一件新衣服和20马克的“借支”，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发放。[4]因此，当新移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后，他们往往会离开李谭德的商铺，到其他地区独立发展。尽管如此，李谭德客观上为新移民适应新几内亚生活和锻炼谋生技能提供了帮助。1930年，李谭德将产业出售后返回香港养老，最终在香港病逝。
陈乐陈齐陈均昆仲及其“链式移民”[5]
陈乐、陈齐、陈均三兄弟，老大陈乐(Chan Lock, 或写成Ah Lock,又名陈大喜)、老二陈齐(Chan Chai或Achai,又名陈大欢)、老三陈均(Chan Kun或Alois Akun或Ah Kun,又名陈大耀)，祖籍广东台山。陈乐1870年出生，青年时前往新加坡谋生，在一艘德国船上做厨师，1894年在新不列颠岛上定居，为德国殖民官员担任厨师。1897年，陈乐帮助老二陈齐移民新几内亚。1901年，两兄弟在约克公爵群岛(Duke of York Islands)上经营零售店。1902年，他们又帮助老三陈均移民新几内亚。
1905年，陈乐在新爱尔兰岛租了50公顷土地，建立“兰投”农场，成为首位获得租赁权的华商。1906年陈齐也加入其中。后来，陈齐独立经营新的农场“卡瑞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后，陈乐开始扶持华人教育事业，出任华语学校董事直到辞世。
陈齐1881年出生，移民经历与哥哥相似。也曾在新加坡工作。1897年，他追随哥哥移民新几内亚，起初在新几内亚德国人休斯女士家中当两年厨师，两年后开始从事椰干贸易。1901年，陈齐前往约克公爵群岛，与大哥陈乐共同经营农场，成为知名的农场主。
老三陈均1888年出生，他在1902年移居到新几内亚，没有先去新加坡过渡。1902-1907年，陈均在教会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后，回到家乡结婚，并携带家眷返回新几内亚，在唐人街经营商行。凭借出色的德语和英语水平，他常与白人进行交易，经济实力逐步壮大，在财力上超过了两位兄长。到二十世纪1920-1930年代，陈均已经成为当地华人领袖，业务延伸到香港和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陈均把生意交给儿子陈秉达(Bernard Akun)打理，自己则到香港安享晚年，1963年在香港去世。[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9月澳大利亚军队便出兵驱逐德国殖民者，进驻新几内亚，此后直到1975年新几内亚一直由澳洲管理。当时华商群体已经颇具规模，总数达到1500人，拉包尔唐人街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英属巴布亚(Papua)以及在其交给澳大利亚管理后，就一直实施严厉的移民政策，限制中国人进入这块领地发展[7]，1933年人口普查显示，该领地只有5名华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里只有一户华人。[8]有鉴于此，澳大利亚在占领和托管新几内亚后，就实施与在巴布亚相类的政策，有意排挤华侨华人，对华商经营也进行了各种限制，导致华商在生产经验方面遭遇了众多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下，华商在多个海岛区域实现了艰难的发展。
从华商的籍贯看，太平洋战争前，广东四邑地区(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华商数量较多，占当地华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次是客家人，还有一部分是海南人和福建人。其中，开平的司徒家族和周氏家族、台山的陈氏家族在岛国的人数众多，成为该地区的大姓，比如除了前述的台山陈氏三兄弟及其后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成为该国总理的陈仲民家族，原籍也是台山(其父陈柏在二十世纪初来到新几内亚)。陈、周两姓在一九二十年代就在新几内亚相当的富有。其它较为普遍的姓氏，计有张(粟明鲜认识的张荣熙先生[二○○九年去世]，是开平人)、朱、胡、黄、邝、李、谢、麦(粟明鲜认识的麦添强先生是在拉包尔出生的台山籍人[9])、蔡、曾、吴、叶等。此外，关姓也是来自开平。关华在二十世纪早期来到新几内亚，其子关子戴在一九七二年当选国会议员。[10]当一九二十年代初国民党在新几内亚组织支部时，其主要负责人及其骨干人员都是开平司徒宗族人士。不同地区华商在技艺上也存在差异，四邑人大多数是木匠，客家人多为厨师，海南人主要从为商船的水手。他们的聚集对华商产业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几内亚华商群体的发展
在澳大利亚统治之下，殖民当局不再放任华商的商业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压限制华商，以维护欧洲商人的利益。这些措施首先体现在对华商的社会地位进行了贬低，视他们为“有色人种”，规定华人在犯罪后必须接受土著法庭的审判。[11]此外，还对华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严格限制华人在餐饮、娱乐等场合与欧洲白人接触。1917年，殖民总督莱斯布里奇进一步采取行动，颁布了《羚羊半岛椰子椰干交易法》，强制规定商人必须以固定价格从土著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并以特定物品交换椰干。同时，为了阻止华商与土著居民的接触，规定在原有交易站2英里内不再发放新执照，并禁止华商在科可坡地区从事商业活动。[12]同年，当局还颁布了《控制华人商业法》，禁止华人从事批发和进出口贸易，[13]对华商的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为了限制华商数量的增长，澳属新几内亚当局从1921年开始实施紧缩的移民政策。根据该政策，1922年1月前抵达新几内亚的华人可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不得拥有当地国籍，只能以“外国人”身份活动，且一旦离开超过十二个月将失去永久居留权。1922年1月后到达的华人则只能短期停留，即使拥有永久居留者的家人也不例外。为了加速种族同化，当局还限制华人教师前往新几内亚，规定他们最多只能停留三年，期满后最多可以延期一次，到期必须离开新几内亚回国。[14]
这些政策引发了当地华商的强烈抗议。1924年，侨领陈均代表拉包尔华商向殖民当局提出抗议[15]，要求废除这些不合理规定，但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此高压政策下，华人不得不采取应对策略，如雇佣白人作为“店长”进行商业活动，并大量雇佣土著居民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此期间，华商在新几内亚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白人与土著人之间，受到双方的挤压。白人通常认为华侨华人不应涉足商业领域，认为他们更适合从事技术性工作，如理发师、厨师、木匠、司机和海员等。而土著人则视华人为商业剥削者，认为华人是导致他们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各种限制措施，华商在新几内亚的生活和经营环境变得日益艰难。
尽管唐人街最初是殖民当局为了限制华商而划定的，但实际上却为华商经济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华人的精心经营下，唐人街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新几内亚举足轻重的商业区。一位澳大利亚陆军中尉曾感叹：“拉包尔宛如一个东亚小城，商店、餐馆、裁缝店和洗衣店林立其中，还有制靴店、肉铺、面包房、木匠和机械铺……每个人都有理由光顾这里，不知道华人用什么魔法把它移植到了新不列颠岛”。[16]1923年的华文报纸报道称，据人口统计显示，澳属新几内亚的华人总数为1424人，“亚包一埠，有华人八百名，各行工匠，均有华人营业。在华人埠，有散沽物货铺户一百间，旅馆二间。”[17]足见华商生意之兴盛。到1960年，在澳属新几内亚托管地的华人已有2800余人，聚居于拉包尔，掌握拉包尔之进出口业及零售业，并在拉包尔郊区及附近岛屿经营椰子园，“惟椰干椰油之出口贸易，则为英澳商行所操纵。”[18]台山人王友，在太平洋战争前由器叔父从家乡带到新几内亚，进入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 Island)经营一间商店，后来也拥有种植园。
在祖国抗战爆发后，华侨华人还积极回国参战。“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新几内亚后，华侨华人回国参军，进行御悔卫国的行动。其中，司徒忠和甄金荣最具代表性。司徒忠是广东开平人，年少时随伯父前往新几内亚经商，本可以继承伯父的产业，在商业中大展宏图。但司徒忠选择回国从军，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忠在开平组建四乡自卫队，并担任大队长，进行抗日活动。1944年6月24日，日寇侵占三埠，自卫队七名队员坚守开平南楼，阻击日军八天九夜，最终全部牺牲。甄金荣出生于新几内亚，属于第二代华侨，祖籍广东台山。在抗日救亡热潮的感召下，他回国参与空军培训，成为空军飞行员，在抗战中击落日军飞机数架，但最终因座机被击落而重伤跳伞。[19]
华商代表举例——司徒协麟
十九世纪末以来，巴新华商为住在国的发展和民间友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司徒协麟及其家族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商贾。
司徒协麟，祖籍广东省恩平县。他的父亲司徒如英16岁时因战乱逃离家乡，远赴新几内亚投靠亲友。初到新几内亚，司徒如英和其他华侨一样，只能依靠打工维持生计。他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车夫，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与几位朋友在拉包尔共同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并担任经理。由于经营得当，公司生意逐渐兴旺，不仅承接新几内亚的业务，还扩展到了广东。
司徒如英后来娶了一位当地华侨麦金凤为妻，两人共同孕育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1933年司徒如英在前往广州做生意时感染盲肠炎，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看似并不严重的疾病却夺去了他的年轻生命。
父亲离世时，司徒协麟刚刚满月。母亲麦金凤陷入了困境，只能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恩平暂住，后被外祖父接回新几内亚。尽管司徒如英已经去世，但他在公司中仍持有不少股份。然而，其他股东却试图剥夺他们的决策权，甚至克扣分红和伙食费，使母子五人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经历反而锤炼了司徒协麟的顽强意志，培养了他勤劳、俭朴、百折不挠的精神。尽管家境并不宽裕，麦金凤却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期望司徒协麟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16岁时，司徒协麟前往澳大利亚求学，成绩优异，毕业后获得了进入大学攻读工程学的机会。然而，因家境贫寒，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返回巴新谋生。
司徒协麟先后在姨夫的公司、壳牌公司和一家建材行任职。1965年，已届32岁的他在姨夫支持下，在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开设了一家超级市场。虽然这次投资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他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意识到肉类批发具有巨大的潜力，于是成立了专门的公司从事这一业务，获得丰厚回报。随后，他又将业务扩展到皮件加工、人寿保险等领域。公司规模迅速扩大，资产达到3000万基拿(巴布亚新几内亚货币)，业务年增长率高达10%-50%。
当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石油资源刚刚得到开发，吸引了众多外国商人前来投资。受到东南亚华人多元化经营的启发，司徒协麟决定进军房地产行业。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时巴布亚新几内亚土地价格低廉且住房需求量大，但尚无人进行开发。于是，他以较低价格从政府手中租赁土地，建设高级住宅和办公大楼。大楼尚未完工，便被外国客商抢购一空。此后，他继续扩大房地产投资，先后建设了多幢办公大楼和住宅楼，房地产业务逐渐成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产值占公司总业务的25％-30％。此外，他还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行了投资，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20]
由于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司徒协麟荣获了英国女王颁发的爵士称号和大英帝国勋章。他还担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投资发展管理局委员和国家投资合作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司徒协麟始终保持着华人的生活习惯。他的广东话流利自如，住宅也充满了中国特色。尽管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参与当地事务及华人社区活动，积极帮助当地的华人同胞，深受人们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