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吴中士子各进献诗赋贺驾。二十四岁嘉定学子钱大昕作《赋得指佞草》 五言八韵律赋被江南学政莊有恭圈定为一等，呈献御下亲阅。《赋得指佞草》曰：
中天方远佞，小草亦怀忠。
匪手偏能指，无心乃至公。
孤标宜近日，劲节讵随风。
自欲倾葵效，全教滋蔓空。
根依阶砌畔，影射棘槐中。
赋性嗤萧艾，遭时异梗蓬。
触邪神豸似，纪瑞岁蓂同。
圣代明良会，钦兹励百工。
正在江宁的沈德潜读罢赞许有加：“灼灼状桃花之态，依依彿构柳之态，寻条赴节，情韵环周。唐人律赋中亦称高手，诗格并见大方。” 乾隆帝欣然命江宁特设召试，钱大昕等六位学子被圈定特赐举人。三年后钱大昕高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京师二十三年的仕途。以上摘自《潜研堂文集》。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建院之初无一张过硬文凭的陈寅恪先生被聘为四导师之一，史学家傅斯年先生面对一些质疑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此言无疑是夸奖陈先生，而“三百年” 又有何指？由民国1925年追溯三百年，确有一座汉学高峰，那就是钱大昕。笔者觉得搁置西学的研究和借鉴仅以汉学讲，清华四导师的学问加起来也未超越三百年前的钱大昕，即使放眼清代治学二百位儒学大家，钱大昕依然是鹤立鸡群。
笔者完成《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之作后，数月里始终沉浸在同样境地思考，正如一位长跑健将抵达终点后需要一段小跑，长时间驾车后关上引擎需要一隙小坐一样，此文亦是某种延续，大作完成之后一个“后记”而已。家父墓地安置在嘉定，本想将来有机会去嘉定时顺便瞻仰钱大昕先生墓地和“潜研堂”故居，但查下来钱先生墓地虽躲过晚清太平天国乱事，民国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等但没有躲过文革摧残，甚为可惜。据说“潜研堂”故居也是多次搬迁改造，今天的墓地和故居象征意义早已盖过历史意义。相比较世界各地还有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遗存，这个特殊国都几乎保不住任何古物，倒越发觉得不奇怪了。
嘉定进士钱大昕北上京师初寓宣武门外绳匠胡同，之后五年曾七次迁居，见《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诗中有“五年光景七移居”，钱大昕自注云：“予以壬申(1752)六月至都，寓绳匠胡同，十二月寓草厂胡同僧舍。癸酉(1753)二月寓潘家河沿，九月寓椿树胡同，乙亥(1755)二月寓闵忠寺街，六月寓横街。至是凡七移寓矣”， 五年七迁，居址均在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宣南”的地区。其后钱大昕一家又曾移居宣武门外大街、官菜园上街、将军教场胡同亦在宣南，则移居已达十次。究其原因，笔者觉得还是家境窘迫，在嘉定在苏州钱大昕都有钱家宗族或朋友关照，而在北京就不一样。虽然他后来累充山东、湖南、顺天乡试主考官，然毕竟是翰苑闲曹薪俸不高，无力自置寓宅，不得已为求安居之所而奔波。钱大昕从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大街时有题壁诗一首，述其迁居之苦：“真似山僧惯打包，桑根三宿等闲抛。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市近米盐喧耳畔，客疏尘土积堂坳。年来学得安心诀，容膝三间即乐郊。”一位大学问家为迁居所苦，发出“桑根三宿”、“劳如车轴”、“鸠未定巢”之叹，又于无奈之中只能学得“安心之诀”，寄望“容膝三间”即可。
同时钱大昕搬迁始终不愿意离舍宣南而去更偏僻之处又何意？只有了解乾隆时代的京师城区答案易见，京师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京师的宣南则人文荟萃，名流蔚集。曹仁虎、王鸣盛、王昶均为钱大昕紫阳书院之同窗，入都后均寓居宣南，钱大昕入京后还认识了纪昀、朱筠、毕沅、赵翼、程晋芳、陆锡熊、卢文招、翁方纲等，还有同年同官以及慕名相访之学人名士，极为广泛。钱大昕在《炙砚集序》中写有：“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夫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思寻家庭长枕大被之乐，翻不可得。”， “望衡对宇之际”，日夕过从，论学说文，钱大昕称为“此平生第一快事也。”
宣南也给钱大昕见识戴震提供的机缘，一日在宣南纪晓岚寓所钱大昕初遇戴震，三人论及天算之学。戴震极称其师江永算术不下于梅文鼎。钱大昕则认为江永之学大都据西法引申。而梅文鼎能用西学，江永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在学问上分歧并没有影响彼此尊敬，钱大昕对后学戴震极为爱护，他向秦慧田推荐戴震，秦大喜遂聘其至家中助编《五礼通考》。戴震后来“名震京师”和通过钱大昕认识众多在京学者不无关系，钱后来对戴震评价很高，“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戴震虽有才高自傲，但说过“当代学者，吾以晓征(钱大昕字)为第二人。”即以排在钱大昕之后第二位自居。
钱大昕对史学的贡献莫过于其名著《廿二史考异》，此著也动笔于宣南地区，钱在该著自序中述成书经过：“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钱大昕所述“通籍以后”至“丁亥岁乞假归里”，其间计十五年，正是钱氏旅居宣南之时。可见，钱大昕在宣南寓斋辛勤耕耘，《廿二史考异》已奠下基础，初具规模或已成初稿。钱氏自序写于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此时钱大昕已从弱冠之年到中老年52岁。《廿二史考异》全书一百卷，历二十八年写成。钱大昕认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实以开导后学。”全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对《史记》《汉书》《金史》《元史》二十二朝正史全面考证辨异、校勘补遗，因清代学者不承认《旧唐书》《五代史》，与所谓“廿四史”少二史，可谓考证汉大历史之先河。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曾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书纸上的史料还要靠地下挖掘出的史料相佐证。而三百年前在宣南的钱大昕已经作了实证。乾隆三十五年，京师琉璃厂窑产掘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有墓志。钱大昕闻讯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遗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主事者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此碑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子姓皆通显，而姓氏不载正史”。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十八，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钱氏所述辽南京城地望，以及唐闵忠寺及清琉璃厂位置，正在今北京市宣武区所辖地域之内。现代考古学家赵其昌考证，燕下乡，即唐代之燕夏乡，其地在当时东城墙迤东至今广渠门一带，海王村则为燕下乡所属村落，其区域在今琉璃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一事，仅是他金石考史补史之一例，《钱竹汀先生行述》亦记钱大昕“在京寓，暇即读经史，日以为常。间往琉璃厂书市，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晨夕校勘，佐以史事，为之拓尾，考证金石文字自此始”。《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是钱大昕金石文字研究心得之结晶。乾嘉学派史学家王鸣盛为之作序，认为古来金石学名家有宋之欧阳修、刘敞，赵明诚，明之都穆，清之顾炎武、王澍、朱彝尊七人。而钱大昕“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评价极高。梁启超论清代学术称金石学在清代“彪然成一科学”，顾炎武为斯学滥觞，而继起诸大家则首列钱大昕，可见钱大昕于金石学之贡献及其学术地位。
乾隆三十二年，钱大昕夫人王舜英去世，钱于是年告病还乡。两年后又回到京师，补原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随后干三十九年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再次出都，旋任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钱大昕父卒，返里守制。服阙，又丁母忧。从此告病不再复出。在此期间，钱大昕曾先后出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院长。乾隆五十四年，在阔别三十七年之后，钱大昕回到受业之地苏州紫阳书院任院长。从钟山到紫阳，执掌杏坛长达三十余年，学子中不乏朴学大家，作育英才，树人百年。
苏州紫阳书院是钱大昕受业之所，又是其学术肇源之地。钱氏通籍后先后居京师宣南长达二十三年。宣南地处京师，八方辐辏，贤士大夫云集。钱大昕居于宣南，纳各家之长，补己之短，切磋交流，形成钱氏独自学术风格，其造诣达于高峰。晚年钱氏又重返江南，入长紫阳，其学术曰益光大，授业解惑，影响所及自成一派。这种由南而北，由北而南之学术交流与融合，构成清代治学发展史上颇具特色之篇章，亦宣南文化独具之特色。钱大昕著作等身，除了上文记载《廿二史考异》，还有《潜研堂全书》收《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元史艺文表》四卷，《通鉴注辨证》二卷等。著名的《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常年读书笔记，所谓“十驾”取自《荀子》：“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1804年11月2曰，一代大师年已古稀病卒于苏州紫阳书院，享年76岁。仙逝当日大师还和学子们聊天谈笑，王昶作《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卒之日尚与诸生相见，口讲指画，谈笑不辍，及少疲，倚枕而卧，不逾时家人趋视，已与造化者游矣。非其天怀淡定，涵养有素，能如此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