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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 下篇
要考证《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先要明确这些诗作性质。它属于五言古诗而不是五言乐府诗,所谓乐府诗是汉武帝通过行政令设官署掌管民间歌辞入乐,因多民族“新音”引入汉语,歌辞亦有四言发展至五言。《古诗十九首》受五言乐府诗影响,但属于文人所作成熟之五言古诗。
昭明太子萧统在编《昭明文选》没有注明其写作年代,只将其编在题名为李陵和苏武的几首“杂诗”之前。《古诗十九首》中有部分诗篇被比《昭明文选》编纂年代稍晚的《玉台新咏》收入,但却是标记为西汉人枚乘的作品,更早的刘勰著《文心雕龙》也有同样的说法。这似乎只能证明《昭明文选》这样的编排次序确是遵循写作年代。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又阐明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出自东汉时期与班固同时代诗人傅毅之手,唐人李善亦谓所谓枚乘之作,乃“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枚)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李善注《文选》卷二九失名《古诗》注)。不过南朝萧梁的钟嵘在《诗品》里又说这些古诗“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即谓曹植和王粲才是这些古诗的作者。上述古人的考证将这十九首风格看似接近而年代跨越二百多年,有姓有名作者提到四,五位。
清代乾嘉学者就《古诗十九首》作成时代的考据大致分两派,一派侧重五言诗的产生年代和这些诗作的总体风格作分析,钱大昕在其《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七言在五言之前”条中写到: “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即《古诗十九首》绝不会在枚乘所在的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必定是在这一时期以后才会产生像《古诗十九首》这样风格之五言诗。钱大昕这一说法,沿袭至现代桐城派学者马茂元先生的“东汉后期说”,即认为《古诗十九首》应是“建安以前东汉末期的作品”。另一派是钱大昕同时代学者赵翼主张《古诗十九首》中应存有汉武帝时期的作品,述之曰:“盖汉武好尚文词,故当时才士各争新斗奇,创为此体,实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种,至时而开,不能秘也。”两派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钱大昕所叙:《古诗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时。
近代梁启超先生在其《美文及其历史》一文中指出:《古诗十九首》作风如此相同,不会分开在相隔几百年的两个时代。叶嘉莹先生认为,参照唐代有足够多的诗作可以比较,即使初唐至盛唐,盛唐至中唐,诗风都有完全不同,何况从西汉枚乘至东汉傅毅就横跨二百余年诗风难道不变?笔者觉得历代学者不可信猜疑,在今天远比古人能获得更多全面史料下,不用花大笔墨作文字推导,剩下疑问只有《古诗十九首》是否写于西汉?其次傅毅这位人物很关键,《古诗十九首》写于傅毅之前还是之后?
关于《古诗十九首》是否写于西汉,叶嘉莹先生在其《迦陵论诗丛稿》作有详细考证,笔者在此载其重点作以表述:《古诗十九首》被疑含有西汉诗作主要是其中一首《明月皎夜光》中有一句“玉衡指孟冬”,这首诗写“促织”“白露”“秋蝉”等完全是秋天景物,而“孟冬”是初冬季节,为《昭明文选》作注的唐人李善认为这里是历法问题,“《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即将初秋指孟冬符合西汉历法,故此诗写于西汉。叶先生认为“玉衡指孟冬”并非指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时天空景象,“玉衡”为北斗七星之第五颗星,而“孟冬”指天上十二方位中某一方位,“玉衡指孟冬”是描述初秋星空,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关于星象推理可参考叶先生原著。笔者在此再加一论据,此诗和“玉衡指孟冬”相对的后一句是“众星何历历”,细品都在描写秋夜星空方才合理,如果站在叶嘉莹先生立场推翻唐人李善的西汉历法说,《古诗十九首》有西汉作品说就无立足之地。
正如上文提到刘勰著《文心雕龙》认为《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为东汉章帝时代傅毅所作,傅毅大部分诗赋如《舞赋》《洛都赋》《雅琴赋》大都编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傅毅是否作过五言古诗不得考证,他同时代还有位史学家班固写赋比傅毅出名,班固写过五言古诗《咏史》在此摘而读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北阙,阙下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笔者认为这首《咏史》虽朴实无华,但比较《古诗十九首》无论是比兴或情感叙述远不如后者,钟嵘在《诗品》序中恰好提到此诗,整段文章是评价两汉诗歌演变:“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从“诗人之风,顿已缺丧”到东汉二百年只有班固《咏史》,文脉之间可以读出在钟嵘眼里,班固之五言诗只能评及格而已,和《古诗十九首》一字千金相差甚远,何况钟嵘将班固诗评在“下品第一”,和“古诗”位上品第一差天壤之别。这里也可解读出在班固时代五言古诗还不是文坛主流,未吸引汉赋大家从事此创作。其次也可以推到即使傅毅写有五言古诗,风格也大致和班固《咏史》相仿,这是推翻刘勰主张《冉冉孤生竹》为傅毅所作之有力论述。其次班固著《汉书 艺文志》中对于《古诗十九首》或者其他五言古诗无任何记载评述,这也可证明《古诗十九首》不可能创作于班固傅毅之前。魏文帝曹丕写有文学评论《典论 论文》中提到班固和傅毅,这又给后人提供了一个线索: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在曹丕眼里傅毅和班固在伯仲之间,“而固小之”即班固一直看不起傅毅,还在给胞弟班超信里提到傅毅靠文章当上兰台令史等等,这里可以解读为,如果傅毅作有《冉冉孤生竹》一诗,班固绝不会小看傅毅,曹丕这样一位爱诗如命的人物也会借《冉冉孤生竹》数落班固一番,《古诗十九首》作于班固傅毅之后无疑,同时曹丕在很多文章中点评父曹操,弟曹植以及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文时也没有提到哪一位写有《古诗十九首》,况且建安七子时代的五言诗早已脱离《古诗十九首》那温厚含蓄之风,对偶骈文辞藻大开大合,华丽无比。从诗风上亦可判断《古诗十九首》成于建安七子之前。以上是笔者阅读文史对《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之思考,因旁证或出土实证近乎绝迹,故属于推测范畴。最后附上笔者最爱读《古诗十九首》之《西北有高楼》和魏文帝曹丕作《芙蓉池作》,有兴趣的读者试着一读便知年代之隔阂和风格之先后:
《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芙蓉池作》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
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
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