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一月革命期间的斗走资派

那一阵上海的马路上很热闹，不时可以看到走资派被游街的车辆，最值得看的，也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时用那种修理电车电线的升降车，让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二位上海最大的走资派站上去， 将车子升到最高点，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淮海路外滩这些地方开来开去，估计这道风景线是空前绝后的了。

市里他俩最大，市里每个部委每个句，每个系统的“口”，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口”，市委有一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把各个系统分为不同的“口”， 并没有真正的“口”机构， 比如文教卫生“口”， 是伟大分管书记是杨西光， 工交“口”上海最大的“嘴巴”（口不就是嘴巴吗？），分管书记是除陈曹之外最大的“官”马天水，等等。 到处都在游斗走资派，阿拉只是个中学生， 近距离看得到的就是自己中学的书记校长，俺们中学的校长偏偏是个民主人士， 早在红八月就被揪出来了， 此刻反倒平安无事了，没人管她的（女的）。

书记是个新四军报务员出身的14级女干部，运动一开始的七八月份，就把学校的教职员工们暗中排了左中右，依靠左打击右团结中左孤立中右，最右的几个老师被揪出来打扫厕所，红八月里让红五类组织红卫兵批斗，有殴打的，这些“被定为右”的老师，一部分是有历史问题的，也有平时比较不听话的老师，也有爱发表点自己的意见的老师，没有一个是真的被“揪出来”的， 全是党支部暗中给左派师生“递”的材料，有些年轻教师什么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有啊， 但被排进“右”的队伍，跟着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打扫厕所扫走廊，干着干着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哪个十三四岁的初中从后面用棍子敲一下脑袋。

这是共产党搞政治运动的常规做法嘛， 上级一发号召，党组织布置积极分子行动，将本单位人员排“依靠对象，团结对象， 孤立对象， 打击对象”的座次， 没料想，全中国大概几乎每一个支部书记都没料想到这次的运动居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犯了经验注意到错误，以致到了红旗杂志13期社论之后，几乎所有 的支部书记都在那一个阶段成了走资派。

回到自己的中学。

在一月底的某天， 借用了日晖电影院召开大会，舞台上最显眼的前方， 从舞台这头到另一端，一个挨一个跪着学校领导（校长不在内），和最积极的那些积极分子老师，即保皇派们。

运动一开始就挨了整的部分老师，轮流上台控诉被迫害的经历， 支部书记老老实实一一承认错误，若那个老师提出要求到家门口贴上平反昭雪的告示， 支部书记一一答应，会后累得书记要命似的写了不知道多少这类告示，因为不但本校的要写， 有些被本校学生抄过家的，也跑学校来，要一张安民告示，贴自己门口，以消除“流毒”，书记只好一一照办，学校附近的新村房子里， 好几个门洞都贴有此类右这所中学那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亲自撰写的平反道歉大字报， 前一阶段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受到”迫害“的革命群众包括不革命人员，似乎扬眉吐气了一阵，其中有一部分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革命造反队伍。

阿拉中学有几个年轻老师，对前一阶段被列入扫厕所的“打击对象”队伍十分气愤， 此刻就成了造反派的核心， 初中学生算什么呀，还不是都听二十几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教师的话，前段时间被党支部不待见的年轻老师中， 往往容易有体育教师，搞体育的人一般都比较喜欢穿得好看些，很容易招其他土里土气的老师妒忌，而党组织平均来说就是比较喜欢那些穿得土里土气得人， 艰苦朴素嘛，尤其是外地分来的，家是农村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大学生， 这类人绝对是党组织的依靠对象。

一到文化革命，那些受组织看重的老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对老师排左中右时， 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潜意识中对时髦老师的嫉恨，转移到了排名次的工作中。

到了可以造党组织反的时刻，被整过的年轻教师，又把自己对那些整过自己的土气老师的怨恨，透露给了跟随自己造反的学生， 特别是运动队的学生，好戏来了。

前面说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活动批判大会上，还没什么动手动脚，会后，就难说了， 这个时候的领导们还真没吃啥生活，可那些“保皇派”，就不一样了， 上海的中学生正当青春初期，当然是喜欢时髦漂亮的老师， 哪怕是家里很穷的红五类子女， 运动队的同学，向往的目标毫无疑问， 不可能是土里土气的外地农村来的老师，很欢迎的是上海那些有钱家庭的体育老师，顺便说一句，文革前上海体院或师院体育系学生中， 非红五类子女很高，在老师的暗示下， 运动队的同学很容易就替自己偶像级的体育老师的“仇人”出出气， 这类老师挨的揍，远比“走资派”厉害，还得加上一条， 这类老师的嘴和骨头真的比较硬， 打得鼻青眼肿楞不求饶！

到了运动后期，翻了天， 开始整造反派的时候，几年下来，土气老师也不那么土了，老三届学生也离开学校，就有这类原保皇派老师亲自动手， 殴打原先瞧自己不起的造反派老师，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