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的失敗，帶來的就是屈辱”，這話也對也不對。對於失敗的一方，如果興高采烈，的確說不過去，畢竟，戰爭失敗的一方，會被勝利一方用槍指著腦袋，答應一些自己心不甘情不願的條件。為什麼說那句話也不對呢？這是因為，有很多時候，被用槍指著腦袋所簽署的協議很可能讓無數人感到高興和欣慰。遠的不說，二戰後，德國人被用槍指著腦袋簽署的《波茨坦協定》以及日本人被迫簽署的《舊金山合約》便證明了這一點。我想問大家，《波茨坦協定》和《舊金山合約》平等嗎？
《萬年合約》，這是清國給《南京條約》所起的動聽的名字，從這個名字，大家可以猜出清國在這個條約中寄託的美好願景。承平已久的清國皇帝不想有人來打擾他的好日子。自給自足、閉關鎖國，對清國來說原本就不是什麼痛苦的事。戰爭結束了，當道光皇帝知道英國根本就沒想顛覆他的江山時，道光只想對英國人說一句：“想要點什麼，只管說。”
英國人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割讓遠在天邊，沒什麼人煙的小島，所有的大清官員心裡暗笑，一幫沒見過世面的土包子。成交。
第二個要求是賠款2100萬，聽這個數字有些肉疼，但是看看明細，還算合理，成交。
第三個要求，開放五個口岸通商，這的確有些困難，畢竟這一條與清國的國策不符啊。咱想閉關鎖國，你卻逼我開放；咱想自給自足，你卻逼我自由貿易；咱想愚弄百姓，你卻逼我自由傳教。剛想反對，看看黑洞洞的槍口，成交。
第四個要求，協定關稅，老子很久沒有收過税了，你們一直裡應外合，走私販運，我還真沒辦法，這下可以收稅，不算壞事，成交。
其餘的，什麼交換戰俘、不允許清算帶路黨等，成交。
對了，還有一條，你們英國人都忘了，我們大清官員要提醒你們，今後你們英國人在大清犯罪，你們自己帶走處理，我們懶得管。接受。
就這樣，《萬年合約》簽署了。
說實話，這個條約的確有點不平等，具體哪一條不平等呢？割地？其實割讓土地在那個時代，算不上不平等，大家不妨看看，二戰結束的時候，德國和日本，有多少土地被“割讓”，一直到現在，這些土地還是引起糾紛的原因。在二戰之前的國際關係準則中，既然戰敗，那麼割地、賠款都是十分正常的處置方式。反過來說，如果大清國在那場戰爭中是勝利的一方，大清國要求英國割地、賠款，對英國來說也是十分正常的，對於交戰雙方而言，這算是一種平等。
關於英國提出的協定關稅要求，如果英國是針對一個現代國家，其要求明顯是太過份了。可是當年的大清國並不是一個現代國家啊！大清國做為一個對外封閉的古老帝國，僅允許在廣州一地對外通商，其關稅也僅是象徵性的。當時的大清國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海關，也沒有國家制定的海關規則，各國商人在廣州面對的並不是大清國海關和大清國的國家關稅，而是當地政府和官僚的盤剝，英國人是為了爭取平等貿易的權利才提出協定關稅要求的。如果我們這些後人將現代國與國準則硬套到當年的清國和英國頭上，似乎有些不倫不類。
治外法權更是如此，大清國官方主動提出放棄司法權利，並不是出於對現代法律的理解，而是單純為了避免麻煩。在當時大清國官方的思維中，那些在大清國經商的洋人的確有點令他們感到討厭，按照大清律例，打屁股、流放、斬首、凌遲等等，都是所謂的司法慣例。可以洋人政府每每遇到這種情形便會跑來嘰嘰歪歪，大清國不想惹這些麻煩，因此才提出你們的人犯法，你們自己處理。大清國的無知的確非常可笑，但是這裡所說的無知，也是基於現代法律的基礎之上的啊。現實是，大清國主動放棄自己的司法權，後人卻反說是英國人不公平，這種作法本身就很不平等吧？！
其實，站在大清國的立場，當時統治者感覺最不能接受的卻是大家都難以想像的一個條款，就是“五口通商”。這種大清國心不甘情不願的強制開放，直接影響了大清國固有的治國理政方向，如果不是被英國的槍砲逼著，清國第一個強烈反對的正是“五口通商”。事實證明，真正對後世的東亞大陸產生深遠影響的，既不是香港島的割讓，也不是2100萬的賠款，更不是協議關稅和喪失治外法權，而是“五口通商”。有趣的是，絕大多數華人將各種羞愧和屈辱都集中到了前者之上，並由此斷言《萬國合約》是各種不平等條約的鼻祖。
《南京條約》做為官方和學界一再認證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實是非常名不正也言不順的。對略通東亞大陸歷史的人來說，自古以來，中原正統王朝同外敵簽署的”不平等“條約簡直多如牛毛，割地、陪銀子、送女人、稱爸爸??啥沒幹過？道光皇帝想爭這個第一，問過一眾老祖宗嗎？隨便舉幾個例子《長平之盟》大漢皇帝對匈奴賠錢、陪女人；《唐、蕃清水盟约》大唐皇帝向吐蕃割地服軟；《澶淵之盟》大宋朝向遼國賠款歲貢，嫁姑娘。哪個不是喪權辱國？哪個不是屈辱憋屈？又有哪個是平等的？
既然說到了“不平等條約”，我還真的不得不多說幾句。“不平等條約”這個詞本身可不是自古以來漢語就有的固有詞彙。現如今，耳熟能詳，很能挑動中國人脆弱神經的那個詞，直到大清國都快滅亡的時候，才出現在一些報刊上。最早可考為一九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新民叢報》的刊文中，文中說“一言以蔽之，領事裁判權者，實不平等條約之結果也”；同年八月二十日《新民叢報》又刊文“我國與諸國所結條約，皆不平等條約也，與日本改正條約前之情形正同。”；一九一五年中日雙方交涉《二十一條》後報刊上“不平等條約”的用語開始增多，但政界大老們最早使用此語，最早可考為巴黎和會期間，具體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由外交家王寵惠、林長民及前總理熊希齡等創立“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時，提出的宗旨之一為“廢更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 ；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華盛頓會議期間，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指令代表團要提案“修正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國際間立於平等地位。”而真正將“不平等條約”這個詞得以普遍，是始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其中有“與各國立不平等之條約。至今清廷雖覆，而我竟陷於為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矣。”之後，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政綱，在對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的政策。
看到了吧，大清國官方從來就沒有使用過“不平等條約“這個說法，這頂帽子是後來的中華民國給大清國戴上的。當然，中華民國做為大清國遺產的繼承人，對這些條約的確感到很不舒服，原因在於中華民國推翻了滿清統治，正努力想變成一個可以融入國際秩序的現代國家，因此才感到眾多條約與現代國際法的衝突。國際社會並沒有無視東亞大陸的變化，隨著中華民國步入現代國際社會，各種“不平等條約”相繼解除。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魏道明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簽署了《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與換文》，簡稱《中美新約》。在同一天，國民政府代表宋子文與英國代表在重慶簽署了《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簡稱《中英新約》。新約簽訂的次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宣布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已經徹底終止。東亞大陸在這一刻才算徹底融入現代社會並被完全接受。
請注意，我們在這裡討論《南京條約》是不是不平等的時候，我是站在大清國的立場，一個中世紀的帝國與一個現代國家之間，對平等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大家不妨多想想，從清國的立場看，什麼是平等？當年，朝鮮、琉球、安南??在大清帝國面前，只能匍匐在地，人家的國王更替，也要大清帝國畫押認可才行，這是平等嗎？在十九世紀的東亞大陸，平等這個概念與現在完全不一樣。大清國沒有從它所簽署的各種條約中感到多少不平等，因為大清國一旦強大起來，它對其他國家也絕不會手軟，在叢林法則盛行的中世紀，強者和弱者之間根本沒有平等可言，成王敗寇、適者生存才是它們能看懂的。
大清國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中世紀國家嗎？後來人們所說的所謂“不平等”，是因為大清國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更是因為東亞大陸開始接受現代社會規則，於是那些條約的不平等特性才被人們和政府所察覺，隨著東亞大陸自身的變化和進化，那些條約漸漸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因此才逐漸被條約雙方所拋棄。完全不是因為中華民國強大起來了。所謂的弱小或貧窮就會挨打，根本就不是現代社會的理念，也根本就解釋不了那麼多“不平等條約”的簽署和解除。
順便說一下，二戰之後，美國和英國帶頭，主動終止了一切在中華民國的特權，並廢止了數百個與大清國簽署的條約。不少“中國人”喜歡用“從此站起來了”這個說法來形容他們擺脫被別人欺負的感覺，我們先不討論它們是不是真的被別人欺負了，單就站起來的具體時間而論，他們應當記住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這個日子。從這一刻起，中華民國帶領他的人民加入了現代文明的大家庭，並承諾遵守新的國際秩序。請大家記住，平等是身處於同一個“家庭”中彼此的尊重和承諾，對“街頭流氓“大談平等這本身就是對其他正常人的不平等。
生活在東亞大陸的人們應當牢牢記住這一點，那些動不動就想為人類發展指明方向的瘋子，只能存在於極權專制制度之下，這個制度與廣大的自由民主社會格格不入，專制的平等與民主的平等什麼時候都未曾一致過，這也是我在這一節中想告訴我的讀者的一個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