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大连？

     "旅大人民广播电台，大风警报，霜冻报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复县、新金、庄河……”

      这是半个世纪前的天气预报，大概因为极端天气的原因，播音员少有地以极其严肃的口气播报。预报的字句整齐工整，朗朗上口，至今我记忆犹新。从这期天气预报，可以得知旅大市位于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现在叫大连市。我们形容辽东半岛为中国这只大公鸡的鸡嘴，大连就在鸡嘴尖上。大连的东部面向黄海，西部则围向渤海湾。大连市最中心的四个市区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1984年大连市成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被国务院列为计划单列市。大连市不断发展扩充，又将辖区内与市区紧挨着的金县划为金州区。大连还不是鸡嘴的最尖端，从大连再向南往里走就是旅顺 - 大连市旅顺口区。以前旅顺和大连合称旅大市。复县、新金、庄河是大连辖区北部的三个县， 后来升级为县级市，分别是瓦房店市、普兰店市和庄河市。普兰店市最近与金州区合并成金普新区。

      大连是辽宁的，辽宁是东北的。上大学时，老师同学们只知道我是东北的，他们也不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区分开来，只是笼统地归类为东北。当我们大家聊起来都是打哪儿来的时候， 我说我是大连的，常常有疑惑的口气来问，“你不是东北的吗？”“我还以为大连是山东的。” 大连很遥远，大连有大海，大连是足球城，大连是旅游城市，大连是开放城市，大连很有名气，人们都对大连很感兴趣，总是问一些关于大连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可我对大连市内一无所知，我就从来没去过大连市区。往往我会更进一步地介绍我是瓦房店的，瓦房店有个有名的轴承厂，我们那儿出苹果。有人马上接茬说，“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我就再介绍锦州属于辽西，与我家隔着一个渤海湾。

      我来自瓦房店西南地区，距离瓦房店市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小时候我们老家就是靠苹果来创收。改革开放前还是生产队的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自己的一个或两个大苹果园，各小队都成立由精干的年轻人组成的专门果树队在果园工作。几个生产小队组成一个大队，就是现在的村。我们大队从东到西九个小队，队队有果园。许多大队又组成公社， 就是现在的乡。除了靠近海边的几个大队，其它的大队也是队队有果树。春天果树开花季节，满园飘香，阳光无风的日子，人们喜欢在树下晒太阳，闭着眼睛听蜜蜂的嗡嗡声。有一种棕色的小甲虫喜欢趴在花心里，我们这些孩子喜欢捉来放在透明的小玻璃瓶里，看着它们抱成团倔强地蠕动着，挣扎着，要逃离这眼前的苟且，也许还向往着外面的远方。果子长到手指头大小的时候，需要“间果”，就是把太密集的小苹果摘掉一部分，让剩下的长得更好更大。等苹果长得再大些，如需要就再来一次间果。这时候间下来的苹果已经足够大，但生涩，可以放在小盆里在大锅里蒸熟了吃。蒸熟后涩味就消失了，但仍然很酸，有条件的人家可以加糖拌着吃。到这时候，果树园就用栅栏围起来了，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还会有专人看管。

      苹果的种类很多，最多的是国光，其它能叫上名字的有红玉，“围巾”（音名，不知是哪两个字）、印度、黄元帅、红元帅、沙果、复果（也是音名）。当年还没有富士苹果。沙果就是海棠果，种的很少，只有一棵两棵的，往往是果树队里内部就给消化了。复果是早熟的苹果，识货的人在果园还未封闭的时候会偷偷地摘些回家，尽管未熟，但比别的种类长得稍大，已经很好吃了。熟透了的红玉比较酸甜脆，但我能记住的就是酸，它的品相好，鲜红的夹杂着些许黄色，圆圆的，真是漂亮极了。我们很多人可以用双手将一只苹果从中掰开成两半，再将两只半拉苹果再掰开，这样凭一双空手可以将一只苹果掰成四瓣，用的主要是巧劲。黄元帅皮黄，是人们的最爱，有人叫它香蕉苹果，确实有浓浓的香蕉味道。黄元帅不像国光苹果奈储存，很容易丢失水分而变得皱巴巴的，有时还从心儿里腐烂，奇苦无比。所以我们都是秋天吃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黄元帅，脆生生的，吃完满口余香。如果柜子里放几个黄元帅，打开柜门则是满屋飘香。红元帅皮红个大，甜甜的但没有那么脆，“围巾”也没那么脆，但酸甜涩几味都有了，个头也大，缺点是喜欢生虫子，不但果肉里面有，从外皮的斑斑黑点儿就能看出来有虫眼，可惜了它的漂亮外观，有种红粉佳人被毁了容的感觉，有虫的地方发苦还有虫屎，也只有很小一部分还能吃， 我们从来不浪费。“围巾”很快就被淘汰了。印度也是个头大，皮绿，有点艮但只甜不酸。 国光是主流，成熟后酸甜可口，产量大，耐储存。我老家的国光储存到春天还很脆生生的，不像其他地方的春天拿出来都是面的。我们小孩子喜欢把未熟透的国光苹果轻轻地砸在光滑的木板或石板上，把苹果的周边都砸到了，苹果就变软了，就不酸了，还很甜，我们再咬破果皮，吸吮着果汁。储存国光的柜子也是能让房间充满果香。国光的颜色发暗，没有红玉漂亮，要不然那就真是国色天香了。国光是我们当地最最主要的农副产品，是农村生产队收入的主要来源。

      老家是丘陵地带。我家门前大约二里远就是一座大青山，青蓝色的山，山形很美，有五座山峰，像蒸熟的五个馒头紧紧相连，东边的一座最大，西边的四座稍小，所以有人形象地叫它五指山，我们就通俗地叫它南山。南山表面是青色石头，居然还能发现很多贝壳，我们曾经争论这些贝壳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山上的，有人说是有人扔在山上的，有人说很久以前这里是大海。它土质贫瘠，只稀疏地长了一些矮矮的茅草和荆棘丛，“封山育林”活动栽下的树也没有存活。山坡上反倒有一些天然的耐旱的小植物。记得有一种叫“五月枯”的多年生根茎类植物，叶子是肉质的，颜色也是多彩斑斓的，掐一下就流出白色浓浓的汁液，大人们警告我们那是有毒的。它春天发芽最早，农历五月就枯萎了，所以叫“五月枯”。现在“五月枯”已经枯竭了，山上已经看不到它了。当年好多人家挖了它的根放在自家厕所的粪池子里，能防生蛆。我们老家都是旱厕，挖一个坑，能容下一个大号陶缸，将土埋得比缸沿稍低一些，这样可防止雨水流入缸内。但是如果下大暴雨，也会造成粪水横流。在缸上面放两块大石板或木板，中间留一条2寸左右的缝用来拉屎撒尿。通过这个缝可以把一个木棍插进粪缸里，屎就落在这个木棍上，可防止溅屁股。厕所四周有围墙，留一个出口，一面墙上还会留一个小洞，里面放一些撕开的高粱秸秆，用来搽屁股。确切地说应该是刮，用锋利的一面刮屁股，一次不行就把秸秆错开一点用干净的部位再刮一次。有的人不知节约，上一次厕所会用掉好几根，害的后面的人无秸秆可用。粪缸满了就捞出来，是极好的有机肥料。现在已经家家建了沼气池，粪便可用来产沼气，同时粪便经发酵后也算做了无害化处理。

      以前往往把未经处理的人粪用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或菜地里。自留地里几乎家家都栽地瓜，就是红薯。秋天挖出的地瓜要分类，小的要储存一段时间，我们叫把它“困一困”，这段时间淀粉被转化成糖，小地瓜吃起来特别甜。大地瓜要用来做粉子，就是淀粉。把地瓜切成小块儿，加水用粉碎机粉碎，被粉碎的地瓜因为加了水变的稀溜溜，然后在包皮上过滤。包皮要做的致密一些。一个十字架平吊起来，包皮就系在架子上，下面放一个大缸，是陶瓷的，将过滤下来的直接收集在缸里，没过滤下来还在包皮里的是地瓜渣，用来喂猪。在缸里沉淀下来的就是白白的粉子，收集起来做成一坨一坨的，我们叫“粉坨”，在太阳下晒干，将来用它做粉条。做粉条前，把粉坨破碎成粉面，加水和明矾和成一个大面团，放在一个大盆里，几个大汉围着大盆转着圈儿用双手和面，待面团均匀了以后， 就抠出一大团放进一个带手指头大小网眼的平底大铁瓢里，用力拍打面团让它从大网眼里流出来一小部分，然后一个人把大铁瓢一端挂在从天棚吊下来的粗大绳子上，一只手扶着大铁瓢的另一端，另一只手张开，用力拍打面团，面条就从高高的铁瓢网眼里漏下来，所以我们管做粉条叫“漏粉条”或者“漏粉”。下面就是一个烧滚开的大锅，面条经过大锅被煮熟，直接从大锅的另一侧被捞起流入装满冰水的大缸，从大缸里捞起来的就是粉条，然后像毛线一样被挂起来。放在东北寒冷的冬夜里冻冰，第二天早上将冻冰的粉条用木槌敲开，再晒干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东北红薯粉条。我大哥是“漏粉”的行家。他的粉条有韧劲儿，抗火煮，不易折断。

      每年我们还要留下一些特别大的地瓜做种。春天在火炕上将种地瓜竖着一个一个地并排码齐成单层，地瓜之间的缝隙用沙子填充，每日洒水，盖上塑料布保湿保温，适度烧火炕升高温度。种地瓜就很快发很多芽，当地瓜芽长到将近一尺高，拔掉地瓜芽，种植在自家的自留地里。自留地是生产队已经犁好的地，留给各家自作决定种植什么作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种地瓜，每家按人头分地，也就几垄地。在垄上每隔一尺挖一坑，每坑种一棵地瓜芽，浇水，再埋上土。需要弯腰劳作，常常累得腰直不起来，我就直直地仰卧在地垄沟里。大人们常常调侃，“小孩儿还有腰了？”种地瓜被拔完了芽子，就变成了“地瓜模子”，多纤维，有时人们也吃，尤其是那些每到春天粮食所剩无几的人家，但多数人家用来喂猪。

      不像南山，我家的北山则充满了绿色，有层层的梯田。我老家以玉米为主食。我们的庄稼地主要是玉米。我们早饭和晚饭是玉米粥，中午是玉米面的饼子。熬玉米粥的是玉米碴子，粉碎机的筛网眼要大一些。熬玉米粥要放面碱 （苏打），慢慢地熬到黏糊糊的，很香，就着盐咸的萝卜瓜子是我们的最爱。粉碎机的筛子换成网眼很细的那种就磨出玉米面，用来烙饼子，玉米面饼子要放“面起子”，就是小苏打。大连市内也吃很多玉米。有人调侃大连人，“苞米面的肚子，的确良的裤子”。苞米面就是玉米面。的确良是一种布料，一段时间内很时髦但很紧俏很贵，大连人爱美，贵也买，外地人以为大连人吃便宜的玉米面以省钱来买的确良。的确良是顶替了之前的凡利丁 （音名），的确良又被后来的迪卡给盖了，迪卡后面又有新的叫涤纶。大连人吃玉米面不是为了省下钱来买的确良，主要是因为当地出产玉米。吉林黑龙江的人到我们老家出差，很惊奇我们居然吃玉米，在他们当地玉米是牲口饲料。我们很不服气，“北大荒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种的大豆可以用来做豆腐。大豆要用水泡上一天，豆类会胀大，由圆形变成椭圆形。换水搓洗，再象地瓜一样加水经过粉碎机粉碎，经包皮过滤，没过滤下来的是豆渣，用来喂猪，过滤下来的是豆浆，需加热煮熟，留意不要跑锅。加卤水 （氯化镁溶液）使大豆蛋白凝聚成团，再经包皮过滤，压缩成硬块，就是豆腐。每年冬天近乎家家做豆腐，我家自然是我大哥主持。大豆也用来榨油，榨完油的大豆做成豆饼，主要用来喂牛马，特别是下小崽的牛马。我曾喝过马奶，因为母马产奶太多，小马驹喝不了那麽多，我们就把马奶挤出来给孩子们喝。其实豆饼煮熟了也很好吃，毕竟大豆蛋白都在，曾有人到生产队偷豆饼回家吃。大豆也有用来发芽的，吃大豆芽。但大多用绿豆来发芽。绿豆产量低，绿豆往往和别的米一起煮成稀粥，我喜欢和地瓜一起煮成的地瓜粥，甜甜的，有点粘稠。三伏天还煮绿豆水解暑，家禽中毒了还给它们喝绿豆水解毒。

        我们的食用油主要是猪油而不是大豆油。家家都杀一头猪，还都在新年前。人们都攀比，我家的猪是不是比别人家的猪小了。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年猪是二百多斤，甚少有三百斤以上的，这和品种有关系。在我爹小时候，我爹的爷爷，就是我的曾祖父，和他的四个儿子还没有分家，有一年，他们年猪是120斤，已经非常轰动了，因为那时的大多数人家的年猪往往还不到一百斤。猪不但比大小，还要看肥不肥，因为一年的油水主要就靠这头猪了。猪全身是宝。猪头冻起来，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时，将猪头劈成两半，吃掉一半过元宵，另一半继续冻起来等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吃。猪皮有收购，可以卖掉。也有的人家把猪皮做成皮冻吃。猪蹄子煮熟，剃下蹄筋，拌上蒜酱，作为下酒菜，剩下的就是孩子们上嘴啃猪蹄骨头上剩下的肉。内脏上的系膜有厚厚的脂肪组织，可以用手撕下来，我们叫“水油”，经常和脾脏一起放起来以备炼油。脾脏我们叫“砂肝”。还有厚厚的不是直接连着内脏的叫“板油”， 连同“水油”和肥肉一起是炼油的主要材料。炼油后剩下的肉渣我们叫“肉孜啦”，经常是剁碎和酸菜一起包包子或烙馅饼。猪肠子用来灌血肠。盛猪血的盆里放些盐似乎有抗凝的作用，再加些粉子和调料，灌入洗干净的猪肠子里，两头封紧，下锅煮熟。这自然又是我大哥的活儿。心肝肺连着气管一起吊起来挂在屋外冻起来。我们老家的吃法非常简单，就是煮熟了切成片拌蒜酱。所谓的“蒜酱”就是捣碎的蒜加上酱油。   

        我们也种谷子和糜子，打出来就是小米和粘黄米。小米饭也是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粘黄米磨成面做年糕。往往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做年糕，说是用年糕把灶王爷的嘴给黏上，别让他说我们的坏话。给灶王爷的春联的上联就是“上天言好事”，如果不言好事就把你最给粘上。我们也种冬小麦，晚秋时种上，出苗后冬天到了，麦苗枯萎了，来年春天再发新芽，阳历7月份就收割小麦了。所以，我们老家农业可以两年种植三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多种植冬小麦，结果种了那么多玉米。玉米只可一年一季，两年两季。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土壤种小麦的产量低于玉米，养活不了那么多人。

       尽管北山的山坡是农田，但山顶却和南山一样是光秃秃的。听老人讲，以前山上也都长满了松树，但都被人们砍光了。有的是用来盖房子，有的纯粹就是为了烧火做饭。可以说，老家的自然资源已经不能再养活更多的人了。计划生育在我们那儿执行的非常坚决，70年代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就很开始了。医疗队下乡来做结扎手术。一个生产大队开辟一个大房间作为手术室，适龄妇女分批去做结扎手术，适当恢复一下后，各生产小队派马车把同一批的术后妇女接回家。当年我还没上学，跟着坐马车来来回回好几趟。

      我家西南方附近最为人知的地方叫长兴岛。我们把长兴岛叫“岛里”，相反他们把我们叫“岛外”。长兴岛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它属于交流岛公社。小时候很多新鲜的海产品是长兴岛居民赶着马车走街串巷来卖。春天一车一车的“针老杆子”（音名），淡绿色，细长象蛇，但比蛇粗大，大长尖嘴，刺绿，很硬，但肉细腻鲜美。我们老家人都是和粉丝条一起熬煮，喝汤吃肉。后来就越来越少来卖了。我最最喜欢而又难忘的是虾皮。打捞上来的海产品是怎么加工的我不清楚，听说是蒸煮之后过锣筛，过滤下去的是虾皮，没过下来的都是大一些的杂七杂八的各种海货，主要是大一点的虾，还有乌贼，各种小鱼、小螃蟹，这些混杂物极其鲜美，统称“锣上虾”，名字非常形象，所以这些听说来的加工方式我还是相信的。长兴岛的锣上虾就是品牌，很贵，当年就已经是八毛钱一斤，不是所有人家都舍得花八毛钱买一斤锣上虾。因为它不像“针老杆子”熬上一大锅够全家人美美地饱饱地吃一顿。锣上虾尽管味道鲜美，但饱腹感很差，倒是更开胃了，反而能让人消费更多的本来就不太富足的粮食。另外它也有点咸，不能当主食吃。它是孩子们的最爱。放学后去山上挖野菜，两边衣服兜里一边装的是干粮，往往是玉米面饼子，另一边就是一小把锣上虾。孩子们喜欢锣上虾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里面往往会看到海马、海龙和从来没有见过的海里珍奇物种，令人对大海极其神往。后来锣上虾也越来越少来卖了。有记忆的长兴岛的另一个品牌是虾爬子，从城里下方到农村的知识分子管它叫蝼蛄虾。也是春季才有卖的极品海鲜。孩子们吃完了肉就把壳给摆成各种造型，将大长钳子插入已成了空心的尾巴里。 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买一大堆虾爬子，将头剁掉，用擀面杖把肉从断头处赶出来做包子馅儿。我没有吃过，但可以想像那该是多么的好吃呀， 那肯定是耳朵被割掉了都不知道！老家人形容一个东西好吃，就说你吃了它耳朵被割掉都不自觉。

      很多的贝壳类我们就叫“嘎子”，“毛嘎子”就是外壳有很多毛毛。春天海边“毛嘎子”成灾，但岛里人不来卖“毛嘎子”。我们岛外的生产队就派去两辆大马车赶向几十里外的长兴岛去拉回“毛嘎子”，再分给各家各户。不知是免费的还是岛里人适当收取费用，反正是每年春天要去拉好几趟，所以一段时间内可以吃很多次“毛嘎子”。我们的吃法非常简单，就是清洗后加少量清水煮，煮到它们都张开了壳，肉可以很容易地剥落甚至自然脱落。很鲜！长兴岛是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老家。长兴岛曾得到大力开发，建有化工厂和造船厂，生活小区也很干净漂亮。现在只剩下化工厂，听说造船厂韩国一方已撤资，基本上处于倒闭状态， 不知是不是因为徐才厚的仕途的原因。

      我家距离海边也有几十里。但也挡不住人们去赶海。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我小时候发现靠海边的地方更穷。也许那个年代温饱是人们的最高需求了，粮食等陆地生产的主食远远大于对海产品等辅食的需求，海边打的鱼也卖不出个好价钱，更何况我们这些种地产粮的也可以去赶海，尽管没那么专业。去海里捕鱼虾的，叫“岛里人”，我们内陆种粮的叫“岛外人”。岛里人是捕鱼，我们岛外人是钓鱼，钓上来的量比不上捕鱼的量，但也足够自家吃上一阵子了。我们钓的最多的是胖头鱼，可能是因为头大而得名。胖头鱼是一年生的鱼，到深秋时节鱼长可达一尺。小时候问老人们为何胖头鱼活不过一年呢？据说胖头鱼曾自诩，“一年长一尺，十年长一丈，再过一百年，就可吞龙王”。龙王大怒，“我叫你当年生当年死，看你再张狂”。 确实深秋的胖头鱼长得很大，但可能是因为产卵的缘故，鱼肉发苔，不硬实，据说很不好吃，甚至还传说它有毒，人们根本就不去吃这个时节的胖头鱼。我见过深秋的胖头鱼，大大的，胖胖的，肤色已变成浅黄，根本就趴着不动，任你随意捕捉。春夏之交时节钓上来的相对小一点，肤色深，暗黑，但最好吃，我们钓来很多胖头鱼，新鲜的吃不了，就盐起来再晒成鱼干留着冬天甚至来年早春再吃。咸鱼只需要稍微加点水蒸熟就可以吃了，如果加点猪油那就又鲜又香了，比咸萝卜瓜子还要好吃。

      另外一个赶海的目标是挖贝类，主要是指一种叫“蚬子”的，个大皮薄肉突出得壳都包不住得那种。这个比钓鱼要更消耗体力。等到退潮时，我们不管是岛里人还是岛外人，都背着干粮和饮用水，一只手提着小桶，踩着泥泞的灰黑色海滩淤泥慢慢地向深处跋涉。另一只手拿的东西岛里人和岛外人就有区别了，岛里人手里拿着一个不到一米的小铁钩子，岛外人手里提着的则是一把笨重的大铁锹。蚬子在烂淤泥下面，烂淤泥只是表浅的一层，下面就是沙质的海床，硬硬的，蚬子就在沙质层里，有一个窝，向外通一小孔，叫做“旋儿”。岛里人能用这小铁钩通过淤泥探进去把蚬子给钩上来。我们岛外人没有这眼力和技术，我们就用耗力的笨法，用铁锹铲去上面的淤泥，露出“旋儿”，再伸出手指将“旋儿”弄到足够大，再将整支手臂伸进去把蚬子抓上来。可想而知，这效率是比不上钩子，而且有风险，如果沙层有碎贝壳，能把手臂划破，我的右手至今可见清晰的一寸多长的疤。“恋山不恋海”，到了该撤出的时候就要坚决撤出，不然涨回来的潮流有可能隔断你回去的路，甚至把你淹没。另外，“笑山不笑海”，退潮时海滩一望无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相互之间有一定距离，但都不远，如果内急，不管大号小号，都只能就近解决，没有人笑话你。就因为这，有的人不吃海鲜，说海里太脏。

      我家东南方向有一个小镇叫复州湾，原来我们都属于瓦房店市的，但最近复州湾已经被划归金普新区了。我的高中就是在复州湾。当年瓦房店市区有一个全市重点高中，是全市招生，只有各地的尖子生才能考入。在农村地区还有几个普通高中。我的高中招生范围就是我们县的西南地区，也包括长兴岛。我就住在我姐家， 每天步行20 分钟到学校。复州湾的地质不同于周围其它的地方，三叶草化石据说是在复州湾发现的。长春地质学院的学生曾连续多年到复州湾实习。复州湾是一工业小镇，出产煤炭和粘土，还有一种当地叫做“缸泥”的，是用来烧制陶瓷的原材料。利用当地煤炭和缸泥，建立了两个陶瓷厂。前面提到的陶瓷大缸就是出自这里。因为有瓷窑，所以我们也叫复州湾为“窑里”，相应地，我们自己就是在“窑外”。有人把这个缸瓦窑子和妓院的窑子弄混，以为复州湾以前是开妓院的地方。复州湾有一个鞍钢的粘土矿，为鞍钢的耐火材料厂提供原材料。煤炭储量据说还可以，我姐夫就是挖煤的矿工，大半生就是以做井下矿工维持生计。陆地上的煤矿已经枯竭，海边的储量丰富，但现在已停止开采，因为海水倒灌，已经没能力开采了。不管是煤矿、缸泥，还是粘土矿，因为有地下深井，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我姐夫就曾经腿部被严重挤伤，皮肉外翻，好在没有伤到骨头。复州湾还有一个盐场，据说海盐的产量曾经在全国排第四。晒海盐是在平坦的海滩上将其分割成很多的大方格并圈起来，叫做“圈”，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一个个的圈里的海水按顺序依次引流到临近的下一个圈里。引流几次以后，越后面的圈里的海水盐分越高，最后析出结晶，工人们就用大耙子将盐结晶从圈里推出来，叫“出盐”。这可是一个体力活儿。当时共有八个分场，分场之间有小型有轨机车运送工人、工具、还有盐，所有的盐堆积如山，由火车运向远方。

       以前去复州湾没有直达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需要两个多小时。中间路过老帽山，崎岖的山路很不好走。老帽山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山。山顶有一个山洞，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知怎么来了一股迷信风，人们都到老帽山去求药。白天晚上都有人去。我放学后晚上跟人去看热闹。山上的荆棘丛扎满了红布条，在山洞口，只见人们拿出一个小酒杯，向里面倒些酒，再用红布盖上，就开始下跪述说自己的病情，然后磕几个头，小心翼翼地掀开红布头，定睛细看酒杯底部，还真有那么几个黑颗粒，赶紧端起酒杯一仰脖全部下肚。效果如何不得而知。我看到的一个最最虔诚的是一个中年人，就跪在那儿一直磕头：“老神仙呀老神仙呀，给我点药吃吧，我腿疼的厉害呀。”就这么一直磕头一直哀求，也不掀红盖头。磕了好一会儿，忽然停下抽一支烟，居然说是有点冷，抽颗烟来暖暖身子解解乏，抽完后就又继续磕头，直到天黑我离开也没见他检查酒杯里是否有药了。

       要说我的故乡是东北，有点太大，说辽宁，也不小，说大连，有点像穷亲戚攀富，要说是我们那个小村子，又显得有些狭隘，我就把我的故乡限定在我小时候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最直接涉及到的地方。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自豪地说我的故乡就是这么一个能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有山有海有矿藏还有仙气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