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国在应对经济问题时，通常会采取紧缩或宽松政策。如今，美国和欧盟等地区通过维持高利率以降温经济，但中国的经济困境“反其道而行之”，不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增长。中国经济当前并非面临通胀压力，而是严重需求不足，以及消费疲软的困境。多年来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已达临界点，消费的拉动力却未能有效接续，导致内需增长乏力。
经济需求不足往往需要政策推动，然而在高负债情况下，继续降息增加宽松的策略是否能够持久，尤其是当全球货币政策收紧时，众多资金外流现象和严重资本市场风险现象，对中国来说不可忽视。
此次通过的10万亿额度，包括6万亿新增的地方债务化解资源，企图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资金支持，来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地方政府自2008年后，持续依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城镇化推进，换句话说，就是举国上下“修路，建房”，结果，这些投资逐渐成为沉重的债务负担。为缓解地方债务压力、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债务化解资金成为政府的迫切“政治任务”。然而，这种“输血式”补救，并不能从根本上改观经济结构问题，反而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另一轮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地方政府若将10万亿资源用于项目投资，可能会带动短期经济增速，但这类投资若未能产生真正的收益，将会令地方债务“雪上加霜”。特别是老套路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项目，并不能有效地拉动内需，而高新产业、新消费市场的成长周期又较长，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有限。
中国内需疲软，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以及企业投资动力下降。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速，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显著。对普通居民来说，收入增长的停滞，意味着消费潜力未被释放。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普通居民往往会优先考虑储蓄，而非消费，尤其是当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压力巨大时，更多的收入被用于“防范风险”而非刺激消费。“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中国又遇上因“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相对较低，消费结构转向保守型。此外，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但减少了年轻一代的数量，也抑制了年轻一代的消费热情，使内需增长缓慢。
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带来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泡沫，但当前的经济环境已不允许政策收紧。一方面，若采用紧缩政策，地方债务风险会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增长已放缓到多年低位，若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将会进一步萎缩。因此，降息和释放流动性成为刺激需求的无奈之举，最后一招。
现有的债务刺激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内需不足的现实。当前地方政府在执行债务化解政策时，仍面临多个问题。首先，地方政府在实际投资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周期短、见效快的传统基建项目，以彰显地方官的“政绩”。这会导致资金的低效利用，影响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其次，尽管新兴产业是未来增长的关键动力，但其投资周期长、回报不确定，使得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较为保守，宁左勿右，宁守不错。最后，在市场上，由于现行体制下的官本位主义和地方官僚主义，宽松政策的效果，不能有效传导至企业和居民，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滞后性，乃至阻断性。
总体而言，10万亿的债务化解额度，对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强财政能力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能否有效拉动中国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债务刺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长期来看结构性改革，也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政治体制一日不改，经济状况难以好转，10万亿，20万亿和30万亿，结果都可能“打水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