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独裁戒严令不责主子怪红颜
新闻：《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是“红颜祸水”？韩版“武则天”？》文中说：“冲冠一怒为红颜，总统出兵搞政变。”
尹锡悦宣布“戒严令”风波后，类似的打油诗盛行。但是，金建希真的是“红颜祸水”？她在韩国政治里的角色到底如何？
是华文世界里的妲己，还是韩媒评价的“韩国政治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夫人”、大韩帝国明成皇后，她更接近哪个角色？可能都不是。
应该《都不是》。
《奴才独裁戒严令》中的奴才，是民选的。但有主子支持。奴才没得到主子默认，敢独裁下《戒令严》吗？反过来证明：民选的，当选后也可以独裁下令做事的。可以，西方的民选制度：一日民主，四年独载。和中国的，俄罗斯，朝鲜，或宗教式产生的国家如伊郎及中东一些国家中的，《独裁者》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全世界的各国各党派各民族社团的《头头》个个都是《独裁者》。那些《反共华人》喷出的专制独裁，民主国家的臭味应该用清洁剂洗涤干净了。
《奴才》在国内可以独裁实行《戒严令》，但在国际上得听《主子》的。就是在自己的国内能独裁实行《戒严令》，也必须要得到主子的允许或是默认。为什么？因为《奴才》的国家是殖民地国家。主子有几万的军人驻军。而且有明文规定：《戒令严》要由联合指挥部下达，而联合指挥部以主子的总司令为主官。这就很明确了这次奴才玩《戒严令》，不可能是奴才自己想玩。更不可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总统出兵搞政变。》还说什么《总统出兵搞政变》？是总统了还要出兵搞政变？把自己革命下台？还不如体面辞职下台？！这样搞对奴才和奴才的家人有何益处？
只有极端忠于《主子》的《奴才》，才会为《主子》作出献身，不惜《奴才》的一切贡献给《主子》才会甘心情愿去做。
这是一盘大棋：
原因是新《主子》的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内让《俄乌停战》！
这是一可大话，又或是戏言。宣传语。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要战争。谁能《停战》！选民们就选谁。成真。赢了！
旧《主子》不高兴了。
旧《主子》的习性就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当面说和平交接。背后却搅动战争。
以巴战争，新旧《主子》都赞成打下去。
而俄乌战争，新《主子》要24小时停战。旧《主子》却开放给乌军用重型导弹及禁用地雷打俄本土。使战争升级。
叙利亚内战，主子支持的一方开打后，又一战场来了。
亚太，《奴才》因老婆家人丑闻缠身，民意很低，本人又很听话，更是一个无脑的草包。何不拉《奴才》陪玩一下。
这个玩法，稍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大的。
《奴才》玩这个《戒严令》，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次之所以没被玩大，在于反对党在国会中占多数。而反对党领袖的迅速反应快速来到国会召集国会开会作出决议，并号召民众上街反抗以阻止。
反之，假如反对党领袖被抓，迅速被定罪“通北“关进牢里。就被玩大了。那么后果就变大了。
试想想：下《戒严令》之前，驻韩美军及韩军己处“战备“状态。《戒严令》下达后，美军，朝鲜，日本，中国等一定有所动作。只要有某一方的某一个点上冲动一下，战争即可发生。亚太战争。
这不正是旧《主子》想要的结果。
看新《主子》如何去《停战》？又如何享受《和平》名誉？
新《主子》之赢，旧《主子》之输。个人恩怨，搅动世界动荡乱剧。
新《主子》之赢，旧《主子》之输。《赦免儿子》和《赦免亲家公》
《赦免儿子》和《赦免亲家公》。这是独裁专制还是民主？
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和“打倒独裁政权”。
“我们将与民众一起保护民主。”
保护民主？保护谁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
不是“民主国家“吗？
《反共华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国家“吗？
从英国的几个月内换三个头，到美国选出的“拜登民主“？还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国家“韩国还不到四年，就有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打倒独裁政权。》
《反共华人》不想说点什么？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结果。《民主》更不是标签。
奴才独裁戒严令不责主子怪红颜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多少黄金
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
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
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
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
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当时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
当时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当时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这还是中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蒋介石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转贴》彻底掏空国库，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新中国建国之开始，国库缘何空虚？人所共知的原因是老蒋去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几乎所有的黄金白银外汇储备。这笔钱有多少呢？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
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50年前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当然，这些只是个例，不能作为一般的算法。
比较简单的算法是假定道琼斯指数能代表一般的投资回报。那么，50年前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请大家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2、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3、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4、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一、蒋逃台到底带走了多少物资！
以下资料来源《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可以说，277万两的黄金数目确实是当时中国国库的绝大部分储备。据后来中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在国库中只接收了6000多两的库存黄金。）
当然还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
另据最近一些资料表明，蒋逃台后继续鼓吹"继承中山先生衣钵"等等，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使很多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大量捐款献金给蒋和台湾当局，这一笔资金在当时当时已经累计达10亿美元，还有国民党官员包括蒋、宋等人在大陆搜刮的财产也有数十亿美元，这些构成了当时台湾的经济底子，为了阐述我的观点，我取这些财产的价值为10亿美元。
现在看一下大陆有多少黄金呢？据《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等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折合0.1875余吨，这是大陆的经济底子。
现在我们在看蒋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也有人说这不多，蒋介石国民党等某些人带走的是黄金，不是还有金矿么。那我们看看建国15年来的黄金产量：
中国历年黄金产量（单位：千克）：
年份 年产量 增减（%）累计产量
1949 4，073 - 4 073
1950 6，508 59.78 10，581
1951 6，821 4.81 17，402
1952 6，452 -5.41 23，854
1953 5，440 -15.69 29，294
1954 4，812 -11.54 34，106
1955 4，721 -1.89 38，827
1956 5，511 16.73 44，338
1957 5，541 0.54 49，879
1958 6，885 24.26 56，764
1959 6，590 -4.28 63，354
1960 6，498 -1.40 69，852
1961 3，653 -43.78 73，505
1962 3，653 0.00 77，158
1963 5，024 37.53 82，182
1964 5，868 16.80 88，050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这还是中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蒋介石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
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
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
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
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当时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
当时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当时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这还是中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蒋介石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转贴》彻底掏空国库，蒋介石国民党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新中国建国之开始，国库缘何空虚？人所共知的原因是老蒋去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几乎所有的黄金白银外汇储备。这笔钱有多少呢？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
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50年前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当然，这些只是个例，不能作为一般的算法。
比较简单的算法是假定道琼斯指数能代表一般的投资回报。那么，50年前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请大家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2、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3、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4、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一、蒋逃台到底带走了多少物资！
以下资料来源《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可以说，277万两的黄金数目确实是当时中国国库的绝大部分储备。据后来中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在国库中只接收了6000多两的库存黄金。）
当然还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
另据最近一些资料表明，蒋逃台后继续鼓吹"继承中山先生衣钵"等等，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使很多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大量捐款献金给蒋和台湾当局，这一笔资金在当时当时已经累计达10亿美元，还有国民党官员包括蒋、宋等人在大陆搜刮的财产也有数十亿美元，这些构成了当时台湾的经济底子，为了阐述我的观点，我取这些财产的价值为10亿美元。
现在看一下大陆有多少黄金呢？据《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等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折合0.1875余吨，这是大陆的经济底子。
现在我们在看蒋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也有人说这不多，蒋介石国民党等某些人带走的是黄金，不是还有金矿么。那我们看看建国15年来的黄金产量：
中国历年黄金产量（单位：千克）：
年份 年产量 增减（%）累计产量
1949 4，073 - 4 073
1950 6，508 59.78 10，581
1951 6，821 4.81 17，402
1952 6，452 -5.41 23，854
1953 5，440 -15.69 29，294
1954 4，812 -11.54 34，106
1955 4，721 -1.89 38，827
1956 5，511 16.73 44，338
1957 5，541 0.54 49，879
1958 6，885 24.26 56，764
1959 6，590 -4.28 63，354
1960 6，498 -1.40 69，852
1961 3，653 -43.78 73，505
1962 3，653 0.00 77，158
1963 5，024 37.53 82，182
1964 5，868 16.80 88，050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
这还是中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蒋介石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对工农来说文革招生是最合理的
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
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8341部队的政委、兼北大党委书记的杨德中主持。会议特意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重点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
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6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大约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大规模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村干部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配到基层单位。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
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能说没有， 但操作也相当困难， 各地都有常年的评选先进模范制度， 知青要选模范， 没实干精神很难当选， 就如习近平， 首先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当年的推荐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其他条件也得过得去，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束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 走后门，腐败是存在的， 但远远没有现在一些人想象 或传说那么严重， 这其实就是改开以后邓某一帮黑文革，黑老毛的结果。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少数学员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学习困难， 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复考试的原因， 考试结果也作为重要录取指标（不是唯一）， 后来因为张铁生的反潮流，以后几届又取消文化考试？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 从而又出现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大约各占1/3， 根据专业， 不同有所差异。干部子女， 尤其是高干子女，大约有1/10， 这些人背景强， 走后门的概率大一些，但他们文化程度高， 见多识广， 多少确有真才实学， 这些人有些有利用关系上大学的， 但说是走后门有些也是说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实际上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看来公平， 另一些人就会认为不公平。
对工农大众来说， 文革时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时代， 但对一些知识分子， 老干部等，受到打压的四类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的人来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当时虽然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具体执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为政治背景， 政审不过关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最后说一点，工农兵学员的最后录取权还是学校的， 任何走后门的现象 根本上是受制约的。基层推荐的人数和最后录取的比例是3：1，这个原则也大大减少走后门的概率，一般来说， 学校工作人员和基层有瓜葛的人极少。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如果与事实出入， 也请批评讨论。
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
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8341部队的政委、兼北大党委书记的杨德中主持。会议特意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重点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
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6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大约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大规模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村干部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配到基层单位。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
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能说没有， 但操作也相当困难， 各地都有常年的评选先进模范制度， 知青要选模范， 没实干精神很难当选， 就如习近平， 首先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当年的推荐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其他条件也得过得去，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束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 走后门，腐败是存在的， 但远远没有现在一些人想象 或传说那么严重， 这其实就是改开以后邓某一帮黑文革，黑老毛的结果。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少数学员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学习困难， 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复考试的原因， 考试结果也作为重要录取指标（不是唯一）， 后来因为张铁生的反潮流，以后几届又取消文化考试？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 从而又出现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大约各占1/3， 根据专业， 不同有所差异。干部子女， 尤其是高干子女，大约有1/10， 这些人背景强， 走后门的概率大一些，但他们文化程度高， 见多识广， 多少确有真才实学， 这些人有些有利用关系上大学的， 但说是走后门有些也是说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实际上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看来公平， 另一些人就会认为不公平。
对工农大众来说， 文革时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时代， 但对一些知识分子， 老干部等，受到打压的四类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的人来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当时虽然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具体执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为政治背景， 政审不过关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最后说一点，工农兵学员的最后录取权还是学校的， 任何走后门的现象 根本上是受制约的。基层推荐的人数和最后录取的比例是3：1，这个原则也大大减少走后门的概率，一般来说， 学校工作人员和基层有瓜葛的人极少。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如果与事实出入， 也请批评讨论。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蒋介石：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网址：http://www.shac.net.cn/mgcq/mgmr/201812/t20181218_4069.html
转载《黄金运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过吴兴镝的名片，笔者心里不免有几分诟异。眼前这位清癯儒雅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签名赠送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一位医学教授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有兴趣？隐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又是如何解开的呢？带着几分疑惑，笔者与吴兴镝进入了话题。
吴嵩庆吴兴镝父子
揭秘的缘由
「先父当年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是大陆黄金运台的经办人之一。」吴兴镝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揭秘的由来。
1996年，吴兴镝闲暇之余检视父亲遗留的日记，惊讶地发现日记中记有1949年前后大陆黄金运台的情况。为了读懂这段历史，他赶紧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只找到几篇零星的回忆文章，黄金运台的详细过程与数量都语焉不详。于是，吴兴镝以父亲的日记为线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跨海越洋，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厦门、台北和洛杉矶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并寻访当年大陆黄金运台的亲历者，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根据吴兴镝考证，当年被蒋介石分批运往台湾的黄金有400万两左右，另有与300万两黄金等值的银元和外汇，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这批黄金储备为台湾地区当时的经济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嵩庆日记》
2004年11月，“台独”大佬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喊“去中国化”，公然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说当年国民党政权败退时，并没有把大批大陆黄金运抵台湾，运金船只早在扬子江就沉了。吴兴镝闻听此言，当即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父亲的日记为证，驳斥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这件事对吴兴镝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以自己历年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家藏先父日记为史料依据，撰写一本关于大陆黄金运台的专著。 「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吴兴镝在追溯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话语中明显透出一个海外华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滩
1948年秋天，蒋介石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后撤行动是以转移国库黄金和故宫文物为先导的。其中，国库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准备金，必须秘密转运，一旦消息外泄，势必造成市面恐慌，民怨沸腾。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美朋号海军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这是蒋介石首次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
这次绝密行动还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晓了。一位下榻在华懋饭店的英国记者当晚正临窗而立，伴着黄埔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埔江边的海关缉私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夜幕下的上海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英国记者的判断正确吗？那天夜里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吴兴镝面对报纸史料，颇费踟蹰，迟迟未敢落笔。 「我是研究医学的，习惯用客观证据说话，」吴兴镝强调。庆幸的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则档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
谨密呈者：……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沉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洋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这份关键档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里正是在运送国库黄金。首批运台黄金的准确数字是774箱，共200余万两。
1949年1月2日，中央银行再次奉命从上海向台湾运送黄金，仍然由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运送，由 “美盛”号海军登陆舰护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另一则史料为吴兴镛解开了谜团：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洋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遣「美盛」舰随同护运。 ……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依据这份档案，吴兴镝确认第二批从上海运出的黄金为151箱，计57余万两；另有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另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记载，这批黄金在厦门鼓浪屿暂存一个月后，全部转运台北。
蒋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准备辞职下野，但心里仍念念不忘国库剩余的黄金。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密召吴兴镗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与中央银行订立一份秘密“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中央银行内部意见纷歧，深恐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向中央银行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吴嵩庆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吴嵩庆日记》简要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虑。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刘两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持「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订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吴嵩庆日记》中有关黄金拨付的记载
1月中旬，蒋介石从国库「预支」的军费，计99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和7000万美元，分别由空中和海路运至台北和厦门。
关于运往厦门黄金的最后去向，吴兴镝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查到一份清单－《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得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将这99万两黄金拨给了联勤总部财务署。 「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蒋介石单线联系我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有80余万两用作了军费，剩余的黄金最后一并运往台湾。
背后操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军政权力的控制，在住所设立多座电台，透过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势力，实施幕后操纵。
蒋介石担心尚未彻底掏空的中央银行国库会被「代总统」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主动出击。 《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记录：
1月27日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攻芸有难色，殊为疑虑。
1月28日
令悔吾（郭忏悔）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蒋的“忠诚干部”，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熟知央行内幕；刘攻芸为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对黄金运台持反对态度；郭忏悔为联勤总部总司令，忠实执行蒋的意图。蒋介石试图调动人马，实施内外夹攻，迫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就范。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攻芸终于支撑不住，同意向蒋介石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分批运往台湾。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
2月8日，蒋介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赴上海，向刘攻芸当面打探实情。 《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2月8日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宗仁）急于夺取该行也！
2月10日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国库
1949年5月，上海战事正酣，中央银行国库还存有20万两黄金。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5月15日，已经转移到舟山群岛的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返回上海，借参加党务联络会议之际，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传达旨意。汤恩伯立刻打电话要求中央银行立即查报库存黄金银元数字，然后又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一纸手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时分，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和六辆卡车直驰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元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清单逐一点交，合计交出黄金192029点743市两，银元146万9000元。带队军官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元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失在夜幕里。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所在地－上海外滩
至此，大陆的黄金储备被全部转移到了台湾。
吴兴镝以平缓的语气，清晰地叙述着这段隐密的历史，每当说到关键之处，总不免要着重提及自己所依据的档案史料。这位医学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实践了史学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
网址：http://www.shac.net.cn/mgcq/mgmr/201812/t20181218_4069.html
转载《黄金运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过吴兴镝的名片，笔者心里不免有几分诟异。眼前这位清癯儒雅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签名赠送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一位医学教授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有兴趣？隐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又是如何解开的呢？带着几分疑惑，笔者与吴兴镝进入了话题。
吴嵩庆吴兴镝父子
揭秘的缘由
「先父当年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是大陆黄金运台的经办人之一。」吴兴镝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揭秘的由来。
1996年，吴兴镝闲暇之余检视父亲遗留的日记，惊讶地发现日记中记有1949年前后大陆黄金运台的情况。为了读懂这段历史，他赶紧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只找到几篇零星的回忆文章，黄金运台的详细过程与数量都语焉不详。于是，吴兴镝以父亲的日记为线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跨海越洋，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厦门、台北和洛杉矶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并寻访当年大陆黄金运台的亲历者，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根据吴兴镝考证，当年被蒋介石分批运往台湾的黄金有400万两左右，另有与300万两黄金等值的银元和外汇，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这批黄金储备为台湾地区当时的经济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嵩庆日记》
2004年11月，“台独”大佬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喊“去中国化”，公然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说当年国民党政权败退时，并没有把大批大陆黄金运抵台湾，运金船只早在扬子江就沉了。吴兴镝闻听此言，当即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父亲的日记为证，驳斥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这件事对吴兴镝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以自己历年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家藏先父日记为史料依据，撰写一本关于大陆黄金运台的专著。 「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吴兴镝在追溯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话语中明显透出一个海外华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滩
1948年秋天，蒋介石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后撤行动是以转移国库黄金和故宫文物为先导的。其中，国库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准备金，必须秘密转运，一旦消息外泄，势必造成市面恐慌，民怨沸腾。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命令，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美朋号海军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这是蒋介石首次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
这次绝密行动还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晓了。一位下榻在华懋饭店的英国记者当晚正临窗而立，伴着黄埔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埔江边的海关缉私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夜幕下的上海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英国记者的判断正确吗？那天夜里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吴兴镝面对报纸史料，颇费踟蹰，迟迟未敢落笔。 「我是研究医学的，习惯用客观证据说话，」吴兴镝强调。庆幸的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则档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
谨密呈者：……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沉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洋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这份关键档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里正是在运送国库黄金。首批运台黄金的准确数字是774箱，共200余万两。
1949年1月2日，中央银行再次奉命从上海向台湾运送黄金，仍然由 “海星”号海关缉私舰运送，由 “美盛”号海军登陆舰护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另一则史料为吴兴镛解开了谜团：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洋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遣「美盛」舰随同护运。 ……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关于黄金运台的签呈
依据这份档案，吴兴镝确认第二批从上海运出的黄金为151箱，计57余万两；另有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另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记载，这批黄金在厦门鼓浪屿暂存一个月后，全部转运台北。
蒋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准备辞职下野，但心里仍念念不忘国库剩余的黄金。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密召吴兴镗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与中央银行订立一份秘密“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中央银行内部意见纷歧，深恐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向中央银行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吴嵩庆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吴嵩庆日记》简要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虑。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刘两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持「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订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
《吴嵩庆日记》中有关黄金拨付的记载
1月中旬，蒋介石从国库「预支」的军费，计99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和7000万美元，分别由空中和海路运至台北和厦门。
关于运往厦门黄金的最后去向，吴兴镝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查到一份清单－《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得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将这99万两黄金拨给了联勤总部财务署。 「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蒋介石单线联系我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有80余万两用作了军费，剩余的黄金最后一并运往台湾。
背后操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军政权力的控制，在住所设立多座电台，透过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势力，实施幕后操纵。
蒋介石担心尚未彻底掏空的中央银行国库会被「代总统」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主动出击。 《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记录：
1月27日
约见林崇墉，谈中央银行现货运厦门，闻刘攻芸有难色，殊为疑虑。
1月28日
令悔吾（郭忏悔）来见，处理上海中央银行现款运出之指示，并决定固守江防。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蒋的“忠诚干部”，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熟知央行内幕；刘攻芸为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对黄金运台持反对态度；郭忏悔为联勤总部总司令，忠实执行蒋的意图。蒋介石试图调动人马，实施内外夹攻，迫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就范。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攻芸终于支撑不住，同意向蒋介石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分批运往台湾。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率领从空军抽调的七、八架飞机，执行从上海空运黄金至台北的任务。
2月8日，蒋介石派遣侍从秘书周宏涛赴上海，向刘攻芸当面打探实情。 《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2月8日
派宏涛赴沪，指示中央银行处理要务，以李（宗仁）急于夺取该行也！
2月10日
宏涛自沪回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国库
1949年5月，上海战事正酣，中央银行国库还存有20万两黄金。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将国库彻底掏空。
5月15日，已经转移到舟山群岛的蒋介石，再次派蒋经国返回上海，借参加党务联络会议之际，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传达旨意。汤恩伯立刻打电话要求中央银行立即查报库存黄金银元数字，然后又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一纸手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时分，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和六辆卡车直驰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元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清单逐一点交，合计交出黄金192029点743市两，银元146万9000元。带队军官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元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失在夜幕里。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所在地－上海外滩
至此，大陆的黄金储备被全部转移到了台湾。
吴兴镝以平缓的语气，清晰地叙述着这段隐密的历史，每当说到关键之处，总不免要着重提及自己所依据的档案史料。这位医学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实践了史学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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