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仁见智 - 中国作为“巅峰国家”

这个视频是美国企业学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员麦克贝克利Michael Beckley 于今年11月份在世界知识讲坛World Knowledge Forum 2024上作的一场演讲。观点比较独特，见仁见智，下面做个比较详细的翻译介绍（不是全篇翻译）供参考。

演讲者挑战了“中国永远崛起”的观点，指出2020年代标志着中国史诗般崛起的终结，这将深刻改变全球秩序。他提出了三个关键点：

一. 中国的崛起不仅在放缓，而是在逆转。

二. 全球“依赖中国的后遗症”正在带来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

三. 作为一个“巅峰国家”，中国对压力的反应不佳，正走上一条危险的历史路径。

中国经济逆转，经济放缓明显，即使使用官方夸大的数据，中国经济相较于美国正在缩小。独立指标（如电力使用和生产力增长）显示情况更糟。经济低效，中国的生产力已连续十多年下降，投入更多资本却产出更少。债务水平激增，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未带来显著增长。公众不满增加，公共舆论恶化，“躺平”一代的出现，以及资本外逃，显示民众对未来不再乐观。

中国崛起与衰退的动因

中国过去的快速增长是个异常现象，受短暂“顺风”因素推动，而这些因素现已成为“逆风”的阻力。中国崛起的四个主要因素，地缘政治稳定，治理与政策转变，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的演变也导致了中国崛起的停止。

1. 中国崛起首先得益于地缘政治安全，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稳定，这为其经济扩张提供了基础。在此期间，美国在中苏之间充当制衡力量，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的外部安全保障。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的时机恰逢“超级全球化”浪潮，世界贸易和投资激增，中国得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发展经济。

这种优势如今已逆转，中国周边环境本身非常不稳定，被19个强大或动荡的国家包围。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遏制力度，包括贸易战、制裁和军事基地扩建等措施。

2. 治理与政策转变也促进崛起，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治理出现了转变，领导人开始优先考虑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忠诚。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经济体系的破坏无意中为准私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推动了经济繁荣。

衰退开始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治理更加集中化，政治控制增强中，严厉的防疫封锁、信息审查以及向国有企业输送补贴的政策抑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反腐运动让官员们不敢尝试创新，因担心触犯既得利益者或成为反腐目标。

3. 人口红利进一步助长崛起，人口的快速增长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每位退休人员对应10-15名劳动力，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一人口优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增长。

衰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开始崩塌，在未来10年，中国将失去7000万劳动年龄人口，同时新增1.3亿老年人。到2030年代末，劳动力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15:1降至2:1，给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4. 充足的自然资源支撑着中国崛起，中国曾经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水、食品和能源的自给自足使生产成本低廉，促进了工业快速发展。

但是，如今资源短缺已成为严重问题，中国一半的河流已经消失，许多土地和地下水受到污染或退化。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和能源进口国，这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和经济脆弱性。

可见中国的崛起是由一些暂时性因素推动的，而这些因素如今已转化为重大挑战。环境恶化、人口结构下降、治理困难和地缘政治包围共同表明，中国的经济繁荣可能难以持续。

中国崛起到衰退的宿醉效应（handover)

许多国家的经济与中国的快速增长紧密相连，依赖其市场和贷款。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这些国家正面临经济挑战，包括出口下降和金融不稳定。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不那么可靠的伙伴，各国越来越将其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使中国政府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艰难。中国从崛起到衰退，将给地球村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40%以上。这一崛起被视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事件，被比作工业革命等重大历史变革。

全球经济对中共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国对进口的巨大需求（如大豆、芯片、汽车）使其市场成为许多国家的“金矿”。德国、韩国、日本和巴西等国家的经济深度依赖中国，而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激增，也间接推动了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投资和贷款上，中国积累的财富支持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非洲，三分之一的主要项目由中国公司建造。这为合作国家带来了“三重红利”：出口市场、发展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经验。

然而今天，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其进口需求下降，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减少，影响了韩国、德国等主要出口国。中国的贷款也已枯竭，北京要求偿还贷款而非提供债务减免，导致委内瑞拉、赞比亚、巴基斯坦等国家陷入债务困境。补贴出口与贸易失衡，为维持国内经济，中国通过补贴支持电动车和太阳能等行业，将产品倾销至全球市场，加剧了合作国家的贸易逆差。

中国经济从崛起到衰退的变化，造成地缘政治与经济反弹。反华情绪上升，全球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反华情绪达到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国家现在将中国视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威胁，而非可靠的合作伙伴。

中国作为“巅峰国家”

“巅峰国家”的模式是，这类国家快速崛起往往伴随着对衰退的恐惧，在经济放缓或停滞时往往表现出危险倾向，靠采取激进行动以维持影响力。历史上，美国内战后、20世纪初的俄罗斯以及大萧条时期的德国和日本，都在国内镇压异见、对外扩张，甚至引发大规模战争。俄罗斯在2000年代，经济因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而繁荣，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衰退。普京通过镇压国内异见、加强反西方宣传，以及对前苏联国家实施经济胁迫来应对，最终引发入侵乌克兰及与西方的对立关系。中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增长放缓与国际压力叠加，伴随国内压迫，加强对异见的控制，包括监控、审查和对青年及精英阶层的掌控。对外采强硬政策，通过军事扩张，在南海和台湾等争议地区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

中国正在表现出与巅峰国家类似的三种趋势：

在国内实行威权统治，弹压少数民族，军民融合。习近平的领导展现出甚至“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包括权力高度集中、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异见的压制。政府通过宣传巩固忠诚，将习近平塑造成中国“民族复兴”的核心人物。对少数民族采取极端控制和镇压手段，例如对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和监控措施，反映出一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质。将民用和军事部门融合，以动员国家资源服务于地缘政治或军事目标。

采取新经济战略，利用全球依赖。中国试图控制全球经济的战略“咽喉点”，如稀土、芯片和海上贸易。通过经济胁迫施压，如因澳大利亚呼吁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而对其发起贸易战。加速从增长到影响力的转变，中国放弃快速增长的承诺，转而采用重商主义战略，通过经济杠杆获取让步。

军事扩张，中国展现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军备扩张，迅速增加军事预算，建造战舰，并扩大核武库。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等地区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军事行动；造成地缘政治紧张，采用“军事威慑”策略，例如台湾问题上的军演，以及与印度的边界冲突；通过联盟进行外部平衡，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专制国家合作，形成对西方的制衡。这些联盟包括军事支持和经济投资，扩展冲突区域以削弱西方的焦点。中国通过这些合作在技术和军事上获益，同时向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

展望美中竞争的未来，一场零和博弈，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等许多关键议题本质上是零和游戏，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但也可能，由于内部挑战，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可能在10到20年内放缓，届时可能迫使中国重新与西方谈判。冷战式的竞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如技术进步，但未来十年仍然充满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