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
题里题外话：浩然是中国的乡土作家，去世好多年了。他的书《艳阳天》有争议，但我喜欢看。我感激他把中国的乡村，乡村人物写得那么真实可爱，庆幸自己能有乡村岁月，亲眼目睹他书中的一切，亲身体会他书名的意味深长。
石村已远离了我，但在我的记忆里它鲜活：村头巷尾，农舍茅屋，鸡鸭狗羊，牛棚猪圈，稻田鱼塘，泥坑河洼，水库石山，瓜果薯菜，柴火炊烟，一切的一切。
想再写写石村人，作为自己乡村往事的结束篇。无论写得怎样，它是我乡村情感的倾诉，我欠石村的太多，人情还是乡情，讲不清，只有写了，才感到心灵的安抚与平静。
石村的乡土人情，厚厚的，沉淀淀，像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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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党支书，周书记：忘我工作，身心奉献，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我们全村人的好带头。那时他大约32岁，黝黑显老，个子不高但壮实，说话不多但响亮。平日他严肃，不爱笑，做事一板一眼。刚下放的时候，知青都怕他，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还蛮人情味的，对我们疼爱有加。周书记不开后门，正派，公私分明。姓周的在石村是大户，好几十户人家，他亲戚多，但村里从听不到他徇私情的绯闻。那时，知青谈情说爱常有，他始终是爱护为主，教育为辅。他家在大队东头，自从我们这拨子知青分到大队西头，他经常也往西头跑，特别是对燕/建恋爱之事，他配合部队处理得妥妥当当。他希望看到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安排我们做事儿，因此我们做什么的都有，大队广播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记工员，宣传队员，等等。记得石村小学建好时，他跑前跑后地号召社员来学文化，白天小孩们上学，晚上他亲自带着我们知青给大人们们补习文化，唱革命歌曲。
不幸的是我以后再没能见到他。2003年回石村，石村小学老师告诉我，周书记已去世好几年，是肝病。村里人说他的肝病是累出来的，拖得太久才没得救的。我明白，周书记他一生辛苦，好操劳，都是为了石村的百姓，乡亲，他是鞠躬尽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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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队队长。队长姓芮，朴实，勤劳，守本份。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早已出嫁，一个儿子高中毕业回乡后在石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和我是同事。队长夫人芮大妈很少下地干活，在家烧饭做衣，还喂养几头猪和一群鸡鸭。那时队长也就45岁左右，但看上去有55，黑红脸膛刻满岁月的辛劳，粗糙大手布满剪不尽的老茧。队长身高五尺多，他姓芮的人家在村里都是大个头。平日队长说少，但威信是六队和全村无人能比。人们敬重他。
队长一家对知青特别关照，待我们好的像待自己的亲闺女。大妈经常让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新米下来的时候，她保准叫我们去她家开一次荤，几个好菜肉菜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队长的儿子芮大哥时不时地到我们知青屋上，按队长的吩咐，给我们送去自家的鸡蛋和新鲜蔬菜，有时还会送来自家圈养自家宰割的猪肉猪肝。
队长喜欢清晨拾粪，就像城里人喜欢清晨跑步。不过他拾粪，还顺带招呼大家上早工，每天雷打不动。我们一般下地三次，清早，上午，和下午。天刚蒙蒙亮，他就挎个粪箕，提一把长镐锄，开始在村里村外、田头地边拾粪了。拾完粪，他走过六队社员和我们知青的屋前屋后，喊大家出早工。早饭后他再走出家，背着手，抽着老旱烟，吆喝大家下地干上午活。
队长的可敬模样，我记忆犹新：拾粪时嘴边总挂着一根三寸长小烟斗，开会时手里总会用纸卷旱烟。他嗓音厚，有点儿短舌头，招呼大家上早工的吆喝声非常特别，"上工了，上工了”就好像在说“摞骡了，摞骡了”。队长的淮北土话我们一开始听不懂，后来听懂听惯了，就感到非常亲切，若几天没听到，还会想得慌，会猜队长是不是病了。其实，那时他很少生病。
队长的吆喝，按我们六队社员的话说，是上工的钟点，准确无误。不过，曾经有一回它失灵了，非常有意思。那年，五月底农忙的一天，可能刚过半夜，队长“上工了”的吆喝在我们屋后响起。大家迷迷糊糊地在梦中穿衣，因为头天队长提醒过，说第二天要开镰收割。我们走出房门，外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顾不上多想，赶快去屋后小麦家叫醒小麦，然后找镰刀，跟着大伙儿一起往村外的淮河边上的六队麦田走去。麦地静悄悄一片，远处河面渔火隐约，青蛙知了好像也熟睡，只有天上寥寥几只星星和月亮无声密语。大家不想时间到底几何，因为放心队长的“吆喝”钟，跟队长下地已是多年习惯。平日队长的时间确实准，可谁知那天就错。大家在地里干了不知多久，割掉好几块地的麦子，还不见天亮。继续割吧，反正那几十亩熟透的麦子要马上割掉，大伙儿干啊干啊，又不知过了多久。什么时辰了？唰拉拉的割麦声没了，说话声没了，什么声音也没了，那里真正是黎明前的静悄悄。大家，包括队长自己，都倒在麦地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太阳高高挂，队长乐得憨笑，社员我们更是哈哈笑。实在太有趣，可不，队长领着大伙儿做了一次很有成果的麦地梦游。
下放四年多，我听得最多最熟最亲的声音是队长的吆喝。一年365天，它几乎天天在我们知青房后的窗口准时响起，唤起我们，开始新一天的劳动生活。
队长和队长大妈早已走了。86年我第一次回乡，只见到他们的儿子。儿子老了，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家还在西村头，仍做民办教师。2003年我再回石村，想去队长儿子家看看，但没有去，不知为啥。古人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来得及做，一切太晚。队长前辈对我们知青的养育之恩，我永远感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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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姑娘。前面往事里谈过小麦，她对我们知青帮助很大，相处在一起像亲姐妹，如今我的梦里往事还有她的出现。记得第一眼见小麦，就觉得跟她亲。那时她才15岁，像一朵美丽小花，一对丹凤眼，笑起来甜，说话甜，长得也甜；她聪明伶俐，吸取了老父老母的所有优点。小麦喜欢模仿知青，无论我们做什么，她都模仿。那时，《战地新歌》一集集出得快，我买来歌本自己先唱，再知青一起唱，小麦每次一定跑过来，坐旁边学。小麦没上过学，虽然是家里独生女，父母一辈子文盲，不懂该送她去读书，认为女孩子家就是等着长大找个好婆家。年老父母疼她，我们来之前，没让她正式下过地，而我们来之后，她自己好像忽然一日间长大，什么都懂了，成了我们的小老师，地里家里活，样样教我们。
新的石村戴帽中学建成后，原先校址成了社员学文化的地方。我正好做民办教师，晚上小麦跟我一起去夜校，还做我的帮手。记得我教村里年轻人唱“公社是棵长青藤”，小麦大声地唱，一点儿不害羞。当时我小惊讶，因为认字时她拘谨，不爱读，生怕读错。于是我猜，也许她认为自己的唱歌天赋大于读书吧，所以唱歌信心十足。那些日子小麦非常开心，走路跳着走，识了好多字，可以简单地帮父母在纸上算钱记账。我为她的进步而感到高兴。
小麦服毒。
1976年初夏，小麦的年老父母托人说媒，为她找了婆家，并下了礼。这事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小麦那年刚满18，男方说是另一公社的。小麦不喜欢这桩婚事。虽说小麦自己不是城里人，父母还年迈，但她相信自己从知青那里学会许多城里人的东西，而她本人的相貌和条件在石村是数一数二的。小麦和我们在一起久了，见识广了，眼光高了，想自己找，自己婚姻自己做主。不管怎么说，她绝对反对这桩婚事，最后以死抗拒。
那天小麦没去做早活，她父母干完早活回家，事情发生了。我们正吃早饭，只见小麦的老爸蹬蹬蹬地急跑来。老人眼泪汪汪，直说小麦小麦小麦。小麦怎么了？小麦喝药了，敌敌畏。小麦家离我们知青房最近，老人径直往我们这儿跑，相信我们能救他的女儿。我们倒真被吓住了，不过反应还算快，叫队长，找板车，芮大叔、队长和社员把昏死的小麦抬上车，我们几个知青男女一路小跑，把她拉到了城里医院。幸亏发现早，抢救及时，医院又灌肠又洗胃，小麦救过来了，大家松口气。
农村啊，有些事情就是那么不可理解，竟还能世代延续，无知，无奈，祖祖辈辈。那桩婚事是彻底解除，小麦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她的老爸老妈妈非常感激知青，而我们想是应该做的，救人要紧，更何况救小麦，我们最最贴心的乡村好姐妹。
后来，大约85年的时候，我曾在市郊的公交车站碰见小麦一回。她手里抱着自己的孩子，年轻少妇很精神。她告诉我，她过得不错，男人还是介绍结的婚，但是自己愿意的。她还说，上次死过一回后就再也不想死了，喝药和灌肠太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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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大婶一家：六队最富裕之家。芮婶长得好看，瓜子脸，高佻个，白净，一点不像乡下人。芮大叔在我们队里，除了队长外，说话也是有份量的，他们两家是亲戚。他们有一个女儿，我们下放时刚出嫁，嫁给了城里人，回娘家我们见过，漂亮水灵。芮大婶一家城里亲戚多，所以城里人的好坏品行都有学。她做事做人就像《艳阳天》里的孙桂英，聪明自私，却又泼辣机敏，有时还天真，大方好心肠。芮大叔处处紧跟老婆，看老婆脸色行事。总体上他比老婆待人要亲和，队里的力气活，队长一吆就到，尽管老婆有时会露长脸给他看。不过他是不吃亏的大叔，干活最起劲的时候不仅在地里，也在分红分粮，那时也许他很想早点知道谁家分得最多最少。芮大婶有时爱占小便宜，出弯弯绕的点子，比如在田里干活时偷个小懒，拿队里地里的小东小西往家去。记得割麦栽秧除草时，她累了，就会找个借口-小便躲起来，然后一去半天不回。我们怎么知道这事的，也因为她的好心。她见我们知青干活累了，干脆叫上我们去休息。一次除草，我们还是跟她去了，藏在一块玉米地里一蹲不起。她掰玉米甜秆啃，也分给我们。她边啃边对我们说，坐着歇着可别露头，队长和社员看到不好。我们实际上心里不舒服，这样做叫欺骗，特别是想到还记工t分，但累很时人的良心好像也要出问题，我们自我原谅，反正就那么一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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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老年家：六口人，大人两，娃崽四；土砖茅草屋又矮又小，里面什么也没有，用“家徒四壁”形容再恰当不过。那时老年才30岁左右，大家就叫他老年了，可能看他是四个娃子的爹的缘故。他个头儿小，还驼着腰，有一张女人脸，园园扁扁，双眼皮大眼睛，咋看咋像他的老婆，夫妻俩天生就是姐妹像。四个娃子都小，最大的不到十岁，吃奶的有两三，娃子们男男女女都有圆溜溜的大眼睛。老年邋遢，讲话带吐沫，常年红眼睛，他的老婆和他一样，头发常年披散似乎无梳洗，虱子满头也不弄。她要喂奶时哪儿也能坐，不在乎他人在场，好像娃吃奶天经地义无礼数，谁都得让她。为此芮大婶少不了数落她。一年里，不到冬天，大家看不到老年换下那条长长的破烂大短裤衩。秋冬天印象里，他始终披一件露出黄棉花的破烂大黑袄。他所有的衣褂好像都不合身。试想，老婆很少上工，连生孩子都来不及喂养，她哪有时间给老公量体裁衣。夫妻俩一字不识，也不叫自己的娃子上学。
我去过他家几次，是代替知青云给他记工分。那是个连站家门口都站不住的地方，气味大。屋里昏暗无灯，娃子们坐麦秸上哇哇哭。我走到门口，低头往里叫老年，就见他提着裤子迎出来，老大老实地对我傻笑，老婆呢，在里面暗处扣大襟衣。我们都知道，地里干活时，如果老年的女人跑来叫他，他会立刻撂下活慌忙往家跑。有次队里刨红薯，夫妻俩都去了。通常老年的老婆不上工，那天大概可以地里吃红薯吧。可没想到休息时，他俩竟去不远的地凹处做什么事。一社员看见回来说给大伙儿听，大伙儿开他俩玩笑，搞得他俩脸红好尴尬，我们知青听得忒别扭。
老年一人干活挣工分，哪能养起老婆娃子一大家。队里社员们同情他，年底分红或发救济粮时给优先照顾，芮大妈也没意见。我们知青地窖里的红薯多次送他。
老年家贫困潦倒，他们愚昧无知的模样，可怜又可悲，我下辈子也很难忘掉。我曾纳闷不解，人穷很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不顾了？书上怎么不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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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村小学的老师
中年李老师，古文特好，平日念念有诗，喜欢喝酒，喜欢醉酒仙人李白，也喜欢谈论女人。每天上班前他必喝酒，脸红眼充血，浑身上下散着酒气。一次全体老师到怀远采石榴，结束时在饭店一聚，他又喝多了。一起步行回来时，摇摇晃晃一路，提鞋的动作和姿势让大家笑破肚皮。那是一位老师不小心踩了他的右鞋跟，他嘴里咕噜一声，便手胳膊向后想去提鞋，可喝多了，不能左右自己，想提鞋却提不上。他身子往前晃着走，胳膊斜着往后仰，右手伸下去摸鞋跟，一次、两次、三次，手就是没法摸到鞋，没法提上鞋。一歪一倒一提空，一而再，再而三，苯拙的傻样逗得走在他后面的老师们使劲地笑。大家一起笑，笑得前仰后倒，第二天问他，他啥也不知道。
刘校长，二十五六岁，部队刚复员，一身阳刚气，长得就像《艳阳天》里萧长春。他文武双全，能说会道，乐器也会几样。他对我们知青老师很好。他为人正派，做事令人放心。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很注意形象。刘校长为石村学校做了许多事，与淮河大坝小学合并，建新校舍，他拼命工作，贡献不可抹。他后来调到郊区教育局，升官了，做什么官不清楚。
老李老师：四十多岁，老师中间学问最高的，文革前的师范生。他身体不好，一付弱不经风的老书生样，声音不亮，且清楚，慢条斯理。之前他在别的乡村中学已教课多年，石村小学开办后回到家乡。老李老师一看就是满肚墨水，说话措词斟酌讲究。平时他穿得干干净净，中午饭菜盒装得满满的（那时我们在大坝食堂蒸饭热饭），看得出夫人平日照顾有多周到。我一直觉得老李老师像三国里的诸葛亮，只是他没有诸葛亮的好体魄。他做事教书一向倾心倾力，忧公为家，是校长的好参谋，为学校不少操心。老李老师对我们知青老师彬彬有礼，看我们年轻，闲时爱跟我们聊世间哲理和历史什么的。我们尊敬他。
大刘老师：能歌善舞，拿手的是手风琴演奏，全校学生音乐课由他一人包下。当时学校文艺活动多，公社演出不断，他是主力是骨干，从组织到彩排以及到外面会演，所有事情一人全权负责。他为人正直，眼子里不留沙，爱打抱不平，谁不好不对都要讲。我们和他相处得不错。我喜欢听他拉唱，男中音，很美。他会唱许多老歌，特别是苏联歌曲，配着手风琴的伴奏。
小周老师：那时是一位年轻的帅哥，回乡青年，比我们小一点，对生活和事业充满憧憬，教书特别认真，和我们说话最为投机。我们离开石村时，他才20岁左右，年轻有为，没有谈朋友。
2003年，我去石村小学探望，只见到小周老师一人，别的认识的都早已离开。小周老师家就安在学校里，夫人平日做看大门工作。小学校是以前最初的那个土房学校的重新翻建，现在盖的是二层教学楼，楼房也围成个圈，中间做学生操场。见到小周老师，我很兴奋。我们25年没见。他说我没变多少，一看就认出，还带着眼镜。我说他有变化，当了孩子爸。其实，小周老师变化蛮大，看上去比他实际岁数大，乡下的风雨，家庭的操心，学校的操劳，好像摧残他不少。他黑了，中年了，讲话时没了过去的阳刚和神气。他跟我说，孩子已14岁，下半年考高中，想考进城里学校，可学习不怎么样。我安慰他什么呢，我希望他多多保重。生活就是这样，琐事无完，烦恼不断，岁月不留情。我要了小周老师的地址，告诉他我怀念这块土地，希望哪一天再来，约知青战友们一起来，期待有一天为这块眷念的土地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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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的太多，此时，真希望日子倒流，让自己再有意识地享受一次青春时光，乡村岁月。
石村，我爱你，我心中的艳阳天。
*四篇知青回忆初写于200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