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资本家熬夜工人成中产阶级
不为资本家熬夜的工人，为什么都能成为中产阶级？
例如：有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政府所投资开的玻璃工厂内的美籍工人，和从大陆带去的中国工人的例子。
又例如：北美的工人，和中国大陆的工人。
又例如：有工会的工人，和没有工会的工人。
摘录一段《美国工厂》影片中的内容：《曹德旺说，在美国办工厂，需要跟各种势力“斗智斗勇”，而最激烈的分歧产生在工会的设立上。部分已经习惯了过去通用工厂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开始筹划组建工会。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队伍，经常出现在工厂内外，游说其他工人同意在福耀工厂成立工会。
曹德旺：他说组建工会这件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说没有。它要进来我就出去，我马上关掉不干了。工厂要做好需要管理，但工会是无政府主义，没有管理，前面通用做破产就有工会的原因，我不会让历史重演。
UAW—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福耀集团的对手，当年，通用汽车的工厂就是因为这家工会的介入导致人力成本接近丰田的两倍，最终宣告破产。为了打赢这场战役，曹德旺专门花了100万美金，请来了美国的反工会组织——劳资关系委员会，对工人进行反向宣传。》
再回到题目《不为资本家熬夜工人成中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会》，没有《工会》，没有《工会》，这些工人能成为《中产阶级》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存在几百年，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就是《曹德旺式》的。引起了工人们的反抗。
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奉献给劳动者最珍贵的礼物。现在很多人不记得了，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为这是天赋的，以为这是资本恩赐的。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劳动者，常常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出言不逊。这非常不应该。
当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们开始总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以前的时候，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作出了一个把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的决议。
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于是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准则。资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它没有办法。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在领导的游击队失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奴隶主会给奴隶们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地主会给长工们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资本家会给工人们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人类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中有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诞生后产生的。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自己支配，8 小时休息”的口号，要求各国制定法律给予确认。
八小时工作制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工作日长度为8小时的工作制度。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正常一天工作时间为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为8小时。8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就开始进行罢工、示威活动。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倡议，首先提出“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11月11日颁布了《关于8小时工作制》的法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8小时工作制被1919年10月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被迫陆续确认了8小时工作制。建国后，中国也实行这一制度。
身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已是熔岩涌动。
象毛主席这样一批最先进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各国的罢工风潮》，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情况，毛泽东在介绍法英美罢工背景时写道：“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毛泽东在介绍法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
毛泽东在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3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他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毛泽东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情况：“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过书信方式与蔡和森探讨实现共产主义所宜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激进方式时说：“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组建者之一。这个组织的任务有两个，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焕然一新了。
这一年，毛主席脱下长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他提矿灯，钻巷道，与工人交朋友，了解矿工疾苦。那时的煤矿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仅有八至十二个毫子(硬币)，“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里办夜校，组织党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在煤矿工人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关注劳工的生存权，他说：“‘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 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与时同时，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说：“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压。”
美西方的工人阶级有了工会，为工人阶级自身争取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为什么美西方的资本家和政府会允许《工会》存在？因为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维持下来，靠的就是这《中产阶级》的力量。试想没有这《中产阶级》，工人一失业就成流浪汉及无产阶级，这群人的力量有多巨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能维持吗？
中国这四十年来吃了《共产党》的红利得于发展。如走资派及资本家曹德旺式的短视的新型资产阶级如此疯狂，工人们总有觉醒的一天。必竞，毛泽东身前播下的《中国红色文化》《文革的继续革命文化》己经深入人心。有时间来验证什么是《真理》。
不为资本家熬夜工人成中产阶级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江青：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1976年3月2日
邓小平这种事，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他谣言散布的很多，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 下去。人家揭发了，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撤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 的人凌驾在政治局之上，毛主席不同意，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要跟同志们讲，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在天津，我跟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我再改。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 的道路上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那么绝对百分之百正确，完全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不可 能，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毛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能拿 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毛主席这一总结，我 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他利用毛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 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毛主席不是批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 派。
邓小平欺负毛主席，造谣诬蔑毛主席，残忍啊！去年毛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而且为 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判定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 解，邓小平同志不理解，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毛主席，要保护毛主席的健康。
我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同志们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毛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 志，都受毛主席保护！邓小平这样欺负毛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我们没有责任保护毛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不能想想自己的 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指邓小平）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 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弄不好，我就走。
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毛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他欺 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更何况同志们。据我知道，在很早毛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 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
我们都一直是在受伤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我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看到毛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 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团结安定 的因素。但现实是他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 事物憎恨得很。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
毛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 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毛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毛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经验 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
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要人手一本。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周总理去世了，周总理的自传上 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吗！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 下，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由于毛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毛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 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有物为证。有一份是我给毛主席的， 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
邓小平完全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在政 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 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
电气设备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如果它有某些 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 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这样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 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多长啊。 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毛主席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毛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象个花 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毛主席，强加给毛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 宾能见毛主席，又说，这是毛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他作了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 次，他说周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周总理。另外一次，周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 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我说，那还不是你嘛。同志们，当时毛主席传话回来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 是毛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燃料我们自己缺 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毛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 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 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民。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 世界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在座的同志们，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 品，那没有办法。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 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
邓小平对毛主席欺负，残忍。毛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毛主席统帅咱们反击，还有什么错误 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执行了一些东西，中央也有文件。所以毛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
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还活的好好的。他是 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毛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我们没有职责保护毛主席吗？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 训，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总结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大局，我 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毛主席这个指示。
经常说错话，做错事，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 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应该赔礼道歉。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 是非。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毛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邓小平从来不提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我愤慨的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许多跟毛主席走 的，走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不管老中青，他都反对，反对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邓小平反对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毛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 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所以我们的毛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1976年3月2日
邓小平这种事，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他谣言散布的很多，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 下去。人家揭发了，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撤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 的人凌驾在政治局之上，毛主席不同意，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要跟同志们讲，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在天津，我跟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我再改。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 的道路上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那么绝对百分之百正确，完全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不可 能，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毛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能拿 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毛主席这一总结，我 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他利用毛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 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毛主席不是批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 派。
邓小平欺负毛主席，造谣诬蔑毛主席，残忍啊！去年毛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而且为 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判定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 解，邓小平同志不理解，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毛主席，要保护毛主席的健康。
我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同志们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毛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 志，都受毛主席保护！邓小平这样欺负毛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我们没有责任保护毛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不能想想自己的 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指邓小平）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 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弄不好，我就走。
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毛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他欺 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更何况同志们。据我知道，在很早毛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 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
我们都一直是在受伤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我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看到毛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 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团结安定 的因素。但现实是他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 事物憎恨得很。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
毛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 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毛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毛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经验 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
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要人手一本。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周总理去世了，周总理的自传上 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吗！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 下，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由于毛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毛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 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有物为证。有一份是我给毛主席的， 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
邓小平完全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在政 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 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
电气设备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如果它有某些 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 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这样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 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多长啊。 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毛主席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毛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象个花 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毛主席，强加给毛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 宾能见毛主席，又说，这是毛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他作了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 次，他说周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周总理。另外一次，周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 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我说，那还不是你嘛。同志们，当时毛主席传话回来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 是毛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燃料我们自己缺 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毛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 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 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民。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 世界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在座的同志们，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 品，那没有办法。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 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
邓小平对毛主席欺负，残忍。毛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毛主席统帅咱们反击，还有什么错误 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执行了一些东西，中央也有文件。所以毛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
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还活的好好的。他是 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毛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我们没有职责保护毛主席吗？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 训，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总结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大局，我 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毛主席这个指示。
经常说错话，做错事，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 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应该赔礼道歉。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 是非。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毛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邓小平从来不提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我愤慨的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许多跟毛主席走 的，走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不管老中青，他都反对，反对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邓小平反对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毛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 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所以我们的毛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毛主席演讲：《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进入抗日战争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迅速培养大批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德才兼备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并经常到这些学校作讲演。以下为讲话全文：
《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作者：毛泽东
同志们，说了很久要来讲话，但回回没有来得成，很对不住。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当学生；第二，当先生；第三，当战争领导者。
同志们现在都是学生，又何必来讲当学生呢？况且有一部分同志快毕业了，毕了业就不是学生，其他的同志也等不了多久就毕业，为什么还要说当学生呢？岂是学生要永远当下去吗？ 我说对的，学生要当一百年。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讲呢？因为同志们快毕业了，其他的几个月以后也要毕业了，所以来对这个问题贡献点意见。
党校是学校，住在这里就是当学生。出了党校门是否学生就当完了呢？有人说是的，毕业了。我反对，我说不毕业，但文凭还是赞成发，毕业典礼也赞成举行，这是毕业又不毕业。毕业告一段落，毕业后还要大学特学。无论进了党校、抗大、陕公，外面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开门。学校生活是一种开门性质，把门打开是想进房子去。进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里面吃饭、睡觉、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几十年。外面的大学三四年，此地的学校几个月，都是开门。真正要研究东西，不是在学校，学校只算一张门，房子是中华民国，那里头才有多一点、深一点的学问供你研究。
现在讲门与房子的关系，不开门就不能进房子，叫做关门主义。强盗进房子，不得其门而入就要窬墙，小偷就打一个洞开扇小门，总而言之要开门。学校虽只几个月，但学了一个方法， 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党校所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游泳，必须先学如何游法，但还不算大游泳家，必须要真的下河游一游。如果游到中间，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进门就呜呼。我们学的方法是为了战争，就要到各个战场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才算好角色，但这张门的打开是要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岁，今年二十岁，那还有八十年学生可当。学校以外所学的比学校学的多得多。学校所学的只是两手的一个指头，校外学的却有几个指头。不但如此，孙中山先生是学生，学的是医；他学了三民主义没有？一点也没有学。他学了中国革命方针、方法、政策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一套不是从学校来的，而是在外面的大学校学的。小党校在这里，其余如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等都是大党校。如果周游列国，到了英国、美国、法国，那里也成了大党校，大党校者地球也。假使说党校在延安东十里，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是小党校在此，的确在此；不对的是大党校在全地球，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类，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所以党校学生不可自称老爷，我们出去，要时常带着学习的态度。学校学习是第一章，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每到一处， 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爷，要宣布自己是学生，老老实实问一问情形，地形路途，东南西北，苛捐杂税，贫农，富农，男男女女都查个清楚。从前怎样，某年怎样，如何发展，弄个明白。在党校就把党校弄个清楚，党校历史怎样等等；出去当县委区委，首先至少把一县一区查一查清楚。不要乱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别人做不到立即加以处罚，不弄清情形而乱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开批评会开展斗争，说某人是机会主义，但如果不把他历史地、全面地弄个清楚， 他不会接受你的批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隔靴抓痒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没有抓到痒处。解决问题也要抓住其要点才行，如说打日本如何打法，种种理论如亡国论、速胜论等都没有抓到痒处，持久战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们出去无论打游击，做党的工作，群众工作， 不管对象是谁，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试问是否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书本以外的东西也要研究。所以书本上的与非书本上的都是可学的与应学的，而没写字的是大学校。在党校学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我们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比孙中山还强些。讲到马克思，他有没有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呢？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学，并且相反，他学了反马克思主义。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他的法宝可使资产阶级头痛，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校外面创造出来的。列宁也是在校外创造了列宁主义。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
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中国有些古人也讲这话，如孙武子然。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等于开张门，出去后要大规模地学习， 第二种学习就是大党校，你们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会犯大错误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不先了解客观情况之后经过考虑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险，我想党校同志们是有这样的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当学生又当先生，岂不怪哉？一点也不怪，就是这样。当先生的除了学校教员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在做事中间要当先生，也就是当学生同时当先生，每一个人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 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识字的是先生，中学大学教书的是先生。我们还要放宽些，出去开学校，不用钱，房顶是天、房底是地，开露天大学，但这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当学校教员，而是说无论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学了然后再去教育他们。马克思就是这样，从无产阶级学习了，又去教无产阶级。他的先生有几百万工人， 工人觉得冷，觉得饿，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机器，也教育了他。后来工人懂得剥削者是谁而不打机器了，要怪机器所有者资本家了，于是工人打资本家，这些都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们也如此，要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 不断地教老百姓。团结干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烦地教他们。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总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烦。如果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 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志们要肯去讲，肯去说，有台就演讲，不要害羞，不会说就练习演说。有机会不演讲，有谈话机会不谈话，就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要有积极地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当先生。
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出去做各种工作，无论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志们抱这样态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要摆架子，先生架子摆不得，有点臭气，摆老资格是件坏事，“老子二万五千里”就是摆资格，使人讨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无论是群众、父母、朋友或最亲爱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干部水平的责任， 要说到舌子烂，喉子干，就是说要肯讲肯说，多讲多说，不倦地讲，不倦地说，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先生架子。
第三个问题是当战争领导者。
也许有人说“要我去当排长，我尚未学会，我不去”。不是如此。党校同志大多数不去当排长或师长军长，但又不一定不当。我就当过师长，在井冈山当了一回。我既未进过党校，也未进过军校，逼上梁山，不得不当，何况你们进过党校，当过学生自卫军呢？如果一逼，还是不得不当。但党校毕业生还是不当师长的多，而要去做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那么如何说战争领导者呢？现在战争参加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如果共产党员不懂得战争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挥，就当不成功战争的领导者，所以今天来讲一讲。
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
第一，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这种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独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独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国既然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换句话就是要独立要自由。
第三，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独立自由，完成这政治口号，做到对外独立、对内自由呢？方法多得很，党的工作、工会农会、组织政府、分配土地、办报纸、办学校，各种方法，各种方式，但战争是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历史看，鸦片战争是战争，太平天国是战争，辛亥革命是战争，北伐是战争，十年苏维埃是战争，今天抗日又是战争。
在中国谋独立和自由，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国民党一路干战争，共产党也干过战争三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红军，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论做哪一项工作，都要管战争，要和战争配合。现在有一批同志到山东去干党的工作，他们除了和游击队配合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不然只有走，或者坐监。在山东做党的工作，离不开游击队、抗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山东的梭镖很长，日本兵很怕，因为这也是武器，也是军事，也是战争。如果有步枪，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党校同志对战争是门外汉，这句话相当对，又不完全对。同志们未进过抗大，但可以进一进，如果不进， 学学旧戏里进门的办法，两手一张，不消一个钟，也就进了去。这就是说只要有决心。研究书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就会有办法，就会组织队伍。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从前是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现在是五台山的军事总指挥，他就是用两手一张、一步进门的办法学了战争，陕北许多人民也都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有许多军长、师长、团长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国主义侵略来了，就爬出洞来去当兵，当兵有了经验，就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到军长，这些人都未进过军事学校。中国的徐海东、贺龙也是好例子。军事不用学，将来都可当军长，只要你肯干。连这也是逼上梁山的。
日本帝国主义已离武汉不远，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当和尚，我就不赞成，你们也不赞成。但那些日本占领了的地方，除了武装，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呢？不干战争，如何做工作，如何办农会工会，如何办学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只能偷偷摸摸，小声讲话。党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战区，用战争方式来扩大游击区，来挤日本。朝东一挤，挤到平汉线； 朝西一挤，挤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绥，中间五台山就属于我。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 只剩下平汉线一条。不但挤白天，而且挤晚上，铁路在晚上就归我。其次一挤，挤到北平城， 弄得火也熄了，城门紧闭。
用这方法挤日本，扩大抗日政权，消灭汉奸统治，扩大党，扩大党的威信，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工会、农会，再加上外国的援助，日本内部的反对，使帝国主义的路断了。马克思算得好，说帝国主义要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中国抗日政权的建立、国际的援助中国和日本国内的叛乱之下而死的。于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开个庆祝会，党校学生散到全国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庆祝。战争没有困难，想做就有。女同志又怎样呢，八路军不要就不干战争吗？也不！中国从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将来中国还要产生许多女战士、抗日的女英雄。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越讲越大，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再有没有？没有了。如果再要有点， 还是没有了。我还要到党校来，将来有机会可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毛主席演讲：《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进入抗日战争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迅速培养大批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德才兼备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并经常到这些学校作讲演。以下为讲话全文：
《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作者：毛泽东
同志们，说了很久要来讲话，但回回没有来得成，很对不住。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当学生；第二，当先生；第三，当战争领导者。
同志们现在都是学生，又何必来讲当学生呢？况且有一部分同志快毕业了，毕了业就不是学生，其他的同志也等不了多久就毕业，为什么还要说当学生呢？岂是学生要永远当下去吗？ 我说对的，学生要当一百年。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讲呢？因为同志们快毕业了，其他的几个月以后也要毕业了，所以来对这个问题贡献点意见。
党校是学校，住在这里就是当学生。出了党校门是否学生就当完了呢？有人说是的，毕业了。我反对，我说不毕业，但文凭还是赞成发，毕业典礼也赞成举行，这是毕业又不毕业。毕业告一段落，毕业后还要大学特学。无论进了党校、抗大、陕公，外面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开门。学校生活是一种开门性质，把门打开是想进房子去。进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里面吃饭、睡觉、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几十年。外面的大学三四年，此地的学校几个月，都是开门。真正要研究东西，不是在学校，学校只算一张门，房子是中华民国，那里头才有多一点、深一点的学问供你研究。
现在讲门与房子的关系，不开门就不能进房子，叫做关门主义。强盗进房子，不得其门而入就要窬墙，小偷就打一个洞开扇小门，总而言之要开门。学校虽只几个月，但学了一个方法， 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党校所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游泳，必须先学如何游法，但还不算大游泳家，必须要真的下河游一游。如果游到中间，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进门就呜呼。我们学的方法是为了战争，就要到各个战场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才算好角色，但这张门的打开是要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岁，今年二十岁，那还有八十年学生可当。学校以外所学的比学校学的多得多。学校所学的只是两手的一个指头，校外学的却有几个指头。不但如此，孙中山先生是学生，学的是医；他学了三民主义没有？一点也没有学。他学了中国革命方针、方法、政策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一套不是从学校来的，而是在外面的大学校学的。小党校在这里，其余如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等都是大党校。如果周游列国，到了英国、美国、法国，那里也成了大党校，大党校者地球也。假使说党校在延安东十里，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是小党校在此，的确在此；不对的是大党校在全地球，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类，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所以党校学生不可自称老爷，我们出去，要时常带着学习的态度。学校学习是第一章，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每到一处， 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爷，要宣布自己是学生，老老实实问一问情形，地形路途，东南西北，苛捐杂税，贫农，富农，男男女女都查个清楚。从前怎样，某年怎样，如何发展，弄个明白。在党校就把党校弄个清楚，党校历史怎样等等；出去当县委区委，首先至少把一县一区查一查清楚。不要乱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别人做不到立即加以处罚，不弄清情形而乱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开批评会开展斗争，说某人是机会主义，但如果不把他历史地、全面地弄个清楚， 他不会接受你的批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隔靴抓痒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没有抓到痒处。解决问题也要抓住其要点才行，如说打日本如何打法，种种理论如亡国论、速胜论等都没有抓到痒处，持久战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们出去无论打游击，做党的工作，群众工作， 不管对象是谁，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试问是否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书本以外的东西也要研究。所以书本上的与非书本上的都是可学的与应学的，而没写字的是大学校。在党校学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我们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比孙中山还强些。讲到马克思，他有没有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呢？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学，并且相反，他学了反马克思主义。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他的法宝可使资产阶级头痛，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校外面创造出来的。列宁也是在校外创造了列宁主义。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
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中国有些古人也讲这话，如孙武子然。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等于开张门，出去后要大规模地学习， 第二种学习就是大党校，你们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会犯大错误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不先了解客观情况之后经过考虑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险，我想党校同志们是有这样的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当学生又当先生，岂不怪哉？一点也不怪，就是这样。当先生的除了学校教员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在做事中间要当先生，也就是当学生同时当先生，每一个人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 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识字的是先生，中学大学教书的是先生。我们还要放宽些，出去开学校，不用钱，房顶是天、房底是地，开露天大学，但这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当学校教员，而是说无论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学了然后再去教育他们。马克思就是这样，从无产阶级学习了，又去教无产阶级。他的先生有几百万工人， 工人觉得冷，觉得饿，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机器，也教育了他。后来工人懂得剥削者是谁而不打机器了，要怪机器所有者资本家了，于是工人打资本家，这些都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们也如此，要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 不断地教老百姓。团结干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烦地教他们。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总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烦。如果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 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志们要肯去讲，肯去说，有台就演讲，不要害羞，不会说就练习演说。有机会不演讲，有谈话机会不谈话，就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要有积极地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当先生。
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出去做各种工作，无论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志们抱这样态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要摆架子，先生架子摆不得，有点臭气，摆老资格是件坏事，“老子二万五千里”就是摆资格，使人讨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无论是群众、父母、朋友或最亲爱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干部水平的责任， 要说到舌子烂，喉子干，就是说要肯讲肯说，多讲多说，不倦地讲，不倦地说，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先生架子。
第三个问题是当战争领导者。
也许有人说“要我去当排长，我尚未学会，我不去”。不是如此。党校同志大多数不去当排长或师长军长，但又不一定不当。我就当过师长，在井冈山当了一回。我既未进过党校，也未进过军校，逼上梁山，不得不当，何况你们进过党校，当过学生自卫军呢？如果一逼，还是不得不当。但党校毕业生还是不当师长的多，而要去做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那么如何说战争领导者呢？现在战争参加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如果共产党员不懂得战争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挥，就当不成功战争的领导者，所以今天来讲一讲。
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
第一，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这种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独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独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国既然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换句话就是要独立要自由。
第三，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独立自由，完成这政治口号，做到对外独立、对内自由呢？方法多得很，党的工作、工会农会、组织政府、分配土地、办报纸、办学校，各种方法，各种方式，但战争是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历史看，鸦片战争是战争，太平天国是战争，辛亥革命是战争，北伐是战争，十年苏维埃是战争，今天抗日又是战争。
在中国谋独立和自由，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国民党一路干战争，共产党也干过战争三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红军，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论做哪一项工作，都要管战争，要和战争配合。现在有一批同志到山东去干党的工作，他们除了和游击队配合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不然只有走，或者坐监。在山东做党的工作，离不开游击队、抗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山东的梭镖很长，日本兵很怕，因为这也是武器，也是军事，也是战争。如果有步枪，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党校同志对战争是门外汉，这句话相当对，又不完全对。同志们未进过抗大，但可以进一进，如果不进， 学学旧戏里进门的办法，两手一张，不消一个钟，也就进了去。这就是说只要有决心。研究书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就会有办法，就会组织队伍。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从前是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现在是五台山的军事总指挥，他就是用两手一张、一步进门的办法学了战争，陕北许多人民也都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有许多军长、师长、团长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国主义侵略来了，就爬出洞来去当兵，当兵有了经验，就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到军长，这些人都未进过军事学校。中国的徐海东、贺龙也是好例子。军事不用学，将来都可当军长，只要你肯干。连这也是逼上梁山的。
日本帝国主义已离武汉不远，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当和尚，我就不赞成，你们也不赞成。但那些日本占领了的地方，除了武装，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呢？不干战争，如何做工作，如何办农会工会，如何办学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只能偷偷摸摸，小声讲话。党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战区，用战争方式来扩大游击区，来挤日本。朝东一挤，挤到平汉线； 朝西一挤，挤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绥，中间五台山就属于我。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 只剩下平汉线一条。不但挤白天，而且挤晚上，铁路在晚上就归我。其次一挤，挤到北平城， 弄得火也熄了，城门紧闭。
用这方法挤日本，扩大抗日政权，消灭汉奸统治，扩大党，扩大党的威信，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工会、农会，再加上外国的援助，日本内部的反对，使帝国主义的路断了。马克思算得好，说帝国主义要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中国抗日政权的建立、国际的援助中国和日本国内的叛乱之下而死的。于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开个庆祝会，党校学生散到全国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庆祝。战争没有困难，想做就有。女同志又怎样呢，八路军不要就不干战争吗？也不！中国从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将来中国还要产生许多女战士、抗日的女英雄。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越讲越大，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再有没有？没有了。如果再要有点， 还是没有了。我还要到党校来，将来有机会可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八小时工作制》文化中国有吗
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说，......已经习惯了过去（美国的）通用工厂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开始筹划组建工会。
这里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与工厂文化》是什么？是《为资本家熬夜》，是996工作制，是没日没夜地为资本家当牛做马，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熬夜。这就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制造的新式资本家口中所说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也是早期资本主义里资本家的做法，后起之秀中国式新资本家也要补上这一课。
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政府所投资开的玻璃工厂，连同他的全家人带着所有在中国剥削压迫农民工，将赚到的所有带有农民工血汗的大量金钱一起移民美国来孝敬美国主子。却发现美国法律和美国工人不吃曹德旺这套，待了几年后又用大把钱化在退出美国籍的手续上，回到了特色中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时代，特色中国的八小时工作制越来越不被人在乎了，毫无节制的加班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于成了劳动者的一种“福报”，“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劳动法形同虚设，劳动者的权益被视若无物，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绝于耳。
旧中国，没有完正的工业体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新中国创立了完正的工业体系，有《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而且还非常全面。毛泽东时代的工厂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是什么？毛泽东时候的工厂不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或集体企业。
毛泽东认为国家建工厂是养活工人的，工厂赚了钱，国家就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工厂培养了工人，工人是生产力，他们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就派他们去建造新工厂。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能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厂长从优秀的工人提拔，厂长的薪水和工人一样多。
国家给工人的薪水、福利例如免费上学、医疗等就是所有者的回报。干得好，贡献大，就能提拔。管理者干部如果多吃多占、不参加劳动和办事不公，就会被 监督，就干不下去。
例如土地是全民所有。除了国防、交通、水利、工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建设，国家是不能随意征收农民土地的。征收了农民土地，给予补偿就是让他们当工人，吃国库粮。是不能把全民所有的土地拿来出售的。全民土地征收出售所得应该是全民所有，不能当作财政政府花掉。
这恐怕是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差别。全民所有，不能把所有工人都下岗，也不能把所有工人的东西随意拿走。工人是终身制铁饭碗。 .
毛泽东时代国家建工厂是养活工人的，工厂赚了钱，国家就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工厂培养了工人，工人是生产力，他们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就派他们去建造新工厂。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能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厂长从优秀的工人提拔，厂长的薪水和工人一样多。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不但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要为工厂贡献负责，还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大家地位很高，都想评先争优当劳模。
毛泽东经济建设的方向、路线是不能否定的，那时候的建设速度和品质是没人可比的，那时候人心和凝聚力也是前无古人的，27年走过西方300年的工业化历程，追平资讯化技术，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是世界奇迹。而这个奇迹就是那时候的工厂和工人创造的。
毛泽东时代27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中国建了这么多工厂。这些工厂效益如何?盖这么多工厂不就是这些工厂的效益累积起来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建设资金都是靠这些工厂累积起来的，滚雪球式发展，并且还实现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的重大突破。那时只见工厂天天建，很少看到工厂倒闭。盖了成片的工厂，还没有一分钱的欠债，效益还不好?
《八小时工作制》是宪法规定的。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就是到走资派篡权后修改过的《宪法》中也没有取消劳动法中的《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
大资本家曹德旺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与工厂文化》完全是一种忽悠。拿《中国式》来唬人，其实就是走资派及资本家的丑陋文化，资本家文化，剥削阶级文化，压迫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丑陋文化，粪缸文化。
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股市大跌、楼市危机、企业困境，私有资本模式难以为继。上市公司大资本家从股市圈了大笔的钱，其他大小资本家又以股权质押拿走了大笔的钱。走资派官员和资本家的打手高管们又都圈走私分了大笔钱，怎么还缺钱呢?这些权贵们为什么还是把企业搞得不死不活?
《八小时工作制》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共产党解放区时就有了。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
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离开了这一项，自然就会失去这一代表性。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手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说：“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说，......已经习惯了过去（美国的）通用工厂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开始筹划组建工会。
这里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与工厂文化》是什么？是《为资本家熬夜》，是996工作制，是没日没夜地为资本家当牛做马，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熬夜。这就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制造的新式资本家口中所说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也是早期资本主义里资本家的做法，后起之秀中国式新资本家也要补上这一课。
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政府所投资开的玻璃工厂，连同他的全家人带着所有在中国剥削压迫农民工，将赚到的所有带有农民工血汗的大量金钱一起移民美国来孝敬美国主子。却发现美国法律和美国工人不吃曹德旺这套，待了几年后又用大把钱化在退出美国籍的手续上，回到了特色中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时代，特色中国的八小时工作制越来越不被人在乎了，毫无节制的加班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于成了劳动者的一种“福报”，“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劳动法形同虚设，劳动者的权益被视若无物，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绝于耳。
旧中国，没有完正的工业体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新中国创立了完正的工业体系，有《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而且还非常全面。毛泽东时代的工厂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是什么？毛泽东时候的工厂不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或集体企业。
毛泽东认为国家建工厂是养活工人的，工厂赚了钱，国家就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工厂培养了工人，工人是生产力，他们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就派他们去建造新工厂。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能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厂长从优秀的工人提拔，厂长的薪水和工人一样多。
国家给工人的薪水、福利例如免费上学、医疗等就是所有者的回报。干得好，贡献大，就能提拔。管理者干部如果多吃多占、不参加劳动和办事不公，就会被 监督，就干不下去。
例如土地是全民所有。除了国防、交通、水利、工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建设，国家是不能随意征收农民土地的。征收了农民土地，给予补偿就是让他们当工人，吃国库粮。是不能把全民所有的土地拿来出售的。全民土地征收出售所得应该是全民所有，不能当作财政政府花掉。
这恐怕是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差别。全民所有，不能把所有工人都下岗，也不能把所有工人的东西随意拿走。工人是终身制铁饭碗。 .
毛泽东时代国家建工厂是养活工人的，工厂赚了钱，国家就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工厂培养了工人，工人是生产力，他们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就派他们去建造新工厂。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能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厂长从优秀的工人提拔，厂长的薪水和工人一样多。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不但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要为工厂贡献负责，还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大家地位很高，都想评先争优当劳模。
毛泽东经济建设的方向、路线是不能否定的，那时候的建设速度和品质是没人可比的，那时候人心和凝聚力也是前无古人的，27年走过西方300年的工业化历程，追平资讯化技术，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是世界奇迹。而这个奇迹就是那时候的工厂和工人创造的。
毛泽东时代27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中国建了这么多工厂。这些工厂效益如何?盖这么多工厂不就是这些工厂的效益累积起来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建设资金都是靠这些工厂累积起来的，滚雪球式发展，并且还实现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的重大突破。那时只见工厂天天建，很少看到工厂倒闭。盖了成片的工厂，还没有一分钱的欠债，效益还不好?
《八小时工作制》是宪法规定的。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就是到走资派篡权后修改过的《宪法》中也没有取消劳动法中的《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
大资本家曹德旺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与工厂文化》完全是一种忽悠。拿《中国式》来唬人，其实就是走资派及资本家的丑陋文化，资本家文化，剥削阶级文化，压迫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丑陋文化，粪缸文化。
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股市大跌、楼市危机、企业困境，私有资本模式难以为继。上市公司大资本家从股市圈了大笔的钱，其他大小资本家又以股权质押拿走了大笔的钱。走资派官员和资本家的打手高管们又都圈走私分了大笔钱，怎么还缺钱呢?这些权贵们为什么还是把企业搞得不死不活?
《八小时工作制》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共产党解放区时就有了。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
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离开了这一项，自然就会失去这一代表性。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手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说：“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