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以前，南京沦陷（1／3）

凑巧，“八十七年以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讲开头的话。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开始了持续六周的人间劫难。史称“南京大屠杀”，但是日军暴行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屠杀的数字只是一个方面，对象没放过妇女、儿童，方式包括剜刎、肢解、火烧、活埋等，屠杀者杀人取乐、举行杀人比赛。强奸只是概述，对象没放过幼女、孕妇和老妪；方式除了自己泄欲，还包括强迫受害者乱伦、野蛮处置受害者性器官；事后对受害者生命随意处置。定量加定性，只能看到残暴，见不到人性。

我早年接受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教育，主要来自章开沅先生。章师是近现代史专家，研究辛亥革命史功成名就，又不断拓展新领域，驰名中外。

1988年5月，章师应邀到纽约参加学术会议，其间跟唐德刚、邵子平等人筹建对日索赔会。会后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13所教会（新教）大学的档案，很快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博士的个人专档。贝德士是章师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的业师，其文档自然引起他的兴趣，花了好几天时间检索其中内容。没想到包含大量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包括该会往来公文及其多名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等，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宝贵资料。时间有限，当时只能粗略检索。但这成为章师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起点。贝德士本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担任过系主任，完整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始终、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曾作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章师最早注意到贝德士文献的历史价值。

六四之后章师无官一身轻，从1990年8月起在美国访学三年。从1991年7月起，跟师母住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附近，潜身特藏室八个月，逐卷检阅贝德士文献，复印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千余页。1994年春返回武汉后，根据贝德士文献，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1995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编一本《南京：1937.11—1938.5》，同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又促成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玛莎·斯茉莉（Martha Smalley）编辑出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收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英文原始档案。

1998年5月，章师偕师母三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全面搜索有关南京大屠杀藏档，力图穷尽。经耶鲁方面授权，编成《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全面收录耶鲁馆藏南京大屠杀文献，在1999年9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版Eyewitness to Massacre: 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在美国纽约由M.E. Sharpe出版。

章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持续多年，逐渐深入，态度扎实。对张纯如（Iris Chang）、汤美如（Nancy Tong）和斯茉莉等人在美国宣传南京大屠杀，他积极支持。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呼吁采用实证精神研究南京大屠杀。章师编译耶鲁馆藏南京大屠杀文档，为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实证。

当时认为张纯如写《南京暴行：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参杂了过多个人和民族感情，因此不想读她写南京大屠杀的书。但最近我还是读了这本书（2011年英文版）。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书也可以读一读，何况我喜欢张纯如写的钱学森传。

读完张著，我依然觉得，如果她能稍许克制个人和民族感情，这本书也许会写得更好。她的父母虽然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但在她小时候会跟她讲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语气充满了愤怒。但她在美国没有读到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门书籍，英文的完全没有，汉语的她不一定读。她后来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头脑里并非一片空白，父母的教育早就刻在脑海里。张著囿于作者固有的个人和民族感情，呈现史料时不能摆脱情感，损害了史料本来的公信力，效果适得其反。美国其他书评人也有相同意见，而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

研究历史，理性比感情更可贵。写历史，陈述事实比表达感情重要，名词、动词、数词比形容词、副词、感叹词重要。写历史的人必须克制情感、力争客观，否则不仅写不好、写不深，即使写出来也缺乏说服力。张纯如甚至没有意识到活动家和史家的角色冲突：史家的职责是忠实记录历史，活动家的目的是改变历史。

成年后结识邵子平、汤美如等社会活动家，催生了她对南京大屠杀的兴趣。1988年她就有了写一本南京大屠杀的书的想法。斯茉莉帮助过她。关于南京大屠杀，她跟章先生接触过的是差不多的人。张著提到，美国华人社会因中国六四而形成的社交网络，促进了南京大屠杀历史在美国的传播。章先生1990-93年访美，也跟六四不无关系。所以章、张二人，虽然背景不同，倒有些相通之处。

1994年秋，张纯如完成钱学森传后，即开始着手研究南京大屠杀，一直到1997年初完成南京大屠杀的写作。

张著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写南京大屠杀的专书，填补了空白，美国学界、媒体和社会反响热烈。好些位专业史家给予高度评价，这对于新闻记者出身的张纯如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她以记者对新闻素材的敏感，广泛挖掘、搜集汉、日、英、德语史料，尤其是当时贝德士文献和拉贝日记还没公开出版。她搜集史料的能力令人钦佩。她是继章先生之后，较早采用耶鲁馆藏南京大屠杀文献从事著述的人之一。新鲜史料提升了她著作的史学价值。引用拉贝日记、耶鲁馆藏有关文献等第三方记录，不仅丰富了史料，使得完整呈现南京大屠杀成为可能，关键是这些史料来自中日之外的第三方，包括德国纳粹党干部拉贝先生和美籍历史学家贝德士，当时美国还不是日本敌国。拉贝先生（John Heinrich Detlef Rabe）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首任主席。第三方史料摆脱了伴随敌友关系难以避免的偏见，超脱客观的他者视角具有最高公信力。张著采用第三方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杀，在英语世界开了先河，是了不起的贡献。

1997年张著出版后，在正常学术批评之外，张纯如遭受到来自日本的人身攻击，包括仇恨信件、死亡威胁，直到次年新书推介活动结束才停歇。张纯如的著作、观点另当别论，但她的言论自由和第一修正案权利，必须尊重。少数日本人的卑劣行径应该谴责，美国政府对作者的保护不够应该批评。

但是张纯如写这本书存在先天不足。她的汉语程度有限，参考汉语史料需要先由人翻译成英语。她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了解不够，书中有关日本历史文化的叙述，更像是作者本人的读书笔记，其中有关日本历史的部分图片文字存在瑕疵。有些她承认，有些她不承认，跟日本出版社相持不下，导致该书日语版不能及时出版。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也是高度争议话题，社会和学界分肯定派和否定派，肯定派中曾分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认为死难人数以十万计，少数派认为只在千、万。但到1989年，少数派出版《南京战史》一书，确定有超过1.6万俘虏遭屠杀；死难人数之争至此停歇。张著出版后，日本肯定派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图文瑕疵，希望她改正。

她说战后日本社会不承认侵略事实，是夸大其词。战后、直到19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占主导，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毫不含糊、是严厉的。井上 清教授在他的通史著作《日本历史》（岩波新书1963-66）中写道，“进入南京时，日本军队残杀了二十多万中国男女。”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错过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机会。岩波书店是一流出版商，其创始人岩波 茂雄说过他不会为中日战争捐一分钱，他确实做到了。

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小津 安二郎导演的电影《秋刀鱼之味》（1962）中有一个情节。战争期间平山 周平是海军驱逐舰舰长，坂本 芳太郎是舰上的一名一等兵。战后他们偶遇，一起去居酒屋。二人听着《军舰进行曲》，边喝威士忌边叙旧。坂本问平山，我们怎么打输了呢？平山说，好问题啊。二人感叹战后生活艰难，好在挺过来了。坂本又问，舰长，日本要是赢了，又会怎样？不等平山回答，“要是我们赢了，我俩现在该在纽约了吧，真正的纽约欸。…蓝眼人得梳日式发髻，一边嚼口香糖一边拨三味线。”平山泼冷水，我怎么觉得还是输了好呢？坂本回到现实，沉吟良久，“也许——您是对的。愚蠢的军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欺负我们了。舰长，我不是说您啊，您不是那样。”这个电影情节深刻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

小津是伟大的电影导演。他的影片《麦秋》（1951）中间宫家的次子省二在中国徐州战死，《东京物语》（1953）中平山家的次子昌二也是战死，留下寡妻纪子。这些人物虽然没有在影片中露面，但含蓄呈现了日本人民承受的战争创伤。

1980年代后，日本经济腾飞，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改善，马克思主义对民众吸引力下降。国际政治发生改变，民众对美国态度改善，由抵触转为亲近；对日美安保协议，由激烈抗议转为积极支持。日本史学走出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日本侵略历史的看法不再统一。学术观点多元化是正常的，但副作用是军国主义有所回潮。

现在普通日本人读什么书？我参观了东京都中央区立日本桥图书馆。其中历史类图书比较丰富，浏览下来，主要涉及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包括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辑的《写真集·南京大虐杀》（1995）、森山 康平著《图说日中战争》（2000）、每日新闻社编《不许可写真》。森山先生1942年出生在伪满洲国奉天（今沈阳），是严肃的历史学者。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我只看到一本，茂木 弘道的《中日战争的反面真相：谁发动的、为何扩大、谁曾合作？》（2024），书中特别针对章先生编写的Eyewitnesses to Massacre（2001）一书，百般抵赖，否定其历史文献价值（第134-136页）。茂木先生出生于1941年，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并非专业史家。见仁见智，也许是开放社会的常态，但历史事实很难否认。

茂木先生书中引用了东中野 修道的《南京虐杀的彻底检证》（1998）。事实上二人有过多次合作。东中野先生出生于战后、1947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思想史教授，倒是一位专业史家。他的《南京虐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专门针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在2000年，他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发表言论是他的权利，但他在书中、文章里宣称夏淑琴女士为假受害人、假证人。张纯如见过夏淑琴，在书里提到她（第275、304页）。夏女士的经历在拉贝日记中有记录，约翰·麦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也曾提到。夏将东中野告上法庭。2006年南京玄武区法院判决她胜诉。东中野在东京反诉夏，没料到她会应诉。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2008年东京高等法院和2009年日本最高法院都裁决夏淑琴胜诉；最高法院判东中野方赔付夏淑琴方4557327日元，约合人民币31万余元。这是事实的胜利、历史的胜利，反映了当代日本社会的主流。东中野教授身为专业史家，不知作何感想。

当代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法律诉讼，还有一例。

攻入南京后，日军少尉野田 毅、向井 敏明二人，用军刀开展虐杀中国人的比赛，赛后拄着刀拍了合影，发给《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旁注“向井106—105野田”，表明向井杀的人多一个、赢得了比赛。战后盟军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二人逮捕，押到南京公审，在1948年初由中国宪兵在雨花台执行枪决。

1971年，《朝日新闻》记者本多 胜一在报纸上开《中国之旅》专栏，讲了“百人斩”的故事，引起舆论轰动，也激起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间的长期论争。2003年野田和向井二人家属状告《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本多胜一，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诉求，2006年5月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这个案例同样以历史事实获胜告终，也反映当代日本社会主流。

当代日本社会的主流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能够正视、承认日本曾经的侵略历史。在一个开放社会，总会有一些不同声音。日本右翼否定派有权坚持和宣扬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的言行也必须符合国际国内法律。夸大日本右翼否定派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并不符合当代日本社会实际，虽然我们要保持警惕。中国政府及其追随者故意夸大日本军国主义威胁，实际上是出自中国政府转移国内尖锐社会矛盾的自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