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被西方阵营视为“铁幕”国家，遭受严厉的经济封锁和技术封锁。美国领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出口管制，几乎将所有高端科技和尖端产品列入禁运清单。巴统的禁运名单涵盖军事装备、工业机械、电子设备、化工产品等重要领域。例如，西方的先进机床、高性能计算机、精密仪器等都被严格禁止出口到中国。这种封锁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和国防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
香港在冷战时期，是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少数的贸易窗口之一。由于其英属殖民地身份，香港在法律、金融和贸易规则上与西方接轨，但又因地理位置靠近中国内地，与内地有着天然的联结。这种双重身份，使得香港成为“制裁之外”的灰色地带，为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战略价值。
中国需要的许多尖端技术产品，通过香港商人或外资公司的转口贸易得以运入中国。例如，进口到香港的机床、精密仪器等，通过伪造文件或虚假申报，从香港辗转进入内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香港商人建立起庞大的走私网络，他们利用复杂的物流和贸易手段，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为中国输入大量“稀缺品”。有些商人专门开设空壳公司，充当隐秘的转运渠道。
霍英东是冷战时期香港的著名实业家，被誉为“爱国商人”。他不仅通过自己的贸易公司，向中国内地输送急需的物资，还在关键时刻出资购买被禁运的先进设备。霍英东通过自己的企业网络，从西方国家购入重型机械和高端设备，再秘密运送到中国内地，用于大型基建项目和国防工程的建设。
作为香港著名的实业家，曾宪梓在冷战时期，成为一名隐秘的技术“中介”，为中国内地企业提供了不少技术转让和设备采购的支持。他建立起一条从香港到中国内地的科技转运链条，为中国的纺织、电子等行业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曾宪梓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政策，从日本和欧洲进口大批纺织机，这些设备对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商界巨头外，还有一批“无名英雄”，在冷战时期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默默贡献。例如，一些从香港潜入的情报人员，获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被带回中国，为科研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虽然不少香港商人在为中国输送物资的过程中表现出爱国情怀，但也有人将这视为一次“商业投机”。他们利用中国对西方产品的渴求，大量赚取差价，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一些商人通过伪造文件，将高端设备申报为普通商品，然后加价数倍出售给中国企业。这种行为在当时，既被视为“商业投机”，又被某些人誉为“爱国行为”。有些商人为了追逐利益，不惜使用非法手段，如贿赂香港海关官员、伪造产地证明等。这种行为尽管为中国获得所需物资提供了帮助，但也带来了道德争议。
通过香港的转运，中国获得了大量急需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资料，为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高端机床的引入，解决了国防工业中的关键瓶颈问题。除了设备输入，中国还通过香港获取了大量技术情报和工业图纸。这些信息为国内科研机构和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极大地推动了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
冷战时期，中国通过香港成功突破封锁，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这不仅是一段关于智慧与韧性的历史，更是一段关于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遇的经典案例。中国用智慧“偷”来科技和希望，是一种“爱国”的事，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所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