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与习近平作为当代最具权势的两位国家领导人，他们对权力的使用与延续，成为观察这一现象的重要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展示了权力如何改变人性，以及在使用与滥用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普京1999年接过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时，俄罗斯正处于经济崩溃、寡头横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的状态。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他凭借权力的集中，迅速采取措施，包括打击寡头势力、恢复国家秩序、重塑国际威望等。普京的果断与强硬，使俄罗斯重新站稳脚跟，无论从经济数据的回升，还是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恢复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斗民族”的复兴梦。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面临着经济转型、社会不平等、腐败泛滥等诸多挑战。他通过反腐运动集中整治党内的顽疾，力图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强调“共同富裕”，重塑社会公平理念。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习近平作为领导者的改革意志与抱负。在其执政初期，政策效率提高、政府公信力上升、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然而，春药过量使用，就会变成毒药。一旦权力不受制约，它就会侵蚀人性，将一位改革者变成独裁者。普京与习近平的执政轨迹，正呈现出这样的转变，从“权力推动变革”变成“权力导致僵化”。
随着普京执政时间的延长，暴露了他对权力的高度依赖与执着。通过修改宪法、压制反对派、控制媒体等手段，普京成功延续了自己的权力。他对权力的滥用，使得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名存实亡，社会的多样性被压制。从一位被视为国家救世主的领导者，转变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强人角色。普京的个人魅力被权力欲望所侵蚀，丧失了初期的改革理想。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俄罗斯的治理体系僵化，创新能力下降。近年来俄罗斯经济表现不佳，国际孤立程度加剧，普京执政的“毒性”逐渐显现，而悍然发动战争入侵乌克兰，则是普京毒性发作的收官之战。
习近平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高度集中化，政策制定的独立性被剥夺，民间异见被严厉打压。强力高度集中，党内监督与制衡机制形同虚设，呈现“一言堂”政治局面。结果事无巨细，连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提升公共厕所品质这种具体事务，都需要“最高领袖”出马，才能“指明方向”；2013年至今，中国军队160多名将军“落马“。如此严重损伤，非一般“毒药”所能，只有大规模毒化武器才能造成。
权力的腐蚀作用，是放大人性的欲望与弱点。普京与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均表现出对全面掌控的渴望。这种控制欲，不仅体现在对政府机构与官僚体系的把控，还延伸到社会与文化领域。权力的毒药作用，让人产生“唯我独尊”“就我正确”的错觉，失去对外部批评与建议的容忍度。
华盛顿之所以被称为“国家的奠基者”，在于他对权力始终保持敬畏，主动选择急流勇退。而普京与习近平的案例则表明，一旦失去对权力的敬畏，个体便会陷入无限制的扩张中，将权力视为自身的延续，而非服务人民的工具。
权力的春药效应与毒药效应之间的边界，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华盛顿式的“放权”，之所以成为后世典范，正是因为他认识到权力的腐蚀性，并选择将权力还给人民。而普京与习近平的“中毒效应”，展示了权力集中所带来的风险与灾难。任何权力的使用，都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督与限制。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宪法限定，就是为了给权力“排毒”，正如华盛顿所说，“知道何时放弃权力，比知道何时使用权力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