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始，科举考试发生重大变化，即“诗赋取士”换为“八股取士”。王安石改革科举重视策论考试其内涵是重视文学人才转变为重视行政人才，重视经学考试亦是重视官员指导思想之修炼，中唐以前文人学子风行“行卷”在上文己分析，之后尤其是北宋庶民学子取代贵族精英登科入仕剧增，而且得中进士人数亦增加，北宋有一年中进士者过八百人，于是乎宋朝诗风对比唐诗亦在发生变化。
宋之后官员茶余饭后，友人聚会饮酒时亦会作诗助兴但心态大致已变，诗文由唐时重情变为宋时重理，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首先还是科举。当接受过《四书五经》训练成才的官员在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时均趋向理性哲论，在作诗时有意无意掺入诗句。例朱熹《观书有感 其一》：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其次宋以后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唐代文人或官员需要面对面才能接触交流意见。而宋以后随着印刷术成熟，上述交流可以通过文字，诗歌吟诵除了表述情怀还可以传递观点和思想，当然“以诗论罪”也就出现，例如当年苏东坡确也没躲过。南宋开始对于唐诗宋诗讨论者增多一直延续至晚清，南宋严羽著《沧浪诗话》是古代谈唐诗宋时之发端，至明清时期谈诗的文人基本以《沧浪诗话》观点为参考。严羽文章里“赞唐诗贬本朝诗”，他认为抒发情感之诗是其本质，而本朝诗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违背诗之本质，“诗分唐宋说”于是开启。近代钱钟书先生著《谈艺录》第一章便提到“诗分唐宋”：
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唐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始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古人论诗中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并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
其实钱先生观点并非首创，清初袁枚认为诗歌是抒写性灵所以不必去强分唐宋优劣，他在《随园诗话》：
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可见严羽《沧浪诗话》之观点实在“小众”，唐韩愈有“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之理性诗句，宋王安石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动情诗句。明朝李东阳著《麓堂诗话》：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
清代沈德潜著《唐诗别裁集·凡例》：“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论外，发露则意尽言论中。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趣向旧在唐诗。”
但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引出个人观点：“诗果真分唐宋？”虽然今人爱读宋词淡化了宋诗之存在，元明清亦有大诗人登场但毕竟不如唐之盛世，明清甚至民国学者讨论唐宋诗依然在风格上主观分割，而正如笔者全文开端道：“ 诗者以规定之音韵，凝练出对世俗社会和人内心情感之文学载体。”所以务必不能忽视诗是文学。既然是文学那就有作品之两方面即作者和读者。作者以“情动于中行于言”将情感或者哲理通过诗文传递给读者，而读者在阅读吟诵时是否一字不差地正确完美感受到作者想表述的内容要取决于读者的履历，学问和观念等。同样不能完全领悟到作者想表述的，或者超越作者所表述的可能才是文学之真正魅力。今人读李商隐很多“无题诗”已很难理会其真意，但不影响后人对其爱不释手。又比如王维《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鹿柴”被考证是王维的住处，后人对此诗评价不一，有人说是王维身临其境而作，有人说是王维想象编造，有人说是王维在描述画中景，有人读出禅意，有人读出王维心境。可见只要王维不在此诗前写序或诗后作跋，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依然很大，而这样的空间已经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这难道不是诗之魅力？何必去强调“诗分唐宋”？
其次关于“格律”。有阅读或吟诵唐诗者均知，讲究格律和汉字发音有紧密关系，唐音属中古汉语音大致接近粤语，但接近多少不得而知。今人讲普通话是北京话为基本而京话受晚清满人口语影响居多，特别是四声中之“去声”，比如“不”发音如沪语短促向下与普通话第四声大相径庭。那么今人在读《秋兴八首》时如何恪守格律？其次，笔者藏有《钱注杜诗》上下册，阅读中发现钱谦益注杜诗时直接考证有些诗中用字有争议的别字。又比如最被普及的李白《静夜思》，日本收藏之版本和中国不同。还有岳飞作《满江红》里，仇恨的是匈奴？可见是伪作。在没有有力旁证或缺乏史料前提下，谁写了哪篇诗歌已无法考证。可见一千四百多年来传抄中出错，伪作在所难免，那么今人又如何去规范唐诗格律？
唐以来对“格律”解释始终有变化，日本赴唐学佛的空海法师在其著作《文镜秘府论》提到格律：“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
可见格指”诗意“，律指”声韵“，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格律“。唐朝的崔融在其《唐朝新定诗格》道：“作语不得辛苦，须整理其道、格。 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 律调其言，言无相妨。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上句平声，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下句平声。以次平声，以次又上去入；以次上去入，以次又平声。如此轮回用之，直至于尾。两头管上去入相近，是诗律也。
空海法师和崔融共通点便是“格”就是诗之立意，然后用“律”调整诗词句。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借南宋诗人杨万里说格律：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
说作诗差者才在乎格律或许说辞有过，而他接下来道：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从袁枚阐述看是他为自己“性灵说”辩解，但今人亦能从中读出他对于”格“和”格律“的认识。笔者认为袁枚所说”格“即格调也。类似于士大夫那种高大上的立意，也就是诗意要符合儒家思想，遣词造句要符合儒家经典的“雅”文化。总而言之格律诗在古人眼里可看作是符合近体诗声律规则又具有思想的诗，这思想可看作儒家思想，符合这种思想之诗即是”意高则格高“。若只求“格高”便成为“老干体”，而只求“声律”则类似宫体诗或花间派等。
今人喜爱读唐诗宋诗了解掌握格律无可非议，明白作诗被格律之束缚更能体会诗人用字之功夫巧妙。同时笔者认为历来伟大诗人如屈原，杜甫或苏轼等都活在其自身的语境，今人当然有今人之语境，当今人试着写诗时能在今人语境将今人如“网约”，“抖音”，“快递”，“AI”等依照格律写进诗里才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创作，同时追溯古人诗是“歌之词”，脱离格律的乐府诗或者纯粹之歌词，亦有可能为好诗，只是今人喜欢唐诗宋词之文学爱好者未必喜欢摇滚或“Rap”以及其歌词。全文收笔处附上当代歌词作者方文山《东风破》，其用古代民间一种叫“曲破”形式，以“酒暖回忆思念瘦”呼应宋词中句“应是绿肥红瘦”，可谓难得好诗：
一盏离愁孤灯伫立在窗口
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
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
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
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
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
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
而如今琴声幽幽我的等候你没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