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富之人在帮《谁》共同富
总设计师中国走资派总头目邓小平设计的让少数人先富之后又帮《谁》共同富了？
剥掉窃国大盗、乱世奸雄邓小平的画皮，他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总头目、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卖国贼，他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以党的名义在我国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又把中国推向了新型的殖民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蒋介石，他是表面耿直、内心奸诈、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他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补资本主义的课论、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更是反动的，走资派他们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总头目 、刽子手。
新闻：《十年绿卡梦碎，美国投资项目收割中国富人》文章来源: 凤凰网财经 于 2025-02-14
继44名中国投资人去年12月集体起诉美国巴尔的摩酒店项目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人面临相似的困境——为孩子出国教育，花费重金参与美国投资移民项目，十年后，因为所投项目陆续爆雷，绿卡梦碎。他们不仅未能获得移民身份，而且数百万人民币的投资款也可能石沉大海。2024年11月初，广西北海一家五星级酒店门外，横着一辆白色小轿车。几张巨型红色条幅贴满车身，“EB5金门国际 何时还款？”几个大字非常显眼。
十年绿卡梦碎，美国投资项目收割中国富人
34岁的乔本望把车开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维权。他要在热闹的出入境行业峰会上，给一家美国机构“金门国际”施压。不过，他没能堵到对方，没多久就被安保人员驱离了。金门国际，是一家美国移民局批准的区域中心，它相当于一个募资机构，负责寻找、开发和推广EB-5投资移民项目。这是美国给外国富人开的“绿色通道”——投资50万美元到美国地产、商业体等项目，创造10个全职岗位就业，就能全家拿绿卡。
8年前，金门国际在国内宣传，除了绿卡，投资人还能在五年左右拿回全额返款。为了投资这个项目，乔本望还让姑姑抵押了房产，原本以为人生即将迈入新轨道，但多年过去，这个定位旧金山海湾沿岸的社区项目至今一片荒芜。
这一项目当初吸引了279名投资人，筹集1.39亿美金巨资，但直到2024年才进行了场地平整，此前六年一直是一片空地，毫无动工迹象。和乔本望一样，深陷海外EB-5投资项目困局的中国人很多，有些人的投资已经明确打了水漂。即使项目建成，后续经营中也可能出现问题。已经建成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个酒店项目，2023年底，突然给94名中国投资人发了一封邮件通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园区Residence Inn酒店将被法拍”。原来，除了EB-5筹资的4700万美元之外，项目方还借了一部分银行贷款，如今2100万美元的贷款还不上了，银行已对酒店提起诉讼。
当年刚拿到临时绿卡的钱逸轩看到邮件时，脑子轰的一下，愣了半天。过了一会儿，他才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自己即将血本无归。无法持续创造就业，永久绿卡可能难拿了，酒店拍卖的钱要用来还银行贷款，投资人也拿不到返款。
诸多不解困扰着钱逸轩，他在网上找到更多投资人，建立微信群，想要维权 。但跨国维权并不容易，最初，他们在纽约找到一位华人律师，被坑了2万多律师费。后来几经辗转换了一家巴尔的摩当地律所，准备了整整一年时间，才递交了正式诉状。
海外诉讼成本很高，这期间有人放弃诉讼，也有新人进来，最后确定44人联合起诉。仅在诉讼初期，他们就花了几十万美金，预计后续诉讼成本还可能涨到几百万美金。目前，按照美国诉讼程序，钱逸轩在等待被告方的回应。
大部分卡在EB-5项目上的投资人因为对诉讼结果不乐观，选择沉默。EB-5项目如今不断爆雷，也让其成为中国中高产的收割机。这些原本殷实的家庭，半生积攒的财富，在美国EB-5项目描绘的大饼中，纷纷消散。
很难想象，现在问题重重的美国EB-5项目，在2014年宣传时，非常高调。为项目募资的美国专门机构“区域中心”为了彰显实力，常会宴请投资人。“中午吃三文鱼，晚上吃皇帝蟹，一顿饭就花去1800美金。”65岁的秦伟回想起当时的火热场景，依然会觉得有点疯狂。而实际上，这些钱，花的都是EB-5项目筹来的投资款。“别的公司花得更多，”他笑说。
秦伟是美国区域中心Ever Grow的总经理。他1984年移民到美国，已经在当地生活了40年。他记得，EB-5最火爆时，中国到处都是做投资移民的中介公司，“中国经济在增长，大家手里都有钱。”他说。
由于EB-5项目大部分是中国富人在投资，为了吸引中国人，区域中心和中国移民中介公司紧密合作，在国内开展宣传推介。他们把项目推介会搬进北上广深的五星级酒店、摩天大楼里，高端的宣介会一场连着一场。
最疯狂时，上海黄浦区市中心的地标建筑——285米高的摩天大楼“明天广场” 二层一整层都是“马里兰中心”的展厅。宣传方以美国马里兰州政府的名义在上海推广当地项目。2014年底，频繁往这里跑的钱逸轩在宣传资料上看到，马里兰州及巴尔的摩当时的领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都曾经到这里推介项目，会议厅里坐满了渴望了解项目的中国人。
私营业主左万梅也是从那时开始了解投资移民，她最多时一年参加20余场活动。只要各大中介公司一搞活动，打电话叫上她，她有空就会去看看。美国、荷兰、英国、爱尔兰、希腊等国家的移民项目，她都有了解。
左万梅最终选择了位于美国德州的达拉斯沃思堡新城建设项目，这是一个含有酒店、教堂、商场、别墅的综合性养老小镇项目，293位投资人整体投资了1.5亿美金。她没想到，入局的时间仅仅比身边移民成功的朋友们晚了四五年，得到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等了9年，绿卡和返款，她一样也没有拿到。她本以为“5+2”年等待期满后，能为孩子挣得一张美国大学的入场券，但如今，孩子已经18岁，失去了跟随父母获得移民身份的资格。他们转而移民西班牙，一个虎头蛇尾的教育移民不得不草草收场。
也正是2013年以来，美国发放的EB-5签证数量快速上涨，仅2013年发放的数量，已经是2007年的10倍。美国批准的EB-5项目也迅速增多，据媒体2016年报道，光在纽约就有100个地产项目希望吸引EB-5移民资金。
疯狂的投机者：有华人背后操盘赚快钱
火爆项目的背后，隐现着大量的华人投机者。
“很多美国区域中心的背后老板都是华人，还有一些是中国地产商。”秦伟说。从业40年，他非常熟悉行业里的种种玩法，很多华人自己通过投资移民成功后，开始从事移民服务。
美国移民局在1990年设置EB-5投资移民项目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资、创造就业。为了吸引更多人，帮助投资人降低门槛，2年后还特别设立了“区域中心”，建成一个大型商业体或地产项目就能帮上百名投资人完成间接就业指标。
秦伟用六个月拿到了募资机构资质后，迎来行业爆发。他告诉极速财讯，实际上，中国人常常是在背后操盘，并不抛头露面。募资机构的高层雇一些美国人，用来让投资人更信任他们。而底下则雇佣一些中国员工，便于跟中国投资人打交道。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国内企业融资萎缩，更是带火了EB-5项目。快速入局的华人代表是当时大名鼎鼎、逃遁美国的中国资本大亨仰融，他成立了GULF COAST公司并获批区域中心资质。但这一计划并未吸引到足够的投资人，业务没有开展起来，还被质疑“画饼”。
此后，不少中国开发商纷纷涌向EB-5项目建设，它们和美国融资机构合作，拿了不少项目。比如，2014年，绿地集团以及泛海控股都曾借助EB-5项目募资1-3亿美元资金。
在秦伟看来，除了个别有开发能力的人外，近十年涌进来的大多是新人，没有开发经验，不知道建设项目应该花多少钱。房地产投资相对周期长，潜在问题很多，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散户投资人的风险。
更有投机者，目的根本不在项目，而是找到漏洞将资金挪用，其中混杂着不少骗局。
移民博主“EB5Sir”陈先生说，这个春节前，刚刚爆雷的EB-5项目就是一个圈套。他接到几名投资人咨询，原来，2022年3月新修订的美国移民法将EB-5投资额度提升至80万美金，而项目方打着“信托”的名义，称不需要投资人出这么多钱，只需要出28万美金，就可以办投资移民。利用这种高大上的词汇，和投资人贪小便宜的心理，去骗取投资人的信任。
然而项目只有一个空计划书，没有任何租赁或购房协议，也没有进项目的汇款记录，最终I-526申请（外国企业家移民申请）被拒，项目方跑路了。投资人这时才发现，项目方叫贾之皓，早在2019年，他经营的一家加拿大移民公司就曾被爆卷款跑路。
这也暴露了项目资金监管问题。陈先生称，虽然投资人的钱会被划进监管银行，达到条件才可以释放资金进入项目，但这个条件非常简单。“大概十年前，美国移民局审批比较快，监管释放条件是I-526获批，但大约2015-2016年开始，由于审批太慢，只要I-526申请一递交，资金就可以释放了。”他说，“至于钱释放给项目方，能否真正用在项目上，还是未知数。”
除了项目方，在中国宣传项目的移民中介也会夸大宣传、过度承诺。中美之间相隔万里，对投资人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信息差。往往等到项目失败开始维权之后，才发现其中的重重套路。
签合同过程中就可能踩坑。乔本望清楚记得，自己最初签的合同明明只有17页，合同几乎都是英文，他对照着样板签了十几个字。直到维权时，他才发现完整版的合同有100多页，对方将自己的签字文件插进了更为复杂的合同条款中，其中藏着不少有利于项目方的细则。
其实，EB-5投资移民是一项风险投资，美国政府不给兜底、不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允许合同中承诺100%还款。而在实操中，为了打消投资人的顾虑，中介却大胆给出口头承诺，让投资人一时“上头”，忽视了风险。
乔本望甚至觉得金门国际很可能在过往历史数据上说了谎。因为他发现，金门国际在2024年底依然对外宣传，声称旧金山海湾项目已经创造3794人就业，130人获得绿卡，并完成返款。但这显然与他投资的项目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一场关于资本、时间和身份的豪赌
如今，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医学院酒店项目的泥潭里，有两伙人在苦苦挣扎。除了包括钱逸轩在内的94名投资人之外，还有负债累累的开发商。随着大量中国投资人进入导致的排期挤压，EB-5投资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对所有卷进项目的人而言，这都是一场豪赌。
对开发商来说，筹资容易，把钱用好并不容易。建设成本评估、经营不善等问题，都可能让项目方走上破产的结局。
霍普金斯医学院酒店项目就是一个例子，项目借出并花费了远超实际需求的资金，酒店开发总成本高达8660万美元，几乎是同类酒店项目成本的三倍，而且最终的筹资结构也与起初披露的不一致。这一切都让钱逸轩等投资人满心狐疑，期待对方给出解释。
秦伟对这一项目做过了解，在他看来，项目爆雷，很可能是成本控制出现了问题。
“一个EB-5项目完成旷日持久，绿卡排期要等5年10年，获批前是不允许卖掉项目的，这十分考验项目的经营能力，很多公司坚持不了多久。”秦伟说，这对开发商来说压力很大，他身边90%的开发商利益回吐后就拿钱不干了，十年前一起做投资移民的同行，现在已经见不到几人。
而另一边，困在项目里的钱逸轩，当初变卖了杭州房产，换来的投资款石沉大海，而错失了房价上涨的那几年黄金时期。他身边，那些曾经雄心勃勃的中国投资人，有的生意不景气，不再是以前的大老板，有人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还有人已经带着遗憾去世了。超长时间的等待可能吞噬很多东西，那些在太平洋上空飘荡多年的移民档案，最终纷纷降落在意想不到的坐标上。
中国先富之人在帮《谁》共同富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演变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
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
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
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怀仁堂事变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场内乱或动乱写入了党史和国史，遭到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中来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实践中来检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展开，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前两条总路线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表现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斗争上。[18]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斗争上。这种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从形式上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在经济基础领域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单干风是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在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死攸关的大事。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反对文革的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怀仁堂事变，对文革阵营领导人实行了“斩首行动”，随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如果文革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错误的;如果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文革路线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开放的所谓“正义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义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状况。其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是要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吞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折戟运十飞机，砍掉红旗轿车，停止芯片研制，造成了今天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和信息工业的严重落后。中国航空飞的是外国飞机，轿车工业则是外国品牌独霸天下，信息工业“缺芯少魂”，产业安全受制于人。由于决策者秉承“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错误地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致使中国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已经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反而丧失了产业的控制权。现在又全面放开了制造业，取消外资入股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股比限制。这种不设防的开放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就是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邓路线进行的检验。在刘邓路线的指导下，文革路线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被商品交易关系所取代，按资分配颠覆了按劳分配原则，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中外资本家夺走，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社会上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化程度严重。历史的发展，已经对两条路线作出了评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从正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则是从反面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
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
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
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怀仁堂事变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场内乱或动乱写入了党史和国史，遭到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中来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实践中来检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展开，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前两条总路线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表现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斗争上。[18]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斗争上。这种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从形式上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在经济基础领域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单干风是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在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死攸关的大事。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反对文革的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怀仁堂事变，对文革阵营领导人实行了“斩首行动”，随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如果文革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错误的;如果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文革路线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开放的所谓“正义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义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状况。其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是要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吞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折戟运十飞机，砍掉红旗轿车，停止芯片研制，造成了今天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和信息工业的严重落后。中国航空飞的是外国飞机，轿车工业则是外国品牌独霸天下，信息工业“缺芯少魂”，产业安全受制于人。由于决策者秉承“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错误地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致使中国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已经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反而丧失了产业的控制权。现在又全面放开了制造业，取消外资入股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股比限制。这种不设防的开放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就是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邓路线进行的检验。在刘邓路线的指导下，文革路线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被商品交易关系所取代，按资分配颠覆了按劳分配原则，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中外资本家夺走，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社会上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化程度严重。历史的发展，已经对两条路线作出了评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从正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则是从反面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俄乌战争中各国独裁者跳梁小丑
人们应该不会健忘，北约不同意俄国加入北约，答应让马克兰加入北约。而乌克兰喜剧小丑演员总绕独裁者在国内对俄裔乌克兰人实行法西斯残杀，而以美西方尤其是欧盟北约成员国中的多国总统总理独裁者借着疫情后的民怨等多种因素下，拱火乌克兰激怒俄罗斯总统独裁者开战，俄乌战争一开始，欧盟北约成员国中的多国总统总理独裁者访问乌克兰，出钱出武器大力支持泽连司机开打，三年前的美国总统独裁者拜登，英国总统独裁者小黄毛，加拿大总理独裁者小土豆等等，在各种国际场合，高调向全世界人宣布援乌多少美金，多少武器装备以及负责培训乌军新兵等。口气多么啊亮，姿态多么高调，战胜俄罗斯的信心十足，甚至百足千足。有全世界最强大先进的七国集团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还有全世界大多数跟随七大强国的支持，乌克兰一定会赢。这种信心暴满的时间整整维持到美国总统独裁者拜登下台为止而消退。美国总统独裁者川普上台了。就有了下面这个新闻。在读这条新闻前先说说：美国总统独裁者拜登下台了。英国总统独裁者小黄毛早就下台了。加拿大总理独裁者小土豆下个月9日也下台了。只有小丑司机以民选己过期的独裁小丑在上窜下跳。还有几日？
一个国家失去独立性，依靠别图援助是靠不住的。这在历史上的教训很多。不过这个乌国的泽连司机扮演的小丑角色最为教科书般的精彩而定会被后世传说。四年不到将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家破人亡，大部分男人被杀光，其余的人四处逃亡别国。假如是日本军官早己剖腹自杀以谢国人了。然此人非日本人而是乌国人。好戏还在后头，下面的新闻才刚刚开始。吃瓜的群众们继续看下去。
新闻：《美俄第一轮谈判结束，达成了什么交易？》2025-2-19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正式结束，谈判时长合计4.5小时。
俄罗斯代表团的领头人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美国代表团的领头人则是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沃尔兹。
乌沙科夫是普京的亲信，2012年来，他一直担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是外交政策的核心人员。
迈克·沃尔兹更是铁杆MAGA，因投票反对调查“国会山事件”而获得川宝青睐，并逐渐成为亲信。川宝上台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双方的代表团级别都不低，显然是奔着成事去的。谈判结束后，各种所谓的内幕消息满天飞。
问题来了，双方到底谈了什么呢？
根据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的说法，美俄双方共计达成了四点共识：
1.修复美俄外交关系
2.为结束俄乌冲突找到方案
3.思考美俄在冲突结束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
4.确保这些过程以富有成效的方式推进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美在利雅得的谈判是初步磋商，其意义在于双方阐述各自的基本立场”。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双方在谈判中各自亮出了底线，除了底线不可触碰，其他的，都可以谈。
为推动后续谈判，双方同意恢复大使馆的人员配置。
2017年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数量超过1200，同期，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数量约为455人，但随后双方关系恶化，遂不断削减对方的大使馆人员数量。
到2024年末，无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还是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数量均只有百人出头，比2017年的巅峰期少了太多，工作难以开展。
作为对比，美国驻华大使馆有1300人，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在500人以上。
大使馆之所以需要较多的人员，是因为签证工作琐碎，工作量还大，人手少没法搞，且大使馆会配置实际上的间谍人员，从而刺探情报，这是各国心照不宣的。
两项加起来，决定了大使馆的人员数量不会少。
2021年12月，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说，“我们正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称，由于人手不足，驻莫斯科大使馆将在2022年停止履行大部分职能。
在拜登(专题)时期，虽然美俄并未断交，但各自的大使馆已处于难以运作的状态。要修复美俄关系、推动谈判，重新增加大使馆人员数量，恢复大使馆职能，就是必要的。
以上便是本次谈判的最大成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停火的迹象暂时看不到，双方还存在一些分歧。
首先，按照“实际控制线停火”的话，要不要派遣维和部队是个问题。美国是希望派遣维和部队的，而俄罗斯明显不希望看到什么维和部队。
对俄罗斯来说，维和部队和北约驻军没有区别，这些军队难以控制，说不定会发生什么。
其次，是北约必须放弃2008年的承诺。
2008年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承诺将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对两国内部的亲西方派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令俄罗斯极为不满。
在谈判中，俄罗斯明确提出，北约必须放弃该承诺，最好是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确保，不能仅仅是口头上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最后，俄罗斯的意思是停火可以，不过必须是永久停火，而不是临时停火。因为2014年的《明斯克协议》在俄罗斯看来是一个教训，不能给乌克兰喘息之机。
要么就不停，要停就永久停，而川宝难以确保永久停火，毕竟他只有四年，四年之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就算答应了也没用。
在解决这些分歧前，实现停火不太可能，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简要讨论了普京与特朗普(专题)见面所需要的条件。
按照外交潜规则，在重要谈判中，如果双方的外交官没有取得成果，双方领导人通常不会见面。只有当外交官取得重大突破，需要最后拍板时，才会有领导人的会面。
所以，乌沙科夫的话是在暗示，双方在下一阶段的谈判中，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一切已箭在弦上。
这场谈判背后最受伤的人，一个是被端上货架的乌克兰，另一个就是欧洲。
俄乌战争是发生在欧盟家门口的事情，欧盟投入了大量资源，竟然无法参与谈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盟在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遭到严重削弱。
不要说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的利益，连乌克兰这个近在咫尺的地方，都没欧盟的份。
十年前都不是这个叼样。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尽管俄乌冲突严重，但两国依旧在德法的软硬兼施下，达成了《明斯克协议》。
不管协议内容如何，能在德法的压力下达成协议，本身就是欧盟影响力的体现，你再不情愿也得卖欧盟一个面子。
但2022年俄乌战争开启后，欧盟不仅出现了资本外流、去工业化、恶性通胀等问题，还在地缘话语权上，不断遭到削弱，比如俄乌两国在过去几年里，达成的合作主要有两项：
一是交换俘虏和人员遗体，二是黑海粮食协议，也就是俄罗斯放弃在黑海上，拦截乌克兰粮食出口。
前者，是阿联酋和沙特促成的，跟欧盟几乎没有关系；后者，欧盟的确花了大力气，但真正的主角是土耳其。
每当粮食协议传出不续约的声音时，俄罗斯更在乎埃尔多安的意见，而不是欧盟。好几次俄罗斯不想续约，都是在埃尔多安“劝说”后，普京勉强同意续约。
俄乌战争三年来，欧盟未能促成俄乌之间的任何一项重大合作，反倒是土耳其、阿联酋和沙特出尽了风头，这本身就是欧盟影响力下降的体现。
这回美俄在沙特的谈判，欧盟更是连谈判桌的边都摸不到。
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的CEO阿明·帕佩格说，“欧洲的困境，就是当父母用餐时只能坐在另一桌的孩子，很明显，欧洲人就是孩子。”
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坐到小孩那桌。
欧盟当然不服气，于是美俄在沙特谈判时，欧洲也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紧急会议的结果，大部分媒体形容为“尚存分歧”，其实就是没达成什么共识。
那就别怪川宝不带你们玩了，谁让你们自己不争气，往后的日子里，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将越来越小。
有人利益受损，自然有人获利，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俄在沙特的谈判是历史性的一刻，包括中国。
冷战结束后，西方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拥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总是居高临下，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尽管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截止2022年，尚无成功案例，西方的扩张仍在进行。
对抗西方，特别是正面对抗整个北约集团，依旧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直到俄乌战争爆发。
虽然俄罗斯的本意不是掀桌子，更不是和北约进行全面对抗，但打着打着，还是打成了和北约全面对抗。
通过三年艰苦的战争，俄罗斯顶住了北约的攻势，还在战场上重新占据优势，经过长时间的消耗战，才会有这场谈判。
如果俄罗斯顶不住，就算川宝和普京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开启谈判，凡是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更不要指望。
恰恰是俄罗斯顽强地顶住了，俄乌战争正朝着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再打下去已不符合美国利益，川宝才不得不狠下心来，及时止损。
持续数十年的北约东扩势头，第一次被俄军硬生生打断。
人们应该不会健忘，北约不同意俄国加入北约，答应让马克兰加入北约。而乌克兰喜剧小丑演员总绕独裁者在国内对俄裔乌克兰人实行法西斯残杀，而以美西方尤其是欧盟北约成员国中的多国总统总理独裁者借着疫情后的民怨等多种因素下，拱火乌克兰激怒俄罗斯总统独裁者开战，俄乌战争一开始，欧盟北约成员国中的多国总统总理独裁者访问乌克兰，出钱出武器大力支持泽连司机开打，三年前的美国总统独裁者拜登，英国总统独裁者小黄毛，加拿大总理独裁者小土豆等等，在各种国际场合，高调向全世界人宣布援乌多少美金，多少武器装备以及负责培训乌军新兵等。口气多么啊亮，姿态多么高调，战胜俄罗斯的信心十足，甚至百足千足。有全世界最强大先进的七国集团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还有全世界大多数跟随七大强国的支持，乌克兰一定会赢。这种信心暴满的时间整整维持到美国总统独裁者拜登下台为止而消退。美国总统独裁者川普上台了。就有了下面这个新闻。在读这条新闻前先说说：美国总统独裁者拜登下台了。英国总统独裁者小黄毛早就下台了。加拿大总理独裁者小土豆下个月9日也下台了。只有小丑司机以民选己过期的独裁小丑在上窜下跳。还有几日？
一个国家失去独立性，依靠别图援助是靠不住的。这在历史上的教训很多。不过这个乌国的泽连司机扮演的小丑角色最为教科书般的精彩而定会被后世传说。四年不到将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家破人亡，大部分男人被杀光，其余的人四处逃亡别国。假如是日本军官早己剖腹自杀以谢国人了。然此人非日本人而是乌国人。好戏还在后头，下面的新闻才刚刚开始。吃瓜的群众们继续看下去。
新闻：《美俄第一轮谈判结束，达成了什么交易？》2025-2-19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正式结束，谈判时长合计4.5小时。
俄罗斯代表团的领头人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美国代表团的领头人则是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沃尔兹。
乌沙科夫是普京的亲信，2012年来，他一直担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是外交政策的核心人员。
迈克·沃尔兹更是铁杆MAGA，因投票反对调查“国会山事件”而获得川宝青睐，并逐渐成为亲信。川宝上台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双方的代表团级别都不低，显然是奔着成事去的。谈判结束后，各种所谓的内幕消息满天飞。
问题来了，双方到底谈了什么呢？
根据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的说法，美俄双方共计达成了四点共识：
1.修复美俄外交关系
2.为结束俄乌冲突找到方案
3.思考美俄在冲突结束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
4.确保这些过程以富有成效的方式推进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美在利雅得的谈判是初步磋商，其意义在于双方阐述各自的基本立场”。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双方在谈判中各自亮出了底线，除了底线不可触碰，其他的，都可以谈。
为推动后续谈判，双方同意恢复大使馆的人员配置。
2017年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数量超过1200，同期，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数量约为455人，但随后双方关系恶化，遂不断削减对方的大使馆人员数量。
到2024年末，无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还是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数量均只有百人出头，比2017年的巅峰期少了太多，工作难以开展。
作为对比，美国驻华大使馆有1300人，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在500人以上。
大使馆之所以需要较多的人员，是因为签证工作琐碎，工作量还大，人手少没法搞，且大使馆会配置实际上的间谍人员，从而刺探情报，这是各国心照不宣的。
两项加起来，决定了大使馆的人员数量不会少。
2021年12月，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说，“我们正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称，由于人手不足，驻莫斯科大使馆将在2022年停止履行大部分职能。
在拜登(专题)时期，虽然美俄并未断交，但各自的大使馆已处于难以运作的状态。要修复美俄关系、推动谈判，重新增加大使馆人员数量，恢复大使馆职能，就是必要的。
以上便是本次谈判的最大成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停火的迹象暂时看不到，双方还存在一些分歧。
首先，按照“实际控制线停火”的话，要不要派遣维和部队是个问题。美国是希望派遣维和部队的，而俄罗斯明显不希望看到什么维和部队。
对俄罗斯来说，维和部队和北约驻军没有区别，这些军队难以控制，说不定会发生什么。
其次，是北约必须放弃2008年的承诺。
2008年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承诺将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对两国内部的亲西方派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令俄罗斯极为不满。
在谈判中，俄罗斯明确提出，北约必须放弃该承诺，最好是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确保，不能仅仅是口头上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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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就不停，要停就永久停，而川宝难以确保永久停火，毕竟他只有四年，四年之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就算答应了也没用。
在解决这些分歧前，实现停火不太可能，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简要讨论了普京与特朗普(专题)见面所需要的条件。
按照外交潜规则，在重要谈判中，如果双方的外交官没有取得成果，双方领导人通常不会见面。只有当外交官取得重大突破，需要最后拍板时，才会有领导人的会面。
所以，乌沙科夫的话是在暗示，双方在下一阶段的谈判中，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一切已箭在弦上。
这场谈判背后最受伤的人，一个是被端上货架的乌克兰，另一个就是欧洲。
俄乌战争是发生在欧盟家门口的事情，欧盟投入了大量资源，竟然无法参与谈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盟在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遭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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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都不是这个叼样。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尽管俄乌冲突严重，但两国依旧在德法的软硬兼施下，达成了《明斯克协议》。
不管协议内容如何，能在德法的压力下达成协议，本身就是欧盟影响力的体现，你再不情愿也得卖欧盟一个面子。
但2022年俄乌战争开启后，欧盟不仅出现了资本外流、去工业化、恶性通胀等问题，还在地缘话语权上，不断遭到削弱，比如俄乌两国在过去几年里，达成的合作主要有两项：
一是交换俘虏和人员遗体，二是黑海粮食协议，也就是俄罗斯放弃在黑海上，拦截乌克兰粮食出口。
前者，是阿联酋和沙特促成的，跟欧盟几乎没有关系；后者，欧盟的确花了大力气，但真正的主角是土耳其。
每当粮食协议传出不续约的声音时，俄罗斯更在乎埃尔多安的意见，而不是欧盟。好几次俄罗斯不想续约，都是在埃尔多安“劝说”后，普京勉强同意续约。
俄乌战争三年来，欧盟未能促成俄乌之间的任何一项重大合作，反倒是土耳其、阿联酋和沙特出尽了风头，这本身就是欧盟影响力下降的体现。
这回美俄在沙特的谈判，欧盟更是连谈判桌的边都摸不到。
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的CEO阿明·帕佩格说，“欧洲的困境，就是当父母用餐时只能坐在另一桌的孩子，很明显，欧洲人就是孩子。”
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坐到小孩那桌。
欧盟当然不服气，于是美俄在沙特谈判时，欧洲也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紧急会议的结果，大部分媒体形容为“尚存分歧”，其实就是没达成什么共识。
那就别怪川宝不带你们玩了，谁让你们自己不争气，往后的日子里，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将越来越小。
有人利益受损，自然有人获利，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俄在沙特的谈判是历史性的一刻，包括中国。
冷战结束后，西方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拥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总是居高临下，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尽管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截止2022年，尚无成功案例，西方的扩张仍在进行。
对抗西方，特别是正面对抗整个北约集团，依旧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直到俄乌战争爆发。
虽然俄罗斯的本意不是掀桌子，更不是和北约进行全面对抗，但打着打着，还是打成了和北约全面对抗。
通过三年艰苦的战争，俄罗斯顶住了北约的攻势，还在战场上重新占据优势，经过长时间的消耗战，才会有这场谈判。
如果俄罗斯顶不住，就算川宝和普京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开启谈判，凡是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更不要指望。
恰恰是俄罗斯顽强地顶住了，俄乌战争正朝着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再打下去已不符合美国利益，川宝才不得不狠下心来，及时止损。
持续数十年的北约东扩势头，第一次被俄军硬生生打断。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证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实践论》中谈到了判定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从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就不仅确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判断不仅与《实践论》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的表述上更为简洁、明确，确定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断。这个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得以检验。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能够轻易发现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认识到。同样，认识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时失败了，不是因为不是真理，而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比如，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原则是长存的。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写道：“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我们当然不能把由于实力对比差异所导致失败的真理当成谬误，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没有对事物本身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反映，致使失败的情况的存在。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提高认识，继续检验，做出判定，通过调查研究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来反映客观规律。
从客观规律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来划分，真理可以分为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客观规律被称为客观真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被称为主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以后，就会形成主观真理。从实践中来认识客观真理，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真理。主观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客观真理。
在客观真理、主观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由此我们看到，客观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究竟是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理论是主观真理的表现形式。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已经具有了真理性。这是因为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实践，是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这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尽管理论已经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观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主观真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武断地否认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就直接视为客观真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主观真理具有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主观真理虽然包涵着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真理，人的认识是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这就要在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中来认识它的真理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
在真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以真理没有经得起一次或几次实践的检验为理由，否认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斗争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发展的方向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的力量对比及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个时候如果草率地以斗争胜负作出判断，就会忽视客观事物与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走向唯心论的陷阱。
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主观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包涵着真理的因素。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由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就会导致不可知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所包涵着的真理的客观性一概否认，那么正确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方呢?这样势必会否定意识的能动性，滑到形而上学的泥潭。
这就要求我们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将反对唯心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不论是发现真理还是检验真理，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真理检验的过程中，要从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缜密的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以胜负来判断。同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着正确的认识，不能以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
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又反作用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继续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初萌芽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指出，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仅要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独立自主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争论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也有党内浮夸风和瞎指挥这些错误所致，要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要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继续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中苏大论战，而且还提出要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刘少奇的抵制和反对。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使这种分歧暂时予以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提出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后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继续革命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的背景。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这种矛盾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还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还开展了文化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完善和发展。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证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实践论》中谈到了判定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从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就不仅确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判断不仅与《实践论》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的表述上更为简洁、明确，确定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断。这个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得以检验。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能够轻易发现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认识到。同样，认识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时失败了，不是因为不是真理，而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比如，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原则是长存的。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写道：“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我们当然不能把由于实力对比差异所导致失败的真理当成谬误，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没有对事物本身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反映，致使失败的情况的存在。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提高认识，继续检验，做出判定，通过调查研究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来反映客观规律。
从客观规律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来划分，真理可以分为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客观规律被称为客观真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被称为主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以后，就会形成主观真理。从实践中来认识客观真理，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真理。主观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客观真理。
在客观真理、主观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由此我们看到，客观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究竟是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理论是主观真理的表现形式。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已经具有了真理性。这是因为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实践，是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这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尽管理论已经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观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主观真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武断地否认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就直接视为客观真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主观真理具有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主观真理虽然包涵着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真理，人的认识是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这就要在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中来认识它的真理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
在真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以真理没有经得起一次或几次实践的检验为理由，否认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斗争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发展的方向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的力量对比及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个时候如果草率地以斗争胜负作出判断，就会忽视客观事物与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走向唯心论的陷阱。
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主观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包涵着真理的因素。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由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就会导致不可知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所包涵着的真理的客观性一概否认，那么正确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方呢?这样势必会否定意识的能动性，滑到形而上学的泥潭。
这就要求我们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将反对唯心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不论是发现真理还是检验真理，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真理检验的过程中，要从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缜密的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以胜负来判断。同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着正确的认识，不能以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
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又反作用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继续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初萌芽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指出，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仅要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独立自主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争论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也有党内浮夸风和瞎指挥这些错误所致，要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要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继续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中苏大论战，而且还提出要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刘少奇的抵制和反对。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使这种分歧暂时予以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提出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后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继续革命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的背景。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这种矛盾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还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还开展了文化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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