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还在加拿大重蹈覆辙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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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主义还在加拿大重蹈覆辙

2023年3月,特鲁多任命前总督约翰斯顿审查外国干涉事宜。5月23日,前总督报告指出:不需要对外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指控进行公开调查,但举行公开听证会是必要的。他批评《环球新闻》针对华裔国会议员董晗鹏的错误报道,并且表示,没有证据证实来自中国的资金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送达特定候选人。约翰斯顿提议反对党党领们在按照国会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后亲自阅读证据,但是遭到了拒绝。在政治斗争与揭示真相之间,官员们显然选择了前者——他们没有兴趣去阅读CISI的有关“证据”,宁愿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所谓的“报道”来做出政治判断。

2023年9月,魁省法官霍格被联邦政府任命,组织关于外国干涉的公开调查。2024年5月发布了初期报告,“在最近两次联邦大选期间,确实发生了外国干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未破坏我们选举系统的完整性。我们的选举系统依然稳健。选民能够投票,他们的选票也得到了妥善记录和统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存在干预。同样,外国干预也没有影响最近两次选举中哪个政党组建了政府。然而,发生的干预行为给我们的选举过程蒙上了阴影,并对投票前的过程产生了影响。”

蛇年春节来临之际,霍格法官的最终报告如期而至。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议会中有叛徒与外国密谋;没有证据表明外国干涉影响到了议会席位;没有证据表明外国干涉影响到了加拿大立法。霍格法官更明确指出,当初媒体对董涵鹏的指责也缺乏证据。吵了几年的外国干涉调查终于要落下帷幕。

捕风捉影的指控充斥着相关的媒体报道中,不胜枚举。

在非黑即白的思路下,随意将某人与外国干涉相联系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时间,各种指责与爆料不断。

新闻:《加拿大联邦大选要来了,我们如何看待“外国干涉”?》

发布:2025年02月05日 08:57

来源:来稿   作者:王立

联邦大选临近了,社区中有关外国干涉(FI)与外国干涉法(C-70)的讨论再度热闹起来。

有待完善的C-70

先从C-70说起。这部法律于2024年6月份几乎在上下两院全票通过。因此,这部法律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单独提出或者通过的,而是加拿大政界的合力。

目前来看,C-70可能存在的漏洞是什么呢?借用胡元豹参议员写给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的公开报告中的陈述:

“根据C-70法案的相关条款,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要求,任何与外国实体‘有联系’的人,如果参与与加拿大政治或政府相关的活动,就必须进行登记。而所谓‘有联系’的判断标准,很可能会倾向于基于个人观点,而不是对‘与外国实体有联系’这一概念进行一致且有意义的定义。

如果这种登记只是对加拿大人施加的一项繁琐要求,即使其广泛的定义可能涵盖许多人,也还算可以忍受。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许多价值存疑的官僚式填表工作。然而,更严重的风险在于,那些真诚地认为自己与外国实体没有联系的加拿大人,可能因为未进行登记而触犯C-70法案第2部分,从而面临起诉,其中包括因‘在加拿大行使民主权利’而被控罪。这类罪行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完善的法律至关重要。联邦大选将至,衷心希望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们对此有清晰认识,以便在当选后能够尽快完善C-70。——这个认识应该与党派的左中右无关,而是基本常识——管理外国干涉的法案不完善,连什么情况是外国干涉都搞不清,怎么能抵御真正的外国干涉呢?那样则很容易发生指鹿为马的诬告或者是令真正的外国干涉招摇过市、成为漏网之鱼。

有待辨析的主流新闻报道

加拿大这样的法治国家,为何上下两院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三读,推出如此不完备的法案呢? 个中缘由可以借用胡元豹参议员报告中对外国干涉调查的概述来推测一二:

“自2019年联邦选举首次出现外国干涉(FI)传闻以来,到2024年底报告发布的这段时间,关于外国干涉的信息不断被泄露或公开,激起了广泛的猜测。同时,围绕外国干涉的讨论在加拿大已高度政治化,党派人士通过选择性解读和自我服务的方式利用所谓‘证据’谋取政治利益。”

其实,“外国干涉”说法的形成与壮大不仅仅是政界合力,更与英文媒体中一些长期的、毫无理由的对华社的指责分不开。

例如,2020年4月30日,Global News的头条新闻是时任调查记者的Sam Cooper写的“所有的海外华人是武士”的新闻。这篇报道传达出的信息是“全球疫情爆发前,海外华人给中国捐助PPE是受中共统战部指使”;“五千万海外华人都有可能受到中共的操控而成为间谍”。其后,Cooper接连推出此类“揭秘”类报道。如,2022年4月,Sam Cooper在其报道中将温哥华西区两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士的被枪杀归因于她们为中共工作,还将加拿大泉州同乡会说成有百位人士与中共有染。这些报道发布后,受到污名的组织和不愿意忍受此种污名化的社区民众与媒体联系、抗议,遗憾的是媒体丝毫不为所动。在“新闻自由”的保护下,Cooper的“揭秘”一路狂飙,2024年9月发布了揭秘前RCMP警员“通共”的文章,“证据”竟然取自2015年的一部周润发的香港电影《澳门风云2》——这位前警员在电影中出演了一个配角,影片的镜头被截取作为“证据”。

尽管细究起来荒诞不经,但是主流新闻这类“扣帽子”的信息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极大的作用。2022年1月,根据星岛综合报道,加拿大边境局的内部文件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无规律、但也最活跃的情报部门。任何华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从学生到行政总裁,都是潜在的情报资产。”

有待查考的模糊“证据”

在舆论风暴中,与中国(PRC)相关的活动、人员越来越受到怀疑。甚至发展到中国驻温哥华使领馆人员参加华裔社团活动时,许多人避免与他们合影。因为与某人合影也成了不安全隐患。

捕风捉影的指控充斥着相关的媒体报道中,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应该算温哥华和魁北克的“中国警察局驻外办事处”案件。只是由于西班牙一个人权组织查到了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方便不能及时回中国的侨民在居住地更换中国的驾照,温州市警察局在温哥华设立了办事处。这个西班牙人权组织发布相关信息几天后,位于列治文的加拿大温州同乡会就成了被RCMP调查的对象——温州同乡会内被怀疑设立了温州市警察局的办事处。尽管如此子虚乌有,但警察敲门、新闻报道等等,令温州同乡会遭受到巨大的名誉损失,主要负责人很受影响。他们聘用律师鸣怨,却毫无进展,因为警局总是说案件调查中。魁省的两家华裔成立的移民安置机构由于被怀疑设立“中国警察局的办事处”,运营也受到严重影响,一度濒临破产。同样,警局尚未展示任何证据。如今,那个西班牙人权组织的网站上已经查不到这份报告。但不幸的是,关于中国警察局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的信息已经广为流传,新闻仍在不断提及,似乎成了定论。

2022年秋冬到2023年夏,加拿大从东到西刮起了“外国干涉选举风”。国会议员董涵鹏、安省省议员柯文彬、万锦市副市长陈国治等纷纷都被某些新闻归入受中国政府干预才上位。尽管董涵鹏、柯文彬、陈国治均提出诉讼,2024年6月20日的CBC发布“法官发现没有文件支持《环球新闻》关于董涵鹏指控”的报道,但是坏的影响已经形成。许多民众对“外国干涉”形成了定势思维。

在非黑即白的思路下,随意将某人与外国干涉相联系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时间,各种指责与爆料不断。高贵林港的市长,尽管在上一次选举中无候选人而顺位当选,也站出来说自己受到了中国的负面干涉。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直接被记者问,他是否受了中国支持才选上的。沈观健的回复是:“如果我是白人男子,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对话”。省议员马博文在社交媒体上被指责受中共支持时,她干脆说自己是台湾人。确实如此,马博文的父母来自台湾,她生于加拿大,据说中文名字还是竞选时根据英文名取的。

凡此种种,归结为一点就是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不信任。这样的怀疑撕裂社会,割裂社区。借用网红漫画《蝉女》中的一句话,“当你想测试一块玻璃的硬度时,这块玻璃注定要碎。换句话说,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

有待慎重对待的“外国干涉”

2023年3月,特鲁多任命前总督约翰斯顿审查外国干涉事宜。5月23日,前总督报告指出:不需要对外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指控进行公开调查,但举行公开听证会是必要的。他批评《环球新闻》针对华裔国会议员董晗鹏的错误报道,并且表示,没有证据证实来自中国的资金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送达特定候选人。约翰斯顿提议反对党党领们在按照国会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后亲自阅读证据,但是遭到了拒绝。在政治斗争与揭示真相之间,官员们显然选择了前者——他们没有兴趣去阅读CISI的有关“证据”,宁愿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所谓的“报道”来做出政治判断。

2023年9月,魁省法官霍格被联邦政府任命,组织关于外国干涉的公开调查。2024年5月发布了初期报告,“在最近两次联邦大选期间,确实发生了外国干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未破坏我们选举系统的完整性。我们的选举系统依然稳健。选民能够投票,他们的选票也得到了妥善记录和统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存在干预。同样,外国干预也没有影响最近两次选举中哪个政党组建了政府。然而,发生的干预行为给我们的选举过程蒙上了阴影,并对投票前的过程产生了影响。”

蛇年春节来临之际,霍格法官的最终报告如期而至。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议会中有叛徒与外国密谋;没有证据表明外国干涉影响到了议会席位;没有证据表明外国干涉影响到了加拿大立法。霍格法官更明确指出,当初媒体对董涵鹏的指责也缺乏证据。吵了几年的外国干涉调查终于要落下帷幕。

希望无论媒体人还是吃瓜群众,以后再指控他人时,能找找切实的证据、尊重事实,而非仅依靠自己的猜测。

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不认可“怀疑”。然而事实上,外国干涉委员会网站上发布的“证据”报告中,充斥着“怀疑”、“我听说”,甚至还有基于错误的翻译产生的被干涉论断。这些信息如果不被梳理出来,将会继续破坏加拿大的民主政治。正如胡元豹参议员的报告中所说:“如果不对毫无根据的指控做出回应,未来解决真正的外国干涉问题将会更加困难,因为这些虚假指控分散了注意力并导致公众信任的丧失。”

希望加拿大政府在处理外国干涉问题上保持一致性,以避免对华裔社区造成不必要的怀疑:“如果我们的安全和情报机构认为,加拿大境内的中文社交媒体帖子可能构成选举期间的虚假信息,那么为何不以相同标准对待英语或法语社交媒体上数量更多的可疑内容?如果对与中国外交官有互动的华裔加拿大政治人物进行监控,为何对与其他国家外交官互动的政治人物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

在即将到来的加拿大联邦大选及未来数年的新政府执政中,希望政界对待外国干涉的态度是:既不能掉以轻心,又不要草木皆兵;让真正的干涉去登记、受到有效管理,解除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怀疑、胁迫表态。在新的更加紧迫的国际关系中,要避免麦卡锡主义在加拿大重蹈覆辙。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黄小人与黄小人之间的你死我活








清末民初的洋卖办。抗日时的伪军。改革开放后的洋奴才。都是黄小人与黄小人之间的你死我活。洋人们在旁边笑。如同外国干扰法。

新闻:《以华制中?“二代华人”致信川普 被白宫团队邀请会面》

文章来源: Next Apple 于 2025-02-05


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横空出世,号称以低成本、高效能与全开源的特点,对美国擘划的AI霸业造成震撼。美国AI产业群起应战,其中战力最强、口条最佳的就是年仅28岁的“二代华人”Scale AI创办人兼执行长汪滔(Alexandr Wang)。日前,他自费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给总统川普的公开信”,强调美国必须赢得AI“战争”后,被白宫团队邀请会面,商讨应对中国DeepSeek威胁。

美媒报导,美国Scale AI执行长汪滔今、明两天与国会议员及川普政府官员会晤,讨论中国AI模型对美威胁。汪滔2022年成为全球最年轻白手起家亿万富翁,1月受访曾说DeepSeek可能取得大量受管制芯片,使他跃上全球头条。

中央社报导,人工智能(AI)公司OpenAI执行长阿特曼(Sam Altman)上周才刚来华府向行政及立法部门展示最新模型。美国新闻网站Axios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报导,Scale AI创办人兼执行长汪滔今、明两天也将与议员及政府官员会晤。

汪滔1月受访时表示,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应握有5万颗辉达H100芯片以开发模型,购买这些芯片需要的资金远高于DeepSeek对外宣称的558万美元(约新台币1.83亿元)。

汪滔说,这些芯片都是被禁止向中国出口的元件,这直接挑战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此外,DeepSeek拥有的这类芯片数量,更可能超出外界预期。

Scale AI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提供AI服务,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给总统川普的公开信”,强调美国必须赢得AI战争。其创办人汪滔从麻省理工学院(MIT)休学后,2016年在旧金山共同成立Scale AI。

汪滔与中国无人机大厂大疆创办人汪滔同名同姓,不过发迹过程截然不同。英文名字为Alexandr Wang的汪滔,出生于1997年,24岁时就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2023年入“时代杂志”(TIME)百大AI人物之列。

“时代杂志”报导,汪滔是第二代中国移民,2018年去了趟中国后,开始大谈中国AI野心所带来的威胁,并和与他有着同样急迫感的美国官员接触。

汪滔的双亲都是物理学家,曾在新墨西哥州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所(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工作。

这座实验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也是最初研发核武的地点,研究与工作人员破万,领域涵盖国家安全、核能、外太空、再生能源、医药、奈米科技和超级电脑。

“时代杂志”指出,汪滔的成长背景给他灌输了这样的信念:“突破性科技实际上是国家安全的真正关键”。他说,“我非常清楚拥有这些科技来吓阻对手有多重要。”

汪滔曾闭门向国会议员简报AI发展,及出席国会听证会,并与国防部签订合约。他来华府的时机,正值DeepSeek疑似“弯道超车”,拉响美国政府警报,也引发出口管制出现漏洞的疑虑。

美国2022年9月禁止向中国和香港出口辉达(Nvidia)A100和更强大的H100芯片。辉达之后为中国市场特别开发处理速度较慢的A800及H800芯片,但2023年10月也被禁止出口。

日前社群媒体X传出美国国务院、台积电及辉达合作围堵芯片出口漏洞,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昨天以电子邮件回复中央社相关询问时表示,对此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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