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洪門歷史回顧（4）

澳洲洪门的发展轨迹

前面略为说明洪门在国内及香港的一些情况，可以确定洪门在澳洲发展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太平天国及洪门起事的各路人马在两广辗转了十年（1851-1861）, 为了逃避战火及官府的追捕杀戮，大批原系东莞、番禺、顺德、香山等地的三合会众及民众大量涌入香港，其中不少人经过香港作华工逃亡至南洋、以及美国与澳洲的淘金潮中的。这些人大多数并非拖家带口的外出，故而是早期华人中男女比例悬殊的主要原因。

要了解澳洲洪门的发展轨迹，得先看看各省华人数量的变化才见端倪：



上述资料来源是根据“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中“TABLE 66.  Population, sex and country of birth, NSW, census years, 1846 - 1891”列表的，但也有错漏，原因是在1840年到1853年间有超过3000华人由福建及广东两省通过契约劳工到达雪梨然后被分散到各地农场从事农作。如果用另一个解释，可以说在1854年到1856年间纽省和维省合计的4147人也包括在1840年到1853年间有超过3000华人的话也算合理，因为两省均有如麦世英等零星雇用而来，及如小商人等其它华人。

出现大变化的是在1857年的维省，华人数量飙升近12倍，其中接近16000人是从南澳的桂珍湾上岸而陆续到维省淘金的人潮。当将1857年的维省华人数量25424人减去以前的2341人，再减去从南澳的桂珍湾上岸的16000人，也说明仍有7000人是以合法方式到达维省。尽管如此，这仅是官方的数据；部份研究者将非法进入维省都计算在内的话，公认的是在50000人到69000人之间。

导致大量华人踊到维省，据说源于当时在墨尔畔为洋人建造房屋的台山人雷亚妹，传说是他将维省在1851年发现黄金并极易获得的消息写了封信给他的弟弟。之所以说是“传说”，目前所知的是无法证实该信的日期，发到香港后是由那一间金山庄转交，以及雷亚妹的弟弟当时究竟是在香港或仍在台山，同时原信件的任何片言只字也没有人能证实。故而假借的可能性很高，而对雷亚妹的伤害也不会大，只不过是将维省的情况告诉弟弟而已，况且香港传媒也有可能将维省在1851年发现黄金的消息有所报导。

1854年在广东的洪兵起事，不但使近40个县的民众深深受害，也削弱了满清在广东的防卫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则仿湖南模式在各地组织民团。这类型的组织既有以富有人家组织的家丁，也有以族、村、乡等为单位的民团，其头目多为好勇斗狠的角色，武器也在逐步升级。既为民团，其费用也得以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强行摊派，民间受害也就越甚，连农耕也不得不荒废。于是乎本来就紧张的土人与客家的关系也随之升级为1854年到1856年的“土客大械斗”，与洪兵起事绞在一起，折磨了广东十年之久。关于民团，是题外话了。湖南民团是转型成湘军且与太平军辗转各地，只有少量的民团保境安民；广东的民团则不一样，反而是地方械斗的主力。

越是临近香港澳门县份的富人或小商人在这段时间越容易将细软或家财转移到香港，并慢慢地立下脚跟。无论是在土客大械斗中输的一方、又或者是被官兵追杀的洪兵以及无以为生的贫者都涌进香港，汇入往美国、澳洲淘金潮或南洋一带求存。

下面一段是否有误，这待查；但往美国加州的华人远超1857年到澳洲维省的华人，维省的淘金潮只不过是为华人在海外谋生多了一条出路：“根据香港史专家欧德理(E.J. Eitel)的记载，单单在1852年，通过香港前往加利福尼亚洲的中国人便有三万人之多。这些人通过香港前往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英国海峡殖民地，再前往加利福尼亚洲和南美的西印度群岛各地。当时中国人在香港缴付前住加洲的船票费用，便达到一百五十万银元。该年香港每个月流通的货币只有五万六千多元，而香港政府年收入亦只有近十万元，由此可见苦力贸易带来的庞大商机。”(蔡思行:"香港国际大都会之建立” 第四章 香港的基建及航运发展, https://cache.org.hk/rthk/worksheet/ch04.pdf)

1854年才举家迁移到香港的新会商人李陞开设“和兴号金山庄”，甚而向怡和洋行租用船只载客运货。当年香港究竟有多少金山庄，同时这些金山庄又有多少与洪门有关等资料，现再已难以追索。然而这些金山庄的业务相当广泛，兼营劳工招募苦力﹑贸易﹑鸦片买卖﹑钱庄及地产等。1857年李陞与族人李良在港岛西区大量买地来兴建码头﹑仓库﹑银号等，后来更创办多项现代企业，业务遍及内地及香港。到1878年李陞已是香港三大首富之一（其余两人为外籍的Paul Chater和Mayer Sassoon）。（见黄竞聪的“华商崛起与香港市镇发展”(http://www.cache.org.hk/rthk/worksheet.ch05.pdf)。



上面的地图年份不详，应是1870年前后的。图中有一条李陞街，以其姓名命名。

当香港被英国宣布为贸易自由港之初，广州富商就在1842年建立“东和号”商行，跟着开始有人追随；潮州商人高元盛（有一说的是由潮州饶平县前溪村陈宣名及陈宣衣兄弟创立）则在1850年开设“乾泰隆”， 另一个潮州澄海人高满华则在1853年从高元盛手中接掌“元发行”，专营泰国（时称“暹罗”）白米的进出口生意。那些专门做南洋（“南”）及中国（“北”） 杂货贸易者也会代越来越多的小本经营者在上环文咸西街（早称为南北行街）、文咸东街和永乐街一带经营、转口中国长江南北油粮副食品、土产的商号；后亦经营至东南亚、日本、欧美及非洲等国家。1868年 “南北行公所”成立，行内规定代客买卖货物，以征收货値百分之二作为行佣，故亦被称为“九八行” （见“香港华人商业：历史和文献”）。

香港开埠后，商贸发展愈见蓬勃。早期英国人主要在中环聚居和经商，洋行、银行、船务及雪厂等都设于中环；而华商则在上环建立根据地，经营包括药材、海味及杂货等南北货物贸易，时至今日，上环依然是药材海味店的集中地。

另外要注意的是专门从事典当的当押业，这一行业在香港未开埠前早已存在，主要分布于墟镇，以元朗较多（位于元朗旧墟的「晋源押」老铺则有二百年以上历史）。香港开埠后不久当押业十分蓬勃，原因有二：大多劳苦大众，他们亦以赌博为娱乐，时常需要典当以换取现金；另外一个就是短缺银両而打算出国谋生的会典当物品来换取资金(“香港记忆”,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kong_kai_ming/All_Items/)。



从目前资料来看，组织整船华人在南澳的桂珍湾上岸的香港商人应是1854年才举家迁移到香港的新会商人李升开设“和兴号金山庄”，甚而向怡和洋行租用船只载客运货。开庄之始需要扩张他人没有开始的业务，租用船只载客送往南洋、美洲、澳洲则是一条快捷方式，甚而没有几人能比他的财力。从雪梨联益堂送客回香港的程序看，客人先是在联益堂订票，到上船之日必有联益堂值理在场打点一切，务求不必出错；而自行在洋行或非联益堂商号购票的未必有这样的安排，就算有成本也高。在香港同理，委托商号购票，商号得有人在上船之日派人到场打点，而向“和兴号金山庄”订票，则有“和兴号金山庄”统一安排。各商号的客源不一，“和兴号金山庄”可以在上船之日协调。或者可以这样说，洋人看到在南澳的桂珍湾上岸华人的有序，与此不无关系。

无论是在“和兴号金山庄”或其它商号购票的乘客，混在其中的逃避满清追捕的洪兵或将令肯定有，其间比例恐怕很难统计了，尤其是要分辨来自那个堂口及职务。

故而当年维省淘金潮中的华人龙蛇混杂，初期与墨尔畔的华商倒是相安无事，因为在矿区的生活所需仍需要墨尔畔的华商供应，产生矛盾是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