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为什么? 》
子规啼血著
前 言
一、“文革”是一场特大的政治海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特大政治海啸。“文革”集历来政治运动之大成，全国亿万人民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历难十年。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机关，从工厂到部队，从社会到单位，甚至到家庭，都形成两大派。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我友混杂。人的命运从上天堂到入地狱只有一步之隔。都在中央的绝对领导“文攻武卫”，斗得无穷无尽、死去活来;杀得昏天暗地、血肉横飞。这是为什么？真是值得书但是，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许多问题尚待厘清。各省、各单位在撰写志书时，凡涉及“文革”，都难于动笔,算是一个禁区,怎么办?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文革’十年，要细抠就没完没了，而且抠不清楚，只有宜粗不宜细，才能形成共识，团结起来向前看。”(据“中央发力党史研究”《瞭望东方周刊》何昕/文)。
二、打破禁区
近些年有关“文革”的文章，被报刊陆续发表了不少，有的文章多半是老干部回忆自己在“文革”中如何被整，或子女写父母在“文革”中如何挨整；有的文章写的是中央领导层在文革中的一些事件；有的文章是对某些事件的细节作了澄清。国外网站上建立了一个“文革博物馆”，联通到世界许多国家。文章多是留学外国的当年的红卫兵所写，如何大串连，如何打教师，如何下基层煽风点火，如何冲击党政机关，如何揪斗叛徒、特务、走资派，如何破四旧，如何揪斗牛鬼蛇神，如何上山下乡到边疆当知青等等。写的都是真话，但都只能算是“文革”中的某些事件，还涉及不到“文革”的核心问题——政权。该网站还有些是“文革”时期的中央文件、社论、中央领导的谈话、某些有关领导人的检讨、红卫兵小报的形形色色文章等等，原文照登。有的文章对当年众所周知的事情作了巧妙地解释，不少亲历者看了也只是一笑置之，都心知肚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读了这些文章，恐怕很难对“什么是‘文革’”有一个稍稍完整而明确一点的概念。
三、“文革”是有人写的，特别是当事人
1、阎长贵（“文革”时曾任江青的秘书，后来,江青诬蔑他盗窃毛主席手稿,说他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而送进秦城监狱，关押7年半,于1979年9月“彻底平反”。）对“文革”的事写得不少，实事求是，阐明真伪。並与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一书，厘清了一些“文革”中鲜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匡正了一些传闻。阎长贵说：“亲历者的经历也都是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却不一定了解。包括我和王广宇合作的这本书，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情况、重大的问题是不清楚、不知道的。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一些事，是其中一个环节。所以说‘文革’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摘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23期吴婷/文）。
2、陈丕显之子、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陈小津所著的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陈小津自称以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
3、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4、因为拍摄并保存了10多万张“文革”照片而蜚声海内外的李振盛，2003年，他的摄影集《Red－Color News Soldier》（《红色新闻兵》）在英国伦敦出版，被评为当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1987年，李振盛拿出压在箱底近20年的《虔诚者》，与另外19幅《文革》纪实图片作为组照，参加“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李振盛这组名为《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新闻图片荣获大赛最高奖项——“系列新闻照片大奖”。（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5期 徐梅/文）。
5、韩丁（韩丁是美国作家威廉·辛顿的笔名，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生活在山西省，发表了著名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后留在中国经营农场。）的女儿卡玛出生在北京，“文革”中是中学生，曾经属于毛泽东主义公社。她用摄影机拍了一些“文革”的资料，回美国后与丈夫一道制成“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展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美国放映，並广泛发行，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卡玛说：“‘文革’这段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历史，不断地在探讨、思考，任何人写出文章，我们都会找来看，一直没有离开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汲取‘文革’的教训是全世界的事。总觉得这么重要的历史，这么复杂的事件，这么多人流血……，万一把握不好，弄出些什么错误来，就对不起人，要非常小心。”
6、有作家写过“文革”的长篇小说，也只是局部的故事。读者不知道是写的哪个省、哪个市，从而避免了省、市的重大事件和是非。
7、有些电视剧涉及到“文革”，仅作为时代背景一带而过，少惹麻烦；极少电视剧涉及到的造反派，只是几个跳樑小丑胡闹，反正不会错，但是太肤浅了。“文革”远非如此，所以邓小平才说，要去细抠就没完没了。因为“文革”涉及的面太广，涉及的人太多，涉及的思想、感情、认识太复杂，涉及利益的争斗太深。
8、北京红卫兵四大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对反思‘文革’抱有执着且很清醒的认识，他不希望‘文革’成为一笔糊塗账，所以他说老蒯（大富）不必花心事赚钱了，应该做点有价值的事。趁活着的时候，把‘文革’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据“37年后重逢蒯大富”《中国老年》2005年第11期安文江/文）。
9、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塔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馆内墙壁上镶嵌着漆黑锃亮的墨石版材影雕，上有系统反映“文革”历史的1100幅图片和24万字；馆内各相关书籍现有几百本，亦涉及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历史。
10、近年清华大学出版了大批“文革”方面的著作，有《清华文革纪事》（沈如槐）、《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传、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鹤）、《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良知的拷问》（孙怒涛）、《清华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叶志红）、《云卷云舒——清华笔记》（傅培程）、《潮起潮落》（陈继芳）、《落霞孤鹜》（王克斌）、《明日黄花》（顾耀文）、《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编）等等。（据《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杨继绳在清华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
若干年来，笔者仅在《作家文摘》、《文摘周报》两份刊物上，看到的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就有近千篇。
四、对“文革”性质的看法
1、“文革”是一场浩劫。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被打、砸、抡、抄、抓伤害的，被杀害人的亲属，自杀者的亲属等等,各有自己的观点和依据；
2、“文革”是抓反动组织（两派的互相指控、揪斗、抓捕、枪战）；
3、“文革”是“动乱”。当权派在幕后指挥，学生煽风点火，机关干部“文攻”，工人“武卫”。死伤的多半是工人；
4、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革”,向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人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5、日本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文革”只是一次对于本民族“的拷打和抡劫”；
6、阿尔巴尼亚同志说：反对或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7、“文革”时期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坏人当道的年代。一大批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靠“造反”夺了各级领导的权,而那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当成坏人却受到批斗和虐待。(摘自纲络《历史重新评说》——民声著)；
8、“文革”是一场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其破坏力远远胜过“焚书坑儒”；
9、历史学家何炳棣“文革”时期访问中国后说,“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据“文革时他们为何回国唱赞歌”）；
10、“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据《季羡林牛棚杂忆》）；
11、“文革”是毛刘的个人权力之争；
12、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13、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5中央文件还指出：“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都是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没有一贯正确派。
五、《历史决议》的突破
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这里，邓小平说的“当中那些年”，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当中那些年”，邓小平说得很干脆，就是“情况不大好”，在分寸掌握上，明显有别于《历史决议》。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认为，近年来有些学术观点已突破了《历史决议》。比如，对华国锋的评价。
邓小平说，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革”，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以上资料摘自关于《历史决议》的争论与突破，李庆英整理，2011年9月26日北京日报）。
“文革”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香港就有人研究，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许子东所著《许子东讲稿》三卷本里，卷一卷二分别收录许子东的“文革叙述”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也有人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艾恺，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有关‘文革’的讲座，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据“艾恺：因梁潄溟而成为汉学家”，《文史博览》2009年第2期古川文）。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说：至于中国，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没有开放。关于“文革”主要的争论在于，它不是毛一个人推动的。我认为即使承认毛发动了“文革”並鼓动人民扩大事态，还是无法解释民众中间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人们为什么那么做？对“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10年的历史空白。更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据“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6期 李宗陶 王媛发/文）。这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于1997年春季学期开始教授“文化大革命”课，在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剧场揭开帷幕。据说，那个学期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370人，分为27个班。校方为这门课专门聘请了10名助教。在标榜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的哈佛，有这样规模的大课，很不多见。麦教授把“文革”课设计为一个概论又二十三讲，把“文革”中的主要事件几乎都讲到了。（摘自2013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李向前文）。
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说：“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对‘文革’及其群众运动抱有一种价值上的评判或一种道德上的义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为为一场极为广泛的，曾经赢得亿万群众认可和积极投人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可能的？为什么又是必然的？”（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赵杰等/文）。
阎长贵在《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中引用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的文章指出：当代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阎长贵指出：我们搞党史的个别同志，不找（或只有选择地找）亲历者、当事人谈，不仅不组织他们写回忆录，相反这样或那样地限制他们写回忆录，这实在是不明智的。
李向前在前文提到的《南方周末》中之载文还谈道:“‘文革’不应远离我的的视野。当然,我们也不必非到外国人那里寻找界说。我们要做的是记住‘文革’,分析‘文革’,汲取‘文革’。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是要总结……’这话的意思是,对于‘文革’,回避和淡忘都不成,它已经成了我们走过的路的一部分。如果回避或淡忘它,就会丢掉‘纠错’的记忆。”
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解剖麻雀。趁一些当事人还健在，把从中央到一个省的“文革”大事摆出来，看看它在一个单位群众中所掀起的噩浪，所产生的生死存亡的影响、效应和结果，也许能对“文革”史从某一侧面作一补充，供后人研究“文革”参考。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伏尔泰
1、阎长贵（“文革”时曾任江青的秘书，后来,江青诬蔑他盗窃毛主席手稿,说他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而送进秦城监狱，关押7年半,于1979年9月“彻底平反”。）对“文革”的事写得不少，实事求是，阐明真伪。並与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一书，厘清了一些“文革”中鲜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匡正了一些传闻。阎长贵说：“亲历者的经历也都是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却不一定了解。包括我和王广宇合作的这本书，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情况、重大的问题是不清楚、不知道的。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一些事，是其中一个环节。所以说‘文革’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摘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23期吴婷/文）。
2、陈丕显之子、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陈小津所著的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陈小津自称以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
3、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4、因为拍摄并保存了10多万张“文革”照片而蜚声海内外的李振盛，2003年，他的摄影集《Red－Color News Soldier》（《红色新闻兵》）在英国伦敦出版，被评为当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1987年，李振盛拿出压在箱底近20年的《虔诚者》，与另外19幅《文革》纪实图片作为组照，参加“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李振盛这组名为《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新闻图片荣获大赛最高奖项——“系列新闻照片大奖”。（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5期 徐梅/文）。
5、韩丁（韩丁是美国作家威廉·辛顿的笔名，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生活在山西省，发表了著名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后留在中国经营农场。）的女儿卡玛出生在北京，“文革”中是中学生，曾经属于毛泽东主义公社。她用摄影机拍了一些“文革”的资料，回美国后与丈夫一道制成“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展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美国放映，並广泛发行，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卡玛说：“‘文革’这段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历史，不断地在探讨、思考，任何人写出文章，我们都会找来看，一直没有离开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汲取‘文革’的教训是全世界的事。总觉得这么重要的历史，这么复杂的事件，这么多人流血……，万一把握不好，弄出些什么错误来，就对不起人，要非常小心。”
6、有作家写过“文革”的长篇小说，也只是局部的故事。读者不知道是写的哪个省、哪个市，从而避免了省、市的重大事件和是非。
7、有些电视剧涉及到“文革”，仅作为时代背景一带而过，少惹麻烦；极少电视剧涉及到的造反派，只是几个跳樑小丑胡闹，反正不会错，但是太肤浅了。“文革”远非如此，所以邓小平才说，要去细抠就没完没了。因为“文革”涉及的面太广，涉及的人太多，涉及的思想、感情、认识太复杂，涉及利益的争斗太深。
8、北京红卫兵四大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对反思‘文革’抱有执着且很清醒的认识，他不希望‘文革’成为一笔糊塗账，所以他说老蒯（大富）不必花心事赚钱了，应该做点有价值的事。趁活着的时候，把‘文革’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据“37年后重逢蒯大富”《中国老年》2005年第11期安文江/文）。
9、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塔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馆内墙壁上镶嵌着漆黑锃亮的墨石版材影雕，上有系统反映“文革”历史的1100幅图片和24万字；馆内各相关书籍现有几百本，亦涉及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历史。
10、近年清华大学出版了大批“文革”方面的著作，有《清华文革纪事》（沈如槐）、《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传、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鹤）、《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良知的拷问》（孙怒涛）、《清华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叶志红）、《云卷云舒——清华笔记》（傅培程）、《潮起潮落》（陈继芳）、《落霞孤鹜》（王克斌）、《明日黄花》（顾耀文）、《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编）等等。（据《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杨继绳在清华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
若干年来，笔者仅在《作家文摘》、《文摘周报》两份刊物上，看到的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就有近千篇。
四、对“文革”性质的看法
1、“文革”是一场浩劫。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被打、砸、抡、抄、抓伤害的，被杀害人的亲属，自杀者的亲属等等,各有自己的观点和依据；
2、“文革”是抓反动组织（两派的互相指控、揪斗、抓捕、枪战）；
3、“文革”是“动乱”。当权派在幕后指挥，学生煽风点火，机关干部“文攻”，工人“武卫”。死伤的多半是工人；
4、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革”,向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人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5、日本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文革”只是一次对于本民族“的拷打和抡劫”；
6、阿尔巴尼亚同志说：反对或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7、“文革”时期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坏人当道的年代。一大批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靠“造反”夺了各级领导的权,而那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当成坏人却受到批斗和虐待。(摘自纲络《历史重新评说》——民声著)；
8、“文革”是一场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其破坏力远远胜过“焚书坑儒”；
9、历史学家何炳棣“文革”时期访问中国后说,“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据“文革时他们为何回国唱赞歌”）；
10、“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据《季羡林牛棚杂忆》）；
11、“文革”是毛刘的个人权力之争；
12、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13、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5中央文件还指出：“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都是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没有一贯正确派。
五、《历史决议》的突破
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这里，邓小平说的“当中那些年”，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当中那些年”，邓小平说得很干脆，就是“情况不大好”，在分寸掌握上，明显有别于《历史决议》。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认为，近年来有些学术观点已突破了《历史决议》。比如，对华国锋的评价。
邓小平说，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革”，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以上资料摘自关于《历史决议》的争论与突破，李庆英整理，2011年9月26日北京日报）。
“文革”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香港就有人研究，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许子东所著《许子东讲稿》三卷本里，卷一卷二分别收录许子东的“文革叙述”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也有人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艾恺，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有关‘文革’的讲座，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据“艾恺：因梁潄溟而成为汉学家”，《文史博览》2009年第2期古川文）。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说：至于中国，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没有开放。关于“文革”主要的争论在于，它不是毛一个人推动的。我认为即使承认毛发动了“文革”並鼓动人民扩大事态，还是无法解释民众中间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人们为什么那么做？对“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10年的历史空白。更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据“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6期 李宗陶 王媛发/文）。这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于1997年春季学期开始教授“文化大革命”课，在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剧场揭开帷幕。据说，那个学期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370人，分为27个班。校方为这门课专门聘请了10名助教。在标榜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的哈佛，有这样规模的大课，很不多见。麦教授把“文革”课设计为一个概论又二十三讲，把“文革”中的主要事件几乎都讲到了。（摘自2013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李向前文）。
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说：“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对‘文革’及其群众运动抱有一种价值上的评判或一种道德上的义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为为一场极为广泛的，曾经赢得亿万群众认可和积极投人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可能的？为什么又是必然的？”（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赵杰等/文）。
阎长贵在《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中引用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的文章指出：当代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阎长贵指出：我们搞党史的个别同志，不找（或只有选择地找）亲历者、当事人谈，不仅不组织他们写回忆录，相反这样或那样地限制他们写回忆录，这实在是不明智的。
李向前在前文提到的《南方周末》中之载文还谈道:“‘文革’不应远离我的的视野。当然,我们也不必非到外国人那里寻找界说。我们要做的是记住‘文革’,分析‘文革’,汲取‘文革’。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是要总结……’这话的意思是,对于‘文革’,回避和淡忘都不成,它已经成了我们走过的路的一部分。如果回避或淡忘它,就会丢掉‘纠错’的记忆。”
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解剖麻雀。趁一些当事人还健在，把从中央到一个省的“文革”大事摆出来，看看它在一个单位群众中所掀起的噩浪，所产生的生死存亡的影响、效应和结果，也许能对“文革”史从某一侧面作一补充，供后人研究“文革”参考。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伏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