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边聊《翻身》记(十六）

驻村工作队扮演的是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对村党支部和村里的整党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同时用中央政策和方针对基层党员进行教育，可工作队本身也是需要被教育的，这在各村整党结束后潞城县委举办的整党总结大会上就已经体现出必要性了。教育者在此变为了被教育者，而此时的教育者则是潞城县委。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兼任教育者，这也是中共的特色之一。这种教育是层层递进的，教育县委的是地委，教育地委的是省委，依次类推，最后的教育者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毛泽东教育了一代人，就是通过这种一层层的教育实现的。

这里韩丁引用了一段马克思的话：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教育的产物。然而，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也一定是被教育者。这大概也是共产党重视教育人和改造人的理论来源吧。

在潞城县的整党总结大会上最受打击的就是张庄工作队，因为县委陈书记对他们在张庄的整党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他们犯了运动过火的左的错误，比如：查账时逮捕村干部（其实不是逮捕，只是集中起来，随叫随道，与现在的双规有点类似）；再就是整党时只注意团结贫农，而忽视了中农，这也是过左的错误；还有把张庄划为三类村也是工作队的错误之一。

挨了批评的张庄工作队一时间士气低落，大家倍感委屈。难道工作队辛辛苦苦，抛家舍业的努力工作就没一点成绩吗？张庄工作队和其他村的工作队一样，都是带着这种情绪开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上级对下级的教育只能提纲挈领的进行，真正的教育还是自我教育。总结大会后，各工作队就开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都掏心掏肺说真心话，敞开思想让同志们来批评。

工作队队员李文忠检讨说：我对村里的党员是十分严厉的。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并设法让他们承认罪行。我想不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胆小。但造成的后果不好，许多党员受到压制，他们的检讨不都是真实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击赵春娥，要她交待乱搞男女关系的种种问题。并坚持认为她是钻进党内来的。她勾引主要干部，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庭。那天晚上，赵春娥拒绝到会，躺在炕上哭，后来要上吊。幸好有人看见了，把她拦下了。要是她死了，我是有责任的，这肯定是过左了。

大家谈完后，侯队长做了总结发言：我们一再对老乡说，他们仍然穷苦是因为村干部把所有的果实都拿走了。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到底拿走多少？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也仍然无法把剩下的窟窿全部填补起来啊。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将来发展生产加以解决。可是我们老是说：你们还没有翻身，你们还没有翻身，这都是干部不好。当然啰，群众就要在干部身上打主意，想从他们那里搞油水，就要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想把这些人的财产也拿过来。这样一来，谁都想当贫农，好捞到点东西。但是，哪能有这么多东西啊？

接着侯队长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脾气倔，听不进同志的意见。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干扰了工作队的工作。遇到问题我不是与同志们商量，而是自己喜欢晚上胡思乱想，一个人瞎琢磨。今后我再遇到问题，一定要与同志们商量，集思广益比个人主义要好的多。

以前很多队员对他都有气，可看侯队长自我批评的态度诚恳，大家就感觉跟他亲近了很多，不再背后叫他大公牛了。

其实这种过火的左的行为在各村的工作队中是普遍现象，比如贾庄的工作队汇报时也暴露出了这些问题。

开头，我们发现一些贫农能说会道，对村干部有许多牢骚怨言，一味反对干部。我们依靠了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原来的组织都是坏的我们当时很急躁，以为在三天之内就能掌握全村的情况。我们甩开村里的党员，并且接受了贫农们的要求，把党员集中在一起住宿和吃饭党员们很委屈，许多人都哭了。村长的老婆骂她男人：你这个蠢驴，当个村头还不够，干嘛还要入党？我们反复地做工作，访问、解释、再访问。许多贫农都感到厌烦了，我们自己也感到厌烦了。我们感到没有事情可做，甚至觉得应该撤出这里转到另一个村子去。可是当张书记来向我们要材料、情况和统计数字时，我们又交不出来！

普遍过左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来自于县委。这是因为工作队在培训的时候就被县委陈书记灌输了这种思想，即村干部都是坏的，贫农团结的不够。这也是让很多工作队员感到不解和委屈的地方，明明是你县委书记让我们这样做的，可现在却成了我们的错误。

虽然党中央打了预防针，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有很多违反政策的事。比如韩丁就发现，潞城县委在指导土改工作时，只强调第一条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忽视了第二条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的要求。韩丁说，潞城县委只是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潞城地区是贫困地区，土地贫瘠，虽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浮财都被剥夺并分给贫苦农民，但这些财富还是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只强调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那势必要侵犯中农的利益。

来自农村的工作队员做完检讨后，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也做了检讨，同志们也对其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批评。工作队的徐教授表现是最不好的，自从他领导的查账失败后，他就开始意志消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充分暴露出知识分子的脆弱性。韩丁认为：徐教授的真正问题，也是一切知识分子的通病，即如何把理论变为实践的问题。他正是毛泽东所形容的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胜赞叹：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革命家。

徐教授也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他说：人家批评我一会儿右，一会儿左，确实如此。我来解放区前从没到农村去过。 我对讲话很犹豫，我发现自己不会讲农民的语言，对农村也没有真正的了解。我又怕人家觉得我高傲。在蒋管区的时候，我一直是关在小屋里读书的。现在我要改掉这个习惯，可不是很快就能做到。

农民干部都是很尊重知识分子的，对他的这番自我批评是肯定的，并赞扬了他在演算方面的技巧和毛笔字写的好。可同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戚云却对徐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你不愿意接受同志的批评，有时听都不听就转身走掉了。这样你怎么可能不脱离群众呢？

韩丁亲历了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并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佩服这些革命同志的坚韧性。即使遭遇不公和各种打击，他们仍然不撂挑子，不一走了之。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作队员很多都是顶着家庭的压力和家乡老乡们的偏见坚持在工作队工作的。他们在工作队得到补贴远远不如在家里务农所得的多，可他们为了翻身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

革命队伍也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大熔炉。参加工作队的农村干部都是来自于极端自私自利又爱面子的社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他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事。可参加了革命工作后，他们的觉悟和境界有了明显的提高和进步，他们懂得了组织原则和党性高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学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们的思想逐渐从自私自利向大公无私转化和升华，这对于从前的他们来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是兽性与神性的共存体，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对神性的追求，一旦这种神性被唤醒，他就会变成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从精神层面判定一个革命是否具有进步意义，只要看革命是使人更无私了，还是更自私了即可。凡是让人们变的无私的革命，那一定是真正的导致社会进步的革命。所谓人的解放，除了从被奴役状态被解放外，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解放，即挣脱自私自理的枷锁，让神性释放出来，成为一个公而忘私的人。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