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小说
文 | 伍尔夫
“女性与小说”其实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指女性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我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辞，是因为谈论女性作家需要尽可能大的伸缩性，必须给自己留点余地，以便讨论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因为这些作品常常深受一些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女性写作，就会引出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当即会问，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女性作品出现？为什么自十八世纪以后，女性不仅像男人一样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为什么女性写作——不论当初，还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说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稍加思索就会明白，我们若想自己来回答上面这些问题，那只会徒劳一场。因为它们的答案一直被锁在一些陈旧的抽屉里，尘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旧的日记里，或者是残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记忆里，而且很快就要被彻底遗忘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到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去寻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之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父辈，多多少少总有点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非凡之处。他们曾当过步兵，或者曾加入过海军，或是出任公职或是制定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对于我们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们，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只有一些传说留下来。说她们中的某一位长得很漂亮；某一位长着红头发；某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如此而已。除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结婚的日子和生过几个孩子，我们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
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想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期里女人们为什么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动笔写作，或者相反，为什么她们创作了传世佳作，每每很难找到答案。不过，假如真有人去考察那些陈年的书信笔记，去把历史里外颠个个儿，并能准确地再现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以及约翰逊时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形，他肯定不但会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而且将为批评家提供一种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出类拔萃的女性是依赖平凡的女性的。唯有对普通女性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几个孩子，她本人是否有经济来源，她是否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在养育儿女时是否得到帮助，她家里是否有仆人，她是否要承担部分家务，等等——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考察过普通女性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我们才能揭示那些不寻常的女性作为小说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在历史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两个女性活跃期之间常有一个女性沉默期。公元前六世纪，在希腊的某个岛屿上有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到了公元十一世纪，我们发现在日本有一位宫廷贵妇，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优美的小说。接着，在公元十六世纪的英国，男性剧作家和诗人虽然无比活跃，女性却噤若寒蝉。当时正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可文学却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同样在英国，我们看到女性又开始写作。这一次不仅写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
毫无疑问，女性的这种奇特的间歇性的缄默与发声，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习俗造成的。如在十五世纪，一个女人若不肯嫁给父母为她选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强迫她出嫁。在这种情况下，简直不可想象她会搞什么艺术创作。又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决定的，而她一旦嫁给了某个男人，“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那个男人“理所当然”成了她的主人。这样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勇气去进行写作了。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艺术家的回忆和书信中，我们也开始理解，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有非凡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呵护。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济慈、卡莱尔、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便可知晓。
所以，很显然，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非同寻常地兴起，是以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无数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当时的女性已稍有闲暇，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阶层的女性自主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四位伟大的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两位还从未结过婚。
那时，不准女性写作的禁令虽然已经解除，但看来似乎仍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当时的女性即使要写作，也只能写写小说而已。这四位女作家的天分和性格大相径庭，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任何四个普通女性。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截然不同；乔治·艾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也毫无相似之处。可是，她们的教养使她们都进入了同一种职业；当她们写作时，她们都选择了写小说。
对女人来说，小说曾经并仍然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文体。道理很简单，因为写小说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与戏剧和诗歌相比，小说写作比较随便，有时间随时可写，没时间随时可放下。乔治·艾略特就曾一边写作，一边照料父亲；夏洛蒂·勃朗特也经常为了削土豆而暂时搁笔。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那里因为有客人来来往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的不同的个性。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使她被训练成小说家而非诗人。
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女性的生活仍仅限于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仅限于家庭情感。在这方面，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固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由于当时的女性小说家因性别而被排斥于某些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实有生活经验偏狭的缺憾。毫无疑问，小说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其写作来说意义重大。假如康拉德不曾当过水手，那么在他小说中最精粹的部分就会丧失。假如托尔斯泰不曾当过兵而且亲身经历战争，假如他不是那么有钱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曾接触过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变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废话。
然而，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起居室和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关闭的。对于战争、航海、政治和经商，她们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经验。甚至连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制约。当乔治·艾略特冒险和路易斯先生未婚同居时，公共舆论一时哗然。迫于压力，艾略特不得不到郊外闭门隐居，这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她的创作。她写道，她从不邀请客人上门，除非有人主动来看望她。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正活跃于军界，在和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无节制过，却从未受到公众舆论的指责。而他的小说所具有的惊人的广度和生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经验。
小说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当然会影响其作品的质量，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与小说家性别有关的原因。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个性，就像能感受到狄更斯的个性那样，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在狄更斯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疾呼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申辩，或让小说人物做传声筒来发泄小说家个人的不满情绪，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则不然，她们既不热衷于这类女性吁求，也不理会男性的蔑视和责难，可谓我行我素。不过，这只能归因于她们不寻常的个性。对于一般女性来说，要想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不仅需要明澈的心境，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女性从事写作，总不免要遭人嘲笑或受人指责，总会有人以种种方式来证明她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就很自然地使她们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怒和乔治·艾略特的隐忍中便可看出这种反应。
至于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就更容易看到这样的情绪反应了。有时，她们选择的小说题材就是情绪化的；有时，她们极不自然地逞强好胜，而有时又极不自然地温良驯顺，以至于处处都显得虚伪做作。她们受制于男性权威，其想象力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唯独没有人性的自然本色。所以，她们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因为艺术的根基恰恰在于人性的自然流露。
由此看来，女性写作若要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首先应该是写作态度的变化。将来的女作家不应再那样愤愤不平，因为她们已不必再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也不必再对男性提什么抗议。这样的时代虽说至今尚未到来，但我们至少正在接近这个新时代，即：女性写作将极少，甚至完全不受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女作家将只专注于艺术想象而不受其他事物的干扰。过去唯有那些个性非凡的天才女性才能达到的超然境界，现在对于普通女性来说也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因而，现在的女性小说远比一百年或五十年前的女性小说，更加名副其实，更加生趣盎然。
然而，即使现在，一个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写作，也仍将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也就是说，现有的语言形式对她来说并不适用。这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实际上却极为棘手。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而小说的覆盖面是如此之大，小说家必须找到一种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语言，才能轻松自如地把读者从书的第一页带到最后一页。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说，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当然，这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女性作家具有不畏艰难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心。小说归根结底是关于千万不同的事物——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神——的陈述，是一种力图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小说中，各种不同的事物虽然都经小说家的想象而重新获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规秩序，依然不可忽视。由于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是男性，即生活中的一系列价值秩序是由男性制定的，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生活，所以男性价值观在小说创作中历来占主导地位。
但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与男性的有所不同。于是，，女性在写小说时，就会发觉自己总想更正现存的价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认为毫无价值的事物，她觉得应该认真对待，有些被男性认为价值重大的事物，她却觉得无聊至极。这样一来，她自然会因此而受到指责，因为批评家都属于另一性别，他们对她试图改变现行价值尺度的做法确实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惊诧万分。他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见解不同，而是一种和自己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女性价值观，于是便一致认定，这样的价值观是非理性的、武断的和混乱的。
尽管如此，女性在这方面却变得越来越有独立见解了。她们开始尊重自己的价值观，由此她们的小说题材也开始显示出某种变化。她们似乎变得不再那么专注自身，而是开始更多地关心其他的女人。在十九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女性写作的最大愿望就是想倾诉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并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如今这种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女作家已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直至最近，历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
这里，女作家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从总体上讲，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观察，她们在日常生活过于平淡，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女人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留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煮好的饭菜被吃掉了，养大的子女离家走了。有什么引入注目的地方呢？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小说家大做文章呢？几乎没有。她们生来默默无闻，就如一些隐姓埋名的人，简直让你无从查找。而现在，女作家首次要在小说中探访的，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此外，由于现代女性已经开始跻身某些社会职业，女作家还要关注这一新的动向，观察它对于女性思想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同时她需要观察，女性暴露于外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此等等。
所以，如果有人想总结当前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不管此人属于哪一性别，都会说这些小说是大胆的、真诚的，是与现代女性的所感所知息息相关的。她们不再愤愤不平，也不再一味强调自己的女性风格。但它们的写法，又确实和男性小说大不一样。这样的写法，如今在女性写作中已相当普遍，因此，即便是现在的一些二流乃至三流的女性小说，也不无价值，也同样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至少是真诚的、坦率的。
关于当代女性小说，除了上述优点以外，还有两个特征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英国女性过去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昏暗中，现在她们已成为合法选民、有薪俸的雇员和有责任感的公民。
这一变化无疑会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趋于非个人化。她们的人际交往不再仅限于个人情感，而更多地渗入了知识的成分，甚至政治因素。以往，她们只能通过丈夫或兄弟的眼睛模模糊糊地了解世事和表示疑问，如今她们不再诉求于他人了，而是为自己的实际利益直接采取行动。既然如此，她们的注意力也势必要从过去唯一关注的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她们的小说自然就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
“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们可以料想，女性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扮演这一角色。她们的小说除了揭露社会弊端，还将提出整治措施。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将不再单纯地纠缠于个人情感，还将直接卷入种种社会争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当中。这是一方面的重要变化。但对于那些不大喜欢“牛虻”而更喜欢“蝴蝶”，也就是不太喜欢批评家而更喜欢艺术家的人来说，
另一方面的变化也许更让他们感兴趣。那就是，迄今为止女性小说中最薄弱的一面——即缺乏诗意——将随着女性生活的日益非个人化而大为改观。因为非个人化的生活更有助于诗性的培养。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唯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即：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当然，诗意态度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要有闲暇，要有一小笔钱，要有超越个人得失而静思万物的可能。有了一点钱和足够的闲暇，女性自然会比以往更多地用心于文字的技艺。她们会更加自信、更精妙地写作。她们的技巧会更加娴熟、更具创意。
以往的女性小说，其长处大凡在于天籁自发，就如山鸟或画眉的啼啭，不是学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不过，这样的鸣叫有时过于随意，过于冗长——往往只是在纸上饶舌，把一些只言片语连在一起罢了。将来的女性，若有时间和书籍，若能在家里有一小块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那么文学对于她们来说，就像对于男性一样，也会成为一种可以研习的艺术。女性的天赋将得到培养，而且将发挥得更好。那时，女性小说将不再是倾倒个人情感的场地；女性小说的地位将大大超过今天，将成为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受人重视的艺术品，而且其历史和现状也将得到充分研究。
由此只需再往前走一小步，女性就踏入了至今还极少涉足的精深写作领域——即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的写作。就小说来说，女性涉足这些领域肯定是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女性小说本身的质量，还能把那些本来不想写小说，只因为写小说容易可行才写小说的女性疏散开。而当那些多余的历史遗留物一旦清除后，女性小说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鱼目混杂了。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将来女性小说的数量会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会更好；将来的女性不仅写小说，同时也会写诗歌、批评和历史。当然，这一预言无疑包含了女性对一个美好时代的向往，到那时，女性将拥有她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东西——闲暇、一小笔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本文选自《伍尔夫读书随想录》，译文校改：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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