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我和母亲（1）
母亲是1997年3月29日去世的，距今已有十九年。这十九年时间里，我除去想念以外，还经常存在于对有些事想说而又无法述说，不说又非常憋闷状态中。给母亲送完葬后，我的心情一直极为复杂，有思念，有如释重负，也有深深地愧疚。有时会突然冒出岁月还可以重头来吗的幻想，甚至还念叨几句：重来一次也可以呀！这复杂的心态，在脑际一直存在到现在决定敲键盘的时候。是到了一吐为快的时候了。
母亲于1913年出生于五河县民陈村的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在18岁那年（当是1930年）嫁到距离民陈10里路的园宅集的徐家，和父亲共同生活了62年。其间，生育了10个子女，存活了2男3女计5个。从母亲日常话语中可分析出，自嫁到徐家来，到1946为止，母亲处于不愁温饱的生活状态中（应当是很劳累的，因为租种的田亩都是母亲妯娌三人操持。），其中几年处于较为富裕的状态，因为父亲挣的钱除去应对家常日常开销，还可以供养两个叔叔以及哥哥在外地上学（一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从母亲的日常话语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母亲和奶奶的关系很融洽，她说奶奶从未骂过她一句，还说奶奶是很有本事的人，不是奶奶，像爷爷那个样，什么样的家庭都会被他搞败了，因为爷爷游手好闲、万恶滔天；同时，她和两位婶婶的关系也很好，一辈子没红过脸。
母亲常常和我说：“你命不好，从你出世开始，我们家就没过过好日子。”这样的话她老人家一直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是1947年出生,那是国共内战打得异常激烈的时候。我们家乡虽不是战场，但离战场很近，父亲的生意没法做了，原来积存的一些钱，都为三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花光了。生活日渐艰难。恰在此时，我降临到人间。自我记事开始，眼中母亲的面容，除去慈祥，就是忧愁，欢悦很少见。
我记事非常早，早到令母亲惊讶的地步。记得有一天晚上，爷爷来我们家吵闹，他手拿一把菜刀，要砍母亲，被邻居拉住了，最后他没出掉气，生生地将菜刀砍扎在门上。那菜刀扎在门板上的一幕，已固化在我的脑海，成为永久的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问母亲，爷爷那天晚上为什么要砍你？母亲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事？你那时不到一岁呢！我说我亲眼所见。母亲啧嘴，然后说，那是1948年的事，他替你大叔要学费，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他还当我们有钱。母亲还说，这天晚上她被逼急了，去投河，被邻人把她从水中救起来。
幼年时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记得一天黄昏，姥姥来到我们家。临走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站在门口送行，印象里，姥姥头上带着一条黑纱巾，沿着长街往南走去。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姥姥。长大了方才知道，那天姥姥是来辞行，他们一家人要去南乡（淮南地界）讨饭，结果姥姥病死在异乡。母亲曾给小舅两块银元，让他去把姥姥的尸骨背回来，可小舅却没能做到。从此，我们就特别厌恶小舅，见他来了的，都像躲瘟神一样离开。但是，母亲对小舅依然如前，小舅来，她笑脸相迎，对小舅提出的要求竭力而为。
1950年，家乡发大水，园宅集四周一片汪洋，夏季作物全部泡汤。庄稼不收当年穷，我们家已被爷爷搜刮干净，自然也是困顿难熬，甚至连年三十都喝稀饭。这大概是自1946年以来，我们家最困顿的时刻。而此前几个月，爷爷因大叔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就把我们这一支踢出来，分家另过去了。
面对穷困，父亲向朋友借钱做本，利用临街门面开了一间杂货店。隔三差五地去蚌埠挑货，辛苦自不待言。母亲干起了最辛苦的营生——抱磨棍磨面卖。现在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累活，容我介绍一下：过去农村吃小麦粉，需将小麦淘净晒干，然后用石磨碾碎，用箩筛把细粉筛出来。筛剩下的粗粒再放到石磨上继续碾碎，一直到碾完为止。石磨碾小麦，靠的是上层磨盘转动，把小麦碾碎。有条件的家庭用毛驴拉石磨转动，没毛驴，只能用人工推。几百斤重的石磨要转起来，非下大力气不可，母亲说她的身体都是被抱磨棍伤害了。
父亲当挑货郎，母亲抱磨棍，劳累与汗水终于使苦难的家庭有了起色。不久，家里买了一头小毛驴，母亲这才不再抱磨棍推磨，同时，杂货店的生意也日趋兴旺。但好景不长，随着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父亲因为身份不好，被迫关门歇业，下田当起农夫。1958年初，大哥因年轻气盛不肯低眉折腰，被打成极右分子，丢了银行行长的位置，被送到六安独山茶林场劳教（插句多余的话，电影《天云山传奇》简直就是大哥经历的重现。）。从1952年开始的有起色的生活由此中断。这有起色的生活前后仅仅延续了四年时间。
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开始了，由于强行推广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家乡农作物严重减产，饥饿像幽灵一样蔓延，园宅集街上的一个著名的懒汉——小健子，就饿死在长街上。在从队里分来的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下，母亲勤俭持家，秤粮食下锅。每天中午做大中小三块死面饼，大的给父亲，中号的给我，小的留给自己。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况，我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没有把小的死面饼拿来，把中号的留给母亲，她每天也得下田干活啊！那时候，农村百姓根本不吃早饭，下田干活都是饿着肚子，晚饭一般就是喝一碗面汤，中午一顿饭是最主要的。可是，母亲却让我和父亲多吃一些，自己忍着饿。
1959年的春天，园宅集长街两头死了不少老人，原因应当是长期的饥饿所致，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对身体羸弱的人来说也会夺命。其他活着人也都骨瘦如柴，眼睛都凹进眼眶。母亲经常在家说：要饿死人喽！有人劝母亲，说你有三个女儿在外面，为什么不奔她们去？母亲听了这话只能叹息，两个女儿嫁出去都不到两年，女婿都是强势，到女儿家逃难，接受与否女婿说了算；在蚌埠上班的小女儿虽没结婚，但是学徒工，自己都难保，哪能顾得上家人。
母亲在故乡，还有一件事让她抬不起头。1948年，属民国政府管辖的家乡选保代表，父亲竞选成功。不久共和国就成立了，父亲等于是争来了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戴在头上，从此成为和地主富农一样的阶级敌人，每天晚上都得向民兵营长报到，接受训示。母亲作为四类分子婆，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建立公共食堂的时候，大队上安排母亲做食堂的炊事员。让四类分子婆担任炊事员，这在后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是不可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母亲的为人。母亲的炊事员干了一个多月，被人检举到上级，公社出面干预，母亲被从食堂赶出来。当然这是一个严重打击，记得那些日子，母亲落落寡欢，脸色是阴郁的。
1959年初夏，二姐突然从北大荒的859农场电汇来70块钱，让母亲去她那儿带孩子。缘由是二姐新添了一个男孩，他们工作忙，孩子没人带。电报中没说让我去。父母商议再三，决定把我带走，理由是：马上就要饿死人了，我们父子两人在家，弄不好都会被饿死。
母亲在二姐家，带两个孩子加上洗衣烧饭，活儿不轻。二姐夫妻俩，除去挑水、劈柈子，其他事从不帮手。天性懒惰的二姐那时19岁，只知道玩乐，有老毛子血统的姐夫脾气暴躁，母亲和我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过。但是，这已经是烧高香了，逃了命，还能吃饱饭，属于非常幸运的了。这年春节前，走投无路的父亲也投奔二姐而来。
母亲和五个子女的关系深浅不一。她对二姐最好，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二姐把父母和我从死亡的旋涡中捞出来，应了她早先有关二姐有福的预言，她时常对我说：你二姐有福，一人有福，托福满屋。但是，二姐的生活并不幸福，丈夫粗鲁野蛮，经常粗暴二姐，打得遍体鳞伤。打过了再哄，惹毛了再打，他们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过了一辈子。作为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当时，女婿强势，女儿弱势，小草一样的母亲又能如何？忍声吞气而已。在二姐家生活了五年的母亲，地位形同保姆，实际上连保姆也不如，保姆还有工资呢？可是二姐在五年时间内没给过母亲一分零花钱。
二姐的吝啬，早被父亲看透，父亲说：你二姐有钱，但只能自己花，绝对舍不得给人。1962年发生的一件事，导致了母亲对她彻底失望。这年，母亲辛辛苦苦喂的一头猪被屠宰了，卖猪肉得了270多块钱。在屠宰前，二姐和二姐夫就对母亲说：宰了猪，我们给你老做一件衣服，再给你一部分钱。可是在他们得了270多块钱后，压根不再提此事，衣服没买，钱也不见一分。烀猪食，打扫猪圈，一年半时间喂一头猪容易吗？母亲伤心透了。
恰在此时，在茶林场劳教的大哥被银行要回来，算重新参加工作，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度迷失方向的大哥，大梦初醒，方知世上能雪中送炭的是父母，花容美貌的妻子和丈母娘是过客，只能锦上添花，遇到困难，马上离婚而去。他写信来，让母亲回到六安颐养天年。母亲没任何犹豫，答应了大哥的请求，尽管她和父亲都知道新大嫂快临产了，需要人带孩子。
母亲在六安生活了不到半年时间，二姐就被繁重的家务累倒了。父亲见二姐危在旦夕，赶紧打电报让母亲回内蒙免渡河。在母亲的照料下，二姐恢复了健康。此时，由于年龄超限，父亲的临时工不得转为正式工，根据呼盟农管局的有关决定予以辞退。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于1963年底，返回六安定居。现在想想，人的一生就是由命运管着，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失去了一份好工作（食堂管理员），刚刚50岁的父亲绝不会回六安赋闲。要知道，以他四类分子的身份，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很有可能再次被遣返回故乡。
自1959年7月初到1963年12月30号，母亲在二姐家生活了四年半时间。为二姐操持家务，带了四个孩子，起早贪黑，没日没夜，把屎把尿，洗衣做饭。可谓苦不堪言。
回到六安不久，大哥添了千金，带孩子的担子自然又压在母亲肩上。1966年初，大姐写信给父母，希望母亲能去贵州帮他们带小女儿。母亲去了贵州，但她和大姐关系不融洽，看不惯大姐的做派，坚决要回六安，大姐只有随她的愿，于1967年5月把母亲送回来，但同时也把3岁的小女儿丢下来。1967年，三姐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自然又是母亲照看。1969年，二姐又把她6岁的小儿子送来给父母照看。1971年，三姐的女儿出世，母亲的身上又多了一项负担。1975年和1978年我的两个孩子相继出世，自然，他们的幼年也是母亲照看。
计算起来，母亲的一生除了把我们兄弟姊妹5人带大外，之后又为我们兄弟姊妹带大了10个孩子。记忆中，姐姐们都喜欢母亲，都希望她能随自己过日子，下班进门第一声就喊我妈在哪里！那些岁月，姐姐们都亲近母亲，受冷落的父亲曾揶揄母亲说：你现在是桂花落了叶子——香棒，将来不能动，我是没人要了。
回到六安的日子，母亲过得很不舒心。由于大哥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摘掉，我们在天主堂（此时是银行宿舍）经常遭人白眼。文革期间，大哥又被带上白袖章，重新沦为被专政对象，特别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大哥被单位的流氓痛打，回家抱头痛哭，哀鸣凄惨。儿子遭受磨难，父母必定是心如刀绞。而其中的两个打手也住在天主堂。每天见面，母亲对此两个打手依然露出微笑，这和在故乡见到那些大队干部也露出微笑是一种心态，区别仅在于：先前是为四类分子的丈夫，当下是为右派分子的儿子。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遭受屈辱的心，何人能解！但是，长期的压抑对神经的伤害最大，自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母亲先是为父亲担忧，后来为大儿子担忧，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行为有些癫痴。每有穿着体面的人从门前走过，她总是抱以笑脸，之后，疑虑的目光会将此人的身影打量很久。有时候有生人路过门前，她总会跑过来问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起初，我能够耐心和她解释，说现在讲话不犯罪了，老人家不要担心。她总会迟疑地说，他们很坏，还得提防点好。到后来，她癫痴的行为越发严重，遇见生人从门前路过，她就会神经兮兮问我是不是来抓人的？而我有时却显得不耐烦，甚至会顶撞她几句。此时的母亲总是笑着说，不是抓人的就好。俗话说，久病床前面无孝子。这样看，我也应当算是不孝子了，因为我缺少向母亲解释的耐性。有一天，我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说有办法管住她，她只要啰嗦，你就说派出所来人了，她马上就不吱声了。我说这怎么行呢？越吓唬，她疑心病岂不更重？父亲反问：你能有什么好办法吗？我无语，但在心底还是反对父亲的做法，至今我仍认为，母亲的癫痴与父亲的长期恐吓有关。
当姐姐们的孩子带大后，母亲开始受到冷落，后来她逐渐癫痴后，也就没人和她聊天了。与此同时，父亲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口袋里有钱，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渐升，替代母亲成了落了叶子的桂花——香棒。他们都围着父亲转，为此我有些气闷，那是劳苦功高的母亲呀！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