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我和母亲(1)
母亲是1997年3月29日去世的,距今已有十九年。这十九年时间里,我除去想念以外,还经常存在于对有些事想说而又无法述说,不说又非常憋闷状态中。给母亲送完葬后,我的心情一直极为复杂,有思念,有如释重负,也有深深地愧疚。有时会突然冒出岁月还可以重头来吗的幻想,甚至还念叨几句:重来一次也可以呀!这复杂的心态,在脑际一直存在到现在决定敲键盘的时候。是到了一吐为快的时候了。
母亲于1913年出生于五河县民陈村的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在18岁那年(当是1930年)嫁到距离民陈10里路的园宅集的徐家,和父亲共同生活了62年。其间,生育了10个子女,存活了2男3女计5个。从母亲日常话语中可分析出,自嫁到徐家来,到1946为止,母亲处于不愁温饱的生活状态中(应当是很劳累的,因为租种的田亩都是母亲妯娌三人操持。),其中几年处于较为富裕的状态,因为父亲挣的钱除去应对家常日常开销,还可以供养两个叔叔以及哥哥在外地上学(一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从母亲的日常话语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母亲和奶奶的关系很融洽,她说奶奶从未骂过她一句,还说奶奶是很有本事的人,不是奶奶,像爷爷那个样,什么样的家庭都会被他搞败了,因为爷爷游手好闲、万恶滔天;同时,她和两位婶婶的关系也很好,一辈子没红过脸。
母亲常常和我说:“你命不好,从你出世开始,我们家就没过过好日子。”这样的话她老人家一直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是1947年出生,那是国共内战打得异常激烈的时候。我们家乡虽不是战场,但离战场很近,父亲的生意没法做了,原来积存的一些钱,都为三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花光了。生活日渐艰难。恰在此时,我降临到人间。自我记事开始,眼中母亲的面容,除去慈祥,就是忧愁,欢悦很少见。
我记事非常早,早到令母亲惊讶的地步。记得有一天晚上,爷爷来我们家吵闹,他手拿一把菜刀,要砍母亲,被邻居拉住了,最后他没出掉气,生生地将菜刀砍扎在门上。那菜刀扎在门板上的一幕,已固化在我的脑海,成为永久的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问母亲,爷爷那天晚上为什么要砍你?母亲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事?你那时不到一岁呢!我说我亲眼所见。母亲啧嘴,然后说,那是1948年的事,他替你大叔要学费,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他还当我们有钱。母亲还说,这天晚上她被逼急了,去投河,被邻人把她从水中救起来。
幼年时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记得一天黄昏,姥姥来到我们家。临走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站在门口送行,印象里,姥姥头上带着一条黑纱巾,沿着长街往南走去。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姥姥。长大了方才知道,那天姥姥是来辞行,他们一家人要去南乡(淮南地界)讨饭,结果姥姥病死在异乡。母亲曾给小舅两块银元,让他去把姥姥的尸骨背回来,可小舅却没能做到。从此,我们就特别厌恶小舅,见他来了的,都像躲瘟神一样离开。但是,母亲对小舅依然如前,小舅来,她笑脸相迎,对小舅提出的要求竭力而为。
1950年,家乡发大水,园宅集四周一片汪洋,夏季作物全部泡汤。庄稼不收当年穷,我们家已被爷爷搜刮干净,自然也是困顿难熬,甚至连年三十都喝稀饭。这大概是自1946年以来,我们家最困顿的时刻。而此前几个月,爷爷因大叔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就把我们这一支踢出来,分家另过去了。
面对穷困,父亲向朋友借钱做本,利用临街门面开了一间杂货店。隔三差五地去蚌埠挑货,辛苦自不待言。母亲干起了最辛苦的营生——抱磨棍磨面卖。现在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累活,容我介绍一下:过去农村吃小麦粉,需将小麦淘净晒干,然后用石磨碾碎,用箩筛把细粉筛出来。筛剩下的粗粒再放到石磨上继续碾碎,一直到碾完为止。石磨碾小麦,靠的是上层磨盘转动,把小麦碾碎。有条件的家庭用毛驴拉石磨转动,没毛驴,只能用人工推。几百斤重的石磨要转起来,非下大力气不可,母亲说她的身体都是被抱磨棍伤害了。
父亲当挑货郎,母亲抱磨棍,劳累与汗水终于使苦难的家庭有了起色。不久,家里买了一头小毛驴,母亲这才不再抱磨棍推磨,同时,杂货店的生意也日趋兴旺。但好景不长,随着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父亲因为身份不好,被迫关门歇业,下田当起农夫。1958年初,大哥因年轻气盛不肯低眉折腰,被打成极右分子,丢了银行行长的位置,被送到六安独山茶林场劳教(插句多余的话,电影《天云山传奇》简直就是大哥经历的重现。)。从1952年开始的有起色的生活由此中断。这有起色的生活前后仅仅延续了四年时间。
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开始了,由于强行推广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家乡农作物严重减产,饥饿像幽灵一样蔓延,园宅集街上的一个著名的懒汉——小健子,就饿死在长街上。在从队里分来的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下,母亲勤俭持家,秤粮食下锅。每天中午做大中小三块死面饼,大的给父亲,中号的给我,小的留给自己。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况,我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没有把小的死面饼拿来,把中号的留给母亲,她每天也得下田干活啊!那时候,农村百姓根本不吃早饭,下田干活都是饿着肚子,晚饭一般就是喝一碗面汤,中午一顿饭是最主要的。可是,母亲却让我和父亲多吃一些,自己忍着饿。
1959年的春天,园宅集长街两头死了不少老人,原因应当是长期的饥饿所致,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对身体羸弱的人来说也会夺命。其他活着人也都骨瘦如柴,眼睛都凹进眼眶。母亲经常在家说:要饿死人喽!有人劝母亲,说你有三个女儿在外面,为什么不奔她们去?母亲听了这话只能叹息,两个女儿嫁出去都不到两年,女婿都是强势,到女儿家逃难,接受与否女婿说了算;在蚌埠上班的小女儿虽没结婚,但是学徒工,自己都难保,哪能顾得上家人。
母亲在故乡,还有一件事让她抬不起头。1948年,属民国政府管辖的家乡选保代表,父亲竞选成功。不久共和国就成立了,父亲等于是争来了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戴在头上,从此成为和地主富农一样的阶级敌人,每天晚上都得向民兵营长报到,接受训示。母亲作为四类分子婆,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建立公共食堂的时候,大队上安排母亲做食堂的炊事员。让四类分子婆担任炊事员,这在后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是不可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母亲的为人。母亲的炊事员干了一个多月,被人检举到上级,公社出面干预,母亲被从食堂赶出来。当然这是一个严重打击,记得那些日子,母亲落落寡欢,脸色是阴郁的。
1959年初夏,二姐突然从北大荒的859农场电汇来70块钱,让母亲去她那儿带孩子。缘由是二姐新添了一个男孩,他们工作忙,孩子没人带。电报中没说让我去。父母商议再三,决定把我带走,理由是:马上就要饿死人了,我们父子两人在家,弄不好都会被饿死。
母亲在二姐家,带两个孩子加上洗衣烧饭,活儿不轻。二姐夫妻俩,除去挑水、劈柈子,其他事从不帮手。天性懒惰的二姐那时19岁,只知道玩乐,有老毛子血统的姐夫脾气暴躁,母亲和我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过。但是,这已经是烧高香了,逃了命,还能吃饱饭,属于非常幸运的了。这年春节前,走投无路的父亲也投奔二姐而来。
母亲和五个子女的关系深浅不一。她对二姐最好,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二姐把父母和我从死亡的旋涡中捞出来,应了她早先有关二姐有福的预言,她时常对我说:你二姐有福,一人有福,托福满屋。但是,二姐的生活并不幸福,丈夫粗鲁野蛮,经常粗暴二姐,打得遍体鳞伤。打过了再哄,惹毛了再打,他们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过了一辈子。作为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当时,女婿强势,女儿弱势,小草一样的母亲又能如何?忍声吞气而已。在二姐家生活了五年的母亲,地位形同保姆,实际上连保姆也不如,保姆还有工资呢?可是二姐在五年时间内没给过母亲一分零花钱。
二姐的吝啬,早被父亲看透,父亲说:你二姐有钱,但只能自己花,绝对舍不得给人。1962年发生的一件事,导致了母亲对她彻底失望。这年,母亲辛辛苦苦喂的一头猪被屠宰了,卖猪肉得了270多块钱。在屠宰前,二姐和二姐夫就对母亲说:宰了猪,我们给你老做一件衣服,再给你一部分钱。可是在他们得了270多块钱后,压根不再提此事,衣服没买,钱也不见一分。烀猪食,打扫猪圈,一年半时间喂一头猪容易吗?母亲伤心透了。
恰在此时,在茶林场劳教的大哥被银行要回来,算重新参加工作,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度迷失方向的大哥,大梦初醒,方知世上能雪中送炭的是父母,花容美貌的妻子和丈母娘是过客,只能锦上添花,遇到困难,马上离婚而去。他写信来,让母亲回到六安颐养天年。母亲没任何犹豫,答应了大哥的请求,尽管她和父亲都知道新大嫂快临产了,需要人带孩子。
母亲在六安生活了不到半年时间,二姐就被繁重的家务累倒了。父亲见二姐危在旦夕,赶紧打电报让母亲回内蒙免渡河。在母亲的照料下,二姐恢复了健康。此时,由于年龄超限,父亲的临时工不得转为正式工,根据呼盟农管局的有关决定予以辞退。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于1963年底,返回六安定居。现在想想,人的一生就是由命运管着,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失去了一份好工作(食堂管理员),刚刚50岁的父亲绝不会回六安赋闲。要知道,以他四类分子的身份,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很有可能再次被遣返回故乡。
自1959年7月初到1963年12月30号,母亲在二姐家生活了四年半时间。为二姐操持家务,带了四个孩子,起早贪黑,没日没夜,把屎把尿,洗衣做饭。可谓苦不堪言。
回到六安不久,大哥添了千金,带孩子的担子自然又压在母亲肩上。1966年初,大姐写信给父母,希望母亲能去贵州帮他们带小女儿。母亲去了贵州,但她和大姐关系不融洽,看不惯大姐的做派,坚决要回六安,大姐只有随她的愿,于1967年5月把母亲送回来,但同时也把3岁的小女儿丢下来。1967年,三姐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自然又是母亲照看。1969年,二姐又把她6岁的小儿子送来给父母照看。1971年,三姐的女儿出世,母亲的身上又多了一项负担。1975年和1978年我的两个孩子相继出世,自然,他们的幼年也是母亲照看。
计算起来,母亲的一生除了把我们兄弟姊妹5人带大外,之后又为我们兄弟姊妹带大了10个孩子。记忆中,姐姐们都喜欢母亲,都希望她能随自己过日子,下班进门第一声就喊我妈在哪里!那些岁月,姐姐们都亲近母亲,受冷落的父亲曾揶揄母亲说:你现在是桂花落了叶子——香棒,将来不能动,我是没人要了。
回到六安的日子,母亲过得很不舒心。由于大哥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摘掉,我们在天主堂(此时是银行宿舍)经常遭人白眼。文革期间,大哥又被带上白袖章,重新沦为被专政对象,特别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大哥被单位的流氓痛打,回家抱头痛哭,哀鸣凄惨。儿子遭受磨难,父母必定是心如刀绞。而其中的两个打手也住在天主堂。每天见面,母亲对此两个打手依然露出微笑,这和在故乡见到那些大队干部也露出微笑是一种心态,区别仅在于:先前是为四类分子的丈夫,当下是为右派分子的儿子。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遭受屈辱的心,何人能解!但是,长期的压抑对神经的伤害最大,自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母亲先是为父亲担忧,后来为大儿子担忧,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行为有些癫痴。每有穿着体面的人从门前走过,她总是抱以笑脸,之后,疑虑的目光会将此人的身影打量很久。有时候有生人路过门前,她总会跑过来问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起初,我能够耐心和她解释,说现在讲话不犯罪了,老人家不要担心。她总会迟疑地说,他们很坏,还得提防点好。到后来,她癫痴的行为越发严重,遇见生人从门前路过,她就会神经兮兮问我是不是来抓人的?而我有时却显得不耐烦,甚至会顶撞她几句。此时的母亲总是笑着说,不是抓人的就好。俗话说,久病床前面无孝子。这样看,我也应当算是不孝子了,因为我缺少向母亲解释的耐性。有一天,我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说有办法管住她,她只要啰嗦,你就说派出所来人了,她马上就不吱声了。我说这怎么行呢?越吓唬,她疑心病岂不更重?父亲反问:你能有什么好办法吗?我无语,但在心底还是反对父亲的做法,至今我仍认为,母亲的癫痴与父亲的长期恐吓有关。
当姐姐们的孩子带大后,母亲开始受到冷落,后来她逐渐癫痴后,也就没人和她聊天了。与此同时,父亲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口袋里有钱,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渐升,替代母亲成了落了叶子的桂花——香棒。他们都围着父亲转,为此我有些气闷,那是劳苦功高的母亲呀!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