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3)
这天，我坐在办公桌前长考了很长时间。反省、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又和我的作为和哥哥姐姐们比较。最终对自己做出了判断：除去在母亲对过路的行人疑神疑鬼的追问时的不耐烦以外，我没做过任何不孝的事，我虽然不能算是孝子，但自认做儿子是合格的。人是需要自信的，这自信需要底气支撑，这个底气就是平日对上人的心境，嘴巴可以撒谎，心境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我的心境一贯是：父母养我小，我就得养他们老，天经地义。这次长考使我不再感觉耻辱，更没有怨恨母亲，反倒是更加深切同情母亲，经常会思考一向善良仁慈的母亲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苦难？甚至会异想天开地认为是不是母亲曾做过什么大的错事？
现在想想，那天在办公桌钱的长考，恰恰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当初决定将那7300块钱交给二姐时，为什么没征求母亲的意见，只是一味地认为反正母亲看不见走不动，这个钱她没法花，交给二姐两得其便。如果当时征求了母亲的意见，也许能由此知道母亲的心思，因为那7300块钱是属于她的，我们无权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认知是如今敲键盘的前几天才猛然醒悟的，否者我不会写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现在想想，这当是不孝顺行为的一种，母亲骂我理所当然，让老人不高兴，遭骂不是挺正常吗？所以，子女对父母，衣食无忧只是基本，态度尤为重要，孝顺，既要孝，又要顺。顺就是让老人开心，活得有尊严，依然有当家作主的权力。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能重头再来，心中唯有愧疚。
1996年9月27日，是中秋节，我陪母亲坐了一会儿，老人家吃了点月饼和水果，然后照料她躺下。大约在夜半1点钟的时候，母亲的骂人声吵醒了我，接着小房子里叮当一片响声，母亲是在骂我，那声音像是在摔东西。我叹了一口气，心想夜半三更的，吵得四邻不安，老人不知又在做什么？突然间，只听到唉吆一声，我说了一声不好了！立刻下床跑到对面小房子，打开门，见母亲跌倒在地上，我扶她起来，她怎么也起不来，我说；我妈，你的腿怎么啦！母亲哭丧地说：看来是断了。我把母亲抱到床上，仔细检查她的腿，确定是左腿断了。我服侍老人家躺好，关照说不要再折腾了，明天带你到医院去。
第二天，我通知了大哥和两个姐姐。一直到上午九点，不见一个人影。我只好一个人将母亲带到中医院。抱着母亲从家门口到人民路的几百米路程（在这儿能喊到出租车）；在医院楼上楼下，拍片、查血折腾了二个多小时。正好骨科主任是我们的邻居，他看了片子说：“老徐，拉回家吧！是大腿骨根处断了，接都没法接，因为不能固定。回家后让老人家平躺，尽量不要动弹，看看愈合能否快点。”从此，母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眼睛看不见，再加上断腿不能活动，想想该有多痛苦吧！但是，不到一个月，母亲便能挣扎起来半坐在床头，连妻子都说：老奶奶太坚强了，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快。一天，我看见母亲半卧依靠在床头，一阵心酸，过去只知道母亲慈祥温善，我们都一个劲地无代价地向她索取温暖，哪知道老人家落难到如此境地。
服侍一个近似瘫痪的老人是需要动脑筋的。因为我和妻子要上班，上班期间母亲大小便就成了问题。头两天，我们下班回来，发现墙上有几处粪便，检查她的手，都是大便，知道老人家用手抓大便乱甩。我就把母亲当婴儿一样护理，在她身底下垫上厚厚的纯棉布垫子，然后给她穿上干净的长裤子，只是在系裤带时，稍微系紧点，使她的手伸不进裤裆。这样她就不会抓屎乱甩了。我们每天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把她的裤子脱了清洗。我在给母亲洗下身时，一点也不觉难为情，母亲能养我小，我就应养她老。在为母亲护理的时候，我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有时会漾出欣慰感，我到底是为母亲做了些事啊！只是，伤感一直笼罩着我，有时会想：母亲这样无私且慈祥的人，晚年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令人不解啊！
这期间，母亲做出了一个怪异的举动。一天，老人家莫名其妙地高声呼唤：糖尿病！糖尿病！那时候，我对糖尿病一无所知，只知道人间有这种病存在。老人家为什么高呼糖尿病？令人费解。
1997年3月8号，母亲又轮到我家。送来的人走后，我检查母亲的身体，发现臂膀下面的胳膊粗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接下去的检查让我惊呆：严重地褥疮使两节脊椎骨暴露出来。我非常愤怒，四个月前母亲从我家走的时候，根本没有褥疮，现在怎能变成这个样？我想找她们理论。妻子说：你们都是她子女，各凭各良心吧！找那些麻烦做什么？我这才冷静下来，考虑到母亲日前夜半的呼喊老头子和在院子里恶毒地咒骂我，我毛骨悚然然，深知如果母亲突然在我家逝去，这不是靠自信和凭良心能说得清的事。当天下午，我将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以及一个有威望的老工人请到家，让他们看看母亲的褥疮和胳膊粗大的情况。奇怪的是胳膊粗大的情况不像早晨那样严重了（后来终于想明白为什么肿大了，将在下文解释），褥疮依然如前。我向他们解释说：胳膊粗大不像早晨严重了，褥疮还是那样，白骨头不会在短短的四个小时就露出来吧？请你们为我作证，今天早晨送来的母亲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只是叹气。现在想想，我这样做，还不如当时将两个姐姐叫来，补办交接手续。
这天晚上，我试图清洗母亲的褥疮，我害怕母亲疼，实在下不了手，只得在疮口洒下许多消炎粉，然后用药棉、纱布盖上疮口。这一夜，我思考良久。我知道两个姐姐都已经将母亲从家中请出去了。一个姐姐将母亲托付给厂里的一个退休同事抬回家照看；一个姐姐在外面租了一间屋让母亲单独居住。我之所以坚持让母亲在家，是因为我害怕母亲孤独，有子女在跟前说话，总是一种安慰。现在，我不得不另作图谋。因为我调理不了那褥疮，继续腐烂下去，两个月后她们会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过去一年多所发生的事可证明她们必然会这样做。真的那样，我这厂长也就没法干下去了，只有辞职一条路。这时候，两个孩子的学业还没完成，我怎么说也得再撑到他们大学毕业为止。
第二天一早，我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在厂里做工的老方找来，老方是前财务科长的妻子，一个能吃苦能累的中年妇女。我问她会不会调理褥疮，她说会。我又问一遍，又得到肯定的回答。我这才把母亲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和你商议一件事，麻烦你把我妈接到你家去，反正你家房子多，安排个房间地方让我妈住下，吃住都是你管，帮我把我妈的褥疮调理好。我每个月给你500块钱。怎么样？”老方惊诧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几乎没考虑就答应了，还说500块钱太多了，200块就行了。我说真的谢谢你，就500吧，只要你能把老人家的褥疮调理好，我还有重谢。老方高兴地走了。老方走后，书记倪四维对我说：老徐，你给的钱太多了，一个县太爷每月不就250块左右吗？我说（大意）：看似多，于我而言不算多，它解决了我的难题。我对褥疮束手无策，医院也解决不了，因为它需要经常翻身和定期换药。我见那白骨露出来，大腿根都是麻的，有下手的胆量吗？白天我在厂里上班忙得不亦乐乎，晚上总有一觉好睡，帮母亲翻身也做不彻底,不如花大价钱找一个能做这些事的人，老方家老潘和儿媳妇就都在家闲着，他们能做这些事。
此后，我每天都和妻子一起去老方家，我没时间妻子就一个人去。几天以后，我们发现母亲的褥疮确实好了许多，原来红虾虾水呼呼的地方都干巴了，上面开始结痂。老方说照这样下去，再过个把月露出的骨头肯定能少一半。我一直紧绷的心算是松弛下来，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万没想到，3月27号下午，老方慌里慌张地跑来告诉我：老奶奶昏迷不醒人事了！我很意外，昨天晚上去看望，母亲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昏迷不醒了呢？我匆忙赶到老方家里，站在床头，弯下腰轻声呼唤母亲，母亲没有应声，我又拉拉母亲的手，软绵绵的，老人家没有丁点反应，我知道母亲已处于弥留之际。说实话，此时的我一点也不觉悲伤，85岁了，即便走了也算是喜丧，重要的是她从此不再受罪。
我不能让母亲在外面逝去，于是就让老方把她家的板车整理好，铺上垫被，我把母亲抱到板车上，小心翼翼地把母亲拉回小房子。我打心底感谢老方，送她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之后，电话通知了三位兄姐，两个姐姐都及时来了。她们一点也没伤感，都说走了好，省得再受罪。大哥一直没来，我也没有见怪，父亲去世后，妻子通知了他，他也没来，是我的邻居跑到他家把他拉来的，说你父亲死了怎能不去呢！他们之间的矛盾太深了，父子成仇莫过于此。现在，母亲去世了，大哥依然如此，看来他们母子的关系不容乐观，记得三姐曾经对我说过：大哥曾当着母亲的面咬牙切齿地说：“我不是你生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