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全国无论城市农村都设了广播站，广播站每天早上7点前就开始播放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歌结束后广播里就会发出三声频率永远一样的“嘟，嘟，嘟”声，紧接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清脆响亮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X年X月X日上午7点正，现在开始播放新闻……”。那时的新闻多是各地群众闹革命的情况报道和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半小时的新闻播完后，就开始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红歌，如此周而复始，一年365天不停歇。人们在广播站的耳濡中，虽然没人教，几乎所有人都会怪声怪气地唱这些红歌了。
盘小宣传队结束后，我成了木楼里同龄孩子们的头，我们不再每天跳绳跳皮筋跳大海了。我把在宣传队里学到的动作教给了王校长的与我年龄相近的小女儿王美，然后和她一起教她的两个小弟弟王老六王老七演唱表演。
1967年8月里的一天，中学的所有教室突然都住满了军人（多年后才知道那是毛在为抵抗国民党入侵往云南边境调集军队），我们一群孩子好奇地在他们周围转悠，害羞但很羡慕地叫他们“解放军叔叔”。他们很和善，问我们会不会跳舞唱歌，我们开始互相推荐，都不好意思表现。最后是王美最小的弟弟王老七勇敢地、口齿不清地、断断续续地为解放军叔叔们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为此拿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还是闪金光的！毛像章的魔力使我们几个羞怯的孩子开始争先恐后地表演起同样的节目来。最后我们五个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各拿到了一枚相同的毛主席像章。
接连几个礼拜，普安中学都断断续续地不断有部队路过住宿，我和木楼里年龄相近的孩子们自己组织了一个表演队，开始每天给过路的解放军表演同样的节目。
每次表演结束，我们都会马上伸手要毛像章。那时军人们似乎都备有不少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毛像章，我们为能用表演换回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毛像章而兴奋不已......
当部队不再过往后，我们把表演转移到了县里唯一的旅馆里，表演队的伙伴们晚饭后就兴致勃勃地到旅馆去，为住宿的旅客表演，完了当然不会忘记说：
“叔叔/阿姨，能给我们一个毛主席像章吗？”
旅馆的旅客们没有任何准备，我们很少能要到毛像章，毛像章的魔力随之消失，大家都没兴趣再去表演了。
为毛像章表演的时日不多，我们的兴趣很快又回到跳皮筋、跳绳、跳大海、拍皮球、追跑躲藏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