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艺专任教的日子(下)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打印 被阅读次数

4、学习给学生上课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曾经多次下乡参加“整风整社”或“四清运动”。在农村生产队,面对男女社员,我已经学会给他们宣读中央文件和滔滔不绝地宣讲文件精神。我想,来到艺校给京剧班学生上语文课和数学课,只要有教材,无非是小菜一碟。

     没想到,这些京剧班十一二岁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和农村男女社员不同,农村的男女社员都是成人,和他们打交道,只要不摆架子,大家都是客客气气,如果干活肯卖力气,农民对你也很友好;可是和这些京剧班的小孩打交道,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他们都是小学还没有读完,就招来学京剧。这些孩子一般都性格比较活泼,喜欢打打闹闹,上专业课都还认真,觉得好玩;而对文化课有些孩子就不太感兴趣。所以,上课时,我发现他们精神不太集中,特别是一些男孩子,常常彼此动手动脚,或者交头接耳,或者彼此丢纸团,有的还离开位子,在课堂上走来走去……

       我把这种情况反映给蒋大鹏,他说,这些京剧班的孩子都是这样,文革初期,京剧班的学生闹得最凶。现在,我们接受文革的教训,只能哄着教。屠秀珍的看法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课要先整顿课堂秩序,给学生规定几条,不准乱说乱动,影响别人。我觉得屠秀珍讲得有道理,决定要先把课堂秩序整顿好,不然,教学就没有效果,等于误人子弟。

       不过,在开始整顿课堂秩序前,我决定先看看蒋大鹏和屠秀珍是如何上课的。经两个人同意,我分别在他们上课时,坐在教室后排,听他们二人如何讲课,看学生的课堂纪律如何。蒋大鹏给京剧班的孩子上政治课,我发现他对学生就像幼儿园阿姨对五六岁的孩子一样,的确以哄为主,客客气气,婆婆妈妈,一副好脾气。结果学生听课不认真,有人在课堂上悄悄讲话,有些男孩子离开位子,或借车笔刀,或去掏别人的口袋等等。蒋大鹏只是平心静气地说,请同学们不要随便离开座位,请同学们翻开第9页,请同学们注意听……我想,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学生造反留下的后遗症?

       听屠秀珍给京剧班上课,只见屠秀珍的讲桌上放一个竹条做教鞭,课堂秩序不好,她就用教鞭抽打黑板或讲桌,在响亮的教鞭声中,在屠秀珍凌厉的目光下,学生马上变得非常安静。但看得出来,学生对学习内容好像仍然兴趣不大。

       听了蒋大鹏和屠秀珍两位老师的课以后,我决定要像屠秀珍那样,上课对学生要严格要求。我首先向学生宣布几条课堂纪律,诸如不准随便讲话,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便离开座位在教室走动,不准在课堂吃东西等等。并且说,谁要是违背这些课堂纪律,我就取消他的听课资格,让他出去。讲完之后,我问课堂里的学生:“听清楚没有?”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都不表态,显然是一种消极抵抗。心想,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还有点不好对付。不过,我决定把整顿课堂纪律继续进行下去。当时还意识不到自己这是专制主义和家长作风,完全谈不上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

        结果,我开始整顿课堂教学秩序,第一个惩罚的竟然是一个小女孩。那天是上语文课,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精力集中,我要求学生轮流读课文。就是说,课文由学生读,每人读一段,从坐在前排的同学开始。为什么要这样?我告诉学生,学京剧表演艺术,在台上的功夫包括唱念做打,其中唱功和念功都需要平日训练,读课文就是训练咬字清楚,发音准确,声音洪亮,声情并茂。学生听了以后,开始一个接着一个读课文。大概是轮到第5个学生时,她说“我不读”。问她为什么?她沉默,过了一会,她又说嗓子不舒服,有点感冒。

        事情到此,我本来应该给她一个台阶下,课后再找她个别交谈,了解她不读课文的真实情况。但当时我年轻气盛,没有经验,教育理念也有问题,觉得自己的师道尊严被冒犯,就厉声质问她,为什么不早说?还说,你如果不想上我的课,可以离开课堂。这个女孩个性比较强,她站起来就往教室外面走,并且边走边说,是你叫我走,对吧?我说,是我叫你走,而且你可以永远不来上我的课。这个女孩就毅然离开教室,出门把教室门哐地关上,扬长而去……

课堂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尴尬。

5、政治风云再起

      林彪事件以后,全国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之中,毛意识到自己搞得文化大革命已经破产,在沮丧和痛苦中,他接到邓小平在江西写来的信,考虑再三,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来收拾烂摊子。于是,1973年3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复出后,在听取了教育部门领导和教育专家的意见以后,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重新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老办法。

     “四人帮”一伙不甘心手中权力被邓小平夺走,于是在中共上层又卷起新的政治风云,这就是张铁生事件和黄帅事件发生的背景。

张铁生事件,我是从教研组的政治学习中知道的。文革初期,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全国的运动形势,每天听广播,千方百计找报纸读,或者互相传阅红卫兵印的小报和传单;而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大家普遍不再对政治感兴趣,除了干本职工作,除了柴米油盐和老婆孩子,大家都无心去看报或听广播。但有些关心社会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人,则千方百计秘密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

      大概是1973年夏天,那天,文化课教研组按惯例进行政治学习,内容是由《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的张铁生给领导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写他由于抓农业生产,没时间准备,所以对许多考试题目回答不出,希望有关领导能够考虑:究竟是录取那些埋头读书,一心想考大学的人?还是选拔像他这样热爱农村劳动生产的年轻人读大学?等等。

     由于通过网络可以查阅当年张铁生事件的真相,因此在这里,笔者把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张铁生信的编者按引述如下:“张铁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接着,同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另加编者按:“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读完报上登的张铁生给领导的信和编者按语以后,主持政治学习的蒋大鹏说,大家可以就报上文章内容议论议论。开始,大家都不发言,沉默一会,心直口快的屠秀珍说,头两年是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上大学,听说在推荐过程中一些干部子女开后门的情况严重;而且那些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进入大学以后,课都不好上。现在增加了文化考试,又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那么今后上大学怎么个上法?

       屠秀珍讲的可能是大家心里的共同想法,谁也无法回答。过了一会,李曼兰说,咱们中专老师,招生考不考试是领导的事情,我们只管上课就行。接着,大家开始议论艺术专科学校招生应该怎么招?如果京剧班取消文化课的考试,学生会不会更不愿意学?等等,而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抽象理论问题,大家不再感兴趣。

       没过几个月,中国又出了一个黄帅事件。这个事件和我们文化课教师的教学就有直接关系了。那是1973年底,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布置全班学生写日记,要求大家要写出自己的心里话。黄帅9月7日的日记写道: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班主任看了这篇批评自己的日记后,说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班主任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她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四人帮一伙制造张铁生事件以后,觉得力度还不够,要在教育界继续树立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于是黄帅的日记和信又被选中。《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又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事件,给我们教研组的老师震动很大。大家在座谈讨论时,开始是分析黄帅和班主任老师谁是谁非,觉得黄帅的班主任老师的确有问题,不应该对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意见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但黄帅把自己和班主任之间的矛盾捅到报社,被拿来大做文章,把黄帅树立为“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这又有点让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也就是说,大家按常情常理来分析判断这个事件,谁是谁非清清楚楚;可是,一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谈,大家就感到自己的觉悟跟不上了。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是:当老师的对学生应不应该进行管理?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管理?另外,老师在学生中要不要树立威信?如果取消了“师道尊严”,新型的师生关系又怎样建立?……总之,我们以后的课怎么上?学生怎么教?大家一时困惑不解,无所适从。

      另外,现在连小学生都动不动给报社写信,报社接到黄帅这样的信,就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批判,这样下去,当老师的谁不提心吊胆?谁还敢认真教课和严格管理?

      果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黄帅事件,尤其使我惴惴不安。因为我在课堂上对那位不愿意读书的女孩的做法,也犯了和黄帅的班主任老师一样的类似错误,那就是处理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没有尊重学生,伤害了学生自尊心。如果京剧班那位被我惩罚的女生把具体情况告诉家长,家长又有些来头;或者是把事情写信给报社,报社同样也刊登出来,我不是也同样要成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吗?而且,在“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里,我刚刚被整得灰头土脸,现在再被整,老账新账一起算,我这一辈子岂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想到这里,我直出冷汗!

       心想,看来自己没有上过师范学校,对普通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知识十分欠缺,性格又十分急躁,特别是和十几岁的孩子打交道,我既没兴趣,也没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适合当教师的。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和成人打交道,特别是和一些文艺青年,我更容易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想到这些,我决定换个单位,离开学校。

1974年初春,听说省群众艺术馆的《贵州文艺》需要编辑,凭我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这块牌子,很顺利调进这个单位,成为《贵州文艺》编辑部的一名编辑。

6、尾声

       艺专两年的任教日子结束以后,对于艺校的情况,我不再关心。但几年后,我在市内河滨公园偶尔遇见屠秀珍,她正在带着独生儿子逛公园。我和屠秀珍站在儿童运动场旁边,谈到艺校情况,她告诉我,我调走以后,校长刘大嵩很快就住进校长院,可能是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学校的事情基本不闻不问。住进校长院没过多久,他突发脑溢血去世,还没到退休年龄。

另外,她还告诉我,音乐班的教师张雅芬也患癌症去世,死的时候很年轻,不到40岁。关于张雅芬我也有些印象,她同样是65年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学的是大提琴专业,毕业分配到贵州以后,在劳动实习期间,爱上哈尔滨音院声乐系毕业的大杨。这位大杨长得高大帅气,有点像老外,大家背后猜测,他是不是混血儿?张雅芬身材可以,但容貌平平。屠秀珍曾经告诉我,这个大杨脾气很大,结婚后,曾经打过张雅芬。在一个秋末冬初的寒冷天气中,我曾经亲眼看见张雅芬一个人冒着蒙蒙细雨,在教学楼下往楼上搬运过冬用的块煤,她的头发都被细雨和汗水浸透,贴在额头。我当时心想,她丈夫大杨为什么不来帮忙?我也曾经透过打开的窗子,听到过张雅芬演奏的大提琴悲怆的琴声。这些琴声如一个男人在思考,在倾诉,琴声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差点流出泪水……

      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在大杨和张亚琴离婚后,张亚琴回到四川老家,大杨听到张亚琴得了癌症,心中可能觉得他对不起张亚琴,就亲自去四川把张亚琴接回来,一直照顾到张亚琴去世。

2017/12/16完稿

2021/3/17改定

附注:关于张铁生和黄帅,根据网上维基百科提供的资讯,二人的遭遇如下:

(一)张铁生:“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中称,经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打手。报告列举张铁生“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后下结论称:“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列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张铁生成为现行反革命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张铁生反革命案。在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并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辩论发言时张铁生表示,自己只是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应当被宽容谅解的“错误”。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自1976年算起。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张铁生刑满出狱后,和苦等他15年的同学董礼平结婚,并通过努力创业,成为亿万富翁。网上的有个材料十分丰富。

(二)黄帅(1961——2017):“1976年四人帮遭逮捕后,黄帅也受到波及,其父被抓入监狱,丢掉了工作和中共党籍。1979年,黄帅以总分320分考入北京工业大学,但消息一经报道后,其入学资格便受到了广泛质疑。最后,在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下,黄帅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1984年,黄帅又上书胡耀邦,请求为其父亲平反,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获得成功。

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98年底,黄帅回国就职于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黄帅已结婚,1996年育有一子。黄帅于2017年12月10日17点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享年57岁。”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