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警花与副局长偷情被杀，丈夫被判死缓，2年后查出真凶
在1998年，云南昆明发生了一桩震惊公众的凶杀案，一位是女警察，另一位则是她的上司，副局长，他们的尸体被发现在一辆面包车内，这桩案件之所以迅速引起关注，在于其背后不仅纠缠着不伦恋情，还涉及到冤案的争议。此外，这位女警察的丈夫，同为警察职业的杜培武，被指控为杀害妻子及其情人的凶手。
杜培武曾在昆明的一所戒毒中心担任警察，他的人生在被控涉嫌谋杀案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1999年2月5日，他因故意杀人罪被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剥夺了终身的政治权利。杜培武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且在3月1日的上诉庭审中力争翻案，然而法院最终还是决定维持原判。
在狱中，杜培武面对绝望，开始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感。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正义的坚持和对清白的渴望。他提到，自己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而全家人也在努力为他寻找翻案的可能。杜培武甚至考虑过出售自己的角膜，为家庭留下一些财产，但最终他决定要保留自己的眼睛，以便在阴间见到那些为他定罪的人。
案件的转机发生在同年的10月，当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在对杜培武的死刑进行复核时，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节，最终决定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改判为杜培武带来了一线生机，但真相到底如何，杜培武是否真的手血染无辜，这些都需要追溯到事件发生的初始情况。
在那个命运多舛的1998年4月22日，昆明圆通北路上，一辆面包车异常停放在路口，引起了交通堵塞。附近的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车内两个人，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均已血肉模糊，失去了生命迹象。进一步调查揭露，男性死者是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王俊波，而女性则是杜培武的妻子，王晓湘，同时也是一名警察。
在经过缜密的侦查后，警方证实王晓湘（女警察）和王俊波（女警察的上司）之间存在不当的异性关系，这二人在一辆面包车内私会时遭到了致命枪击。调查期间，发现王俊波的一只手被手铐锁住，表明他们是被近距离射杀身亡的。
作为一个合法持枪的警察王俊波，在当地以其射击技术著名。考虑到被害者是以很近的距离被射杀，并且在行动前已经控制了两位受害人，警方因此推断此案可能为熟人所为，而且这个熟人极懂枪械。
勘查现场，警方还找到了两个弹壳，并通过分析证实这些弹壳是由配备给王俊波的“77式”手枪发射的。这进一步加强了熟人作案的推测。
警方很快将目光转向了杜培武，经调查，杜培武和他的被害妻子曾是警官学校的同窗，而关于他们婚姻的调查揭露了几个月前女方进行了人流手术，并且外界猜测这个孩子并非丈夫杜培武的。
结合这些线索，办案人员断定杜培武有强烈的犯罪动机，而杜培武坚决否认所有指控，然而，当年的他在审讯过程中遭遇了警方的“严刑逼供”。
案件发生后，杜培武坚称自己无辜，并多次请求调查。但专案组一些民警认定他在撒谎，并施以刑讯逼供，长时间不让他休息。一位民警劝说杜培武合作，以换取睡眠和食物。然而，一些仔细的人会发现杜培武其实没有作案时间。
时间线显示，王晓湘和王俊波是在前一晚大约8点被枪杀的，而杜培武那晚在戒毒所值班，有同事证明在8点和9:20分别见过他。尽管这样，调查仍然根据“有罪推定”对杜培武进行了审问。199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的20天里，他经历了多次激烈的审讯，甚至导致脑萎缩。
在一审中，杜培武的辩护律师指出了警方勘查记录的疏漏，但公诉方却提出了另外的证据照片，引起了辩护方的质疑。辩护律师还揭露了杜培武遭受刑讯逼供，但公诉人否认审问期间有拍照。尽管有这些争议，杜培武还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杜培武提出上诉，昆明中院在二审中出示了与一审有出入的现场勘查笔录，“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的泥土记录引起了关注。辩护律师批评补充证据的做法，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辩方展示了一套有血迹的衣物，但审判长强调不要纠结这些细节。
在二审中，虽然杜培武坚称自己无辜，但审判长质疑他是否有证据，拿不出直接有力证据的杜培武的死刑判决被维持。好在，云南高院最后对杜培武的死刑进行了复核，改为死缓，给了杜培武清洗冤屈的机会。
两年后，随着一个武装抢劫犯罪团伙头目杨天勇和其他成员的逮捕，王晓湘和王俊波被杀害的真相才真相大白。调查发现，1998年的命案实际上是杨天勇团伙所为。
据杨天勇交代，他们当时发现了一辆正在震动的车辆，并怀疑车内有人，便计划敲诈钱财。但发现车内的一男一女都是真警察时，决定杀人灭口，将车辆卖掉逃逸，直到2000年被抓。
杜培武被误判超过两年后，才终于得到了清白。这起案件也因其“有罪推定”原则的错误应用而广为人知，被视为司法系统的一大冤案。
从杜培武案件可以看出，当时司法系统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及低法律素养，直接导致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如果能按照规定仔细审查证据，很多类似案件完全可以避免。
无罪推定原则，即在未经法庭认定有罪之前，应当假定被告人无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接受的法律准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法庭在裁判过程中，应当由公诉方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而非由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此案中二审法官的要求已违反该原则。
经过这样的磨难，杜培武终于等到了真相的大白和自己的无辜，如果不是及时查明真凶，他可能就会被误判致死。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国家司法系统的法律素养正在逐步提高，相信未来类似杜培武这样的冤假错案会越来越少。
杜培武曾在昆明的一所戒毒中心担任警察，他的人生在被控涉嫌谋杀案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1999年2月5日，他因故意杀人罪被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剥夺了终身的政治权利。杜培武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且在3月1日的上诉庭审中力争翻案，然而法院最终还是决定维持原判。
在狱中，杜培武面对绝望，开始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感。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正义的坚持和对清白的渴望。他提到，自己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而全家人也在努力为他寻找翻案的可能。杜培武甚至考虑过出售自己的角膜，为家庭留下一些财产，但最终他决定要保留自己的眼睛，以便在阴间见到那些为他定罪的人。
案件的转机发生在同年的10月，当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在对杜培武的死刑进行复核时，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节，最终决定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改判为杜培武带来了一线生机，但真相到底如何，杜培武是否真的手血染无辜，这些都需要追溯到事件发生的初始情况。
在那个命运多舛的1998年4月22日，昆明圆通北路上，一辆面包车异常停放在路口，引起了交通堵塞。附近的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车内两个人，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均已血肉模糊，失去了生命迹象。进一步调查揭露，男性死者是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王俊波，而女性则是杜培武的妻子，王晓湘，同时也是一名警察。
在经过缜密的侦查后，警方证实王晓湘（女警察）和王俊波（女警察的上司）之间存在不当的异性关系，这二人在一辆面包车内私会时遭到了致命枪击。调查期间，发现王俊波的一只手被手铐锁住，表明他们是被近距离射杀身亡的。
作为一个合法持枪的警察王俊波，在当地以其射击技术著名。考虑到被害者是以很近的距离被射杀，并且在行动前已经控制了两位受害人，警方因此推断此案可能为熟人所为，而且这个熟人极懂枪械。
勘查现场，警方还找到了两个弹壳，并通过分析证实这些弹壳是由配备给王俊波的“77式”手枪发射的。这进一步加强了熟人作案的推测。
警方很快将目光转向了杜培武，经调查，杜培武和他的被害妻子曾是警官学校的同窗，而关于他们婚姻的调查揭露了几个月前女方进行了人流手术，并且外界猜测这个孩子并非丈夫杜培武的。
结合这些线索，办案人员断定杜培武有强烈的犯罪动机，而杜培武坚决否认所有指控，然而，当年的他在审讯过程中遭遇了警方的“严刑逼供”。
案件发生后，杜培武坚称自己无辜，并多次请求调查。但专案组一些民警认定他在撒谎，并施以刑讯逼供，长时间不让他休息。一位民警劝说杜培武合作，以换取睡眠和食物。然而，一些仔细的人会发现杜培武其实没有作案时间。
时间线显示，王晓湘和王俊波是在前一晚大约8点被枪杀的，而杜培武那晚在戒毒所值班，有同事证明在8点和9:20分别见过他。尽管这样，调查仍然根据“有罪推定”对杜培武进行了审问。199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的20天里，他经历了多次激烈的审讯，甚至导致脑萎缩。
在一审中，杜培武的辩护律师指出了警方勘查记录的疏漏，但公诉方却提出了另外的证据照片，引起了辩护方的质疑。辩护律师还揭露了杜培武遭受刑讯逼供，但公诉人否认审问期间有拍照。尽管有这些争议，杜培武还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杜培武提出上诉，昆明中院在二审中出示了与一审有出入的现场勘查笔录，“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的泥土记录引起了关注。辩护律师批评补充证据的做法，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辩方展示了一套有血迹的衣物，但审判长强调不要纠结这些细节。
在二审中，虽然杜培武坚称自己无辜，但审判长质疑他是否有证据，拿不出直接有力证据的杜培武的死刑判决被维持。好在，云南高院最后对杜培武的死刑进行了复核，改为死缓，给了杜培武清洗冤屈的机会。
两年后，随着一个武装抢劫犯罪团伙头目杨天勇和其他成员的逮捕，王晓湘和王俊波被杀害的真相才真相大白。调查发现，1998年的命案实际上是杨天勇团伙所为。
据杨天勇交代，他们当时发现了一辆正在震动的车辆，并怀疑车内有人，便计划敲诈钱财。但发现车内的一男一女都是真警察时，决定杀人灭口，将车辆卖掉逃逸，直到2000年被抓。
杜培武被误判超过两年后，才终于得到了清白。这起案件也因其“有罪推定”原则的错误应用而广为人知，被视为司法系统的一大冤案。
从杜培武案件可以看出，当时司法系统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及低法律素养，直接导致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如果能按照规定仔细审查证据，很多类似案件完全可以避免。
无罪推定原则，即在未经法庭认定有罪之前，应当假定被告人无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接受的法律准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法庭在裁判过程中，应当由公诉方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而非由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此案中二审法官的要求已违反该原则。
经过这样的磨难，杜培武终于等到了真相的大白和自己的无辜，如果不是及时查明真凶，他可能就会被误判致死。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国家司法系统的法律素养正在逐步提高，相信未来类似杜培武这样的冤假错案会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