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天一览楼》08章(9.1)兰州(上)

谁才是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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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 全面抗战 崔家人颠沛流离(9.1) 兰州(上)

   

1941年的夏天,崔叔仙到兰州上任。他现在是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联合管理处兰州分处委员,农民银行总行业务专员,兼任兰州分行经理,管理着四个省银行的业务,他的事业达到顶峰,可谓风光无限、如日中天。

这年的夏秋之际,汪嘉玉带着四个孩子,坐汽车离开重庆,到兰州去。这一路风景名胜不断,他们一边观光,一边前行。在翻越秦岭时,天空出现日全食,恰好他们的车正行至秦岭最高峰的太白山顶。这一幕,给十四岁的崔开元留下极深的记忆,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段经历。他说那时的天空突然暗下来,成群的乌鸦飞回树林,准备过夜,等天渐渐亮起来,乌鸦又“呱呱”叫着飞走了。

在兰州,他们住在曹家厅18号。这里是崔公馆,有六间房,崔开元的父母住在连着客厅的正房,四个姐弟每人都有自己的卧房。

崔开元在兰州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学校在兰州东门外,很远。初中不能住读,中午必须回家吃饭。崔叔仙就到当铺,给他买了一辆旧脚踏车,很破。

我父亲曾引用侯宝林的相声中的一段话来形容他的车:“除了铃铛不响,其它哪儿都响。”可骑着脚踏车上学,在当时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算得上是件奢侈的事了。这么说吧,整个学校就两个学生有脚踏车,另外一位名叫朱求定,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朱绍良的儿子。

家中依旧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以前的故友贵客,如居正、吴稚晖、于右任、钮永建等人,也纷纷前来兰州探访崔叔仙。他热情地招待他们,但不会让他们空手离开,一定请他们留下墨宝。

居正写了一首诗,崔开元后来只记得最后两句:“行来尝遍兰州味,特别崔家狮子头。”于佑任写了草书“同心同德”,一式两份,分别留给开元、开明两“世兄”。吴稚晖给全家六人每人写了一幅小篆,对开元和开明也称“世兄”,将崔叔仙吓一跳,不停地说:“这怎么得了啊?”

吴稚晖的字,被裱成条幅,一直挂在家里,后来汪嘉玉将它们带到香港,再后来由小姑妈带到美国赛凡纳,一直高挂在她家里客厅的墙上。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前后都在兰州停留。一开始,他就住在崔家,后来才搬到西果园住,但还是经常到崔家作客。他每次都要求汪嘉玉做她拿手的“崔家狮子头”。为表谢意,张大千送给崔家几幅画,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被拍卖的那幅《番女醉舞》。张大千一生画作无数,但像这样的人物画并不多,所以格外贵重。他离开兰州时,还送给崔叔仙一个小木盒,里面大约有十几枚书画印章,都是他在兰州期间搜集的一些名贵印章料,并请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大家方介堪刻成印章。其中一个白玉椭圆形印章,刻有“谨慎”二字。直到现在,姐姐小佳画画时仍在使用。

还有两个印章很特别,爷爷说是“龙骨”。当年甘肃大地震,山崩地裂,现出一副“龙”的骨架化石。当地的军阀邓宝珊,是张大千的亲家,他得到“龙骨”化石后,当礼物送给了大千。大千得此宝物,请方介堪刻成印章,除自己留用外,其余的送给了朋友,包括崔叔仙。后来人们发现,用这种章料刮成粉末外用,能治金创,甚至有人内服,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人们都想得到此物来治百病,可是,传世的“龙骨”本来就稀少,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完全在市场绝迹了。张大千自己的“龙骨”印章,被带到台湾,据说在台北故宫还能见到。我没去过台北,无法证实。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印章材料,就是当年,张大千得到“龙骨”的时候,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化石。爷爷的财产,都被岁月的风雨打散了,留下不多的几样东西可作纪念,上述几枚印章就在其中。多年来,我一直在搜寻和“龙骨”印章有关的资料,但只能发现一些零星的只字片语,还大多和张大千有关。也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了解“龙骨”的人。我还在继续找。

戴笠到兰州,也常到家里来吃饭。这位军统的戴局长,生性多疑,平生从不在朋友家中用餐,在崔家吃算是例外。

蒋经国和蒋纬国也来过兰州,住在励志社。崔叔仙在家设宴请他们吃饭。席间,蒋经国问,他们明天想到郊外的兴隆山一游,崔经理愿不愿意带上全家人一起前往?崔叔仙当然愿意。

第二天一早,他们都去了兴隆山。蒋纬国看着还在读小学的崔开明,对他说:“你太小了,我背你上去吧?”崔叔仙一听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背他?开元可以背的。”

蒋纬国说:“没事,我来背吧。”边说边蹲下,让开明爬上他的背。开明挺高兴地爬上去,被他一直背到山顶。

而蒋经国一路上都被崔开元和两个姐姐围着,问东问西。蒋大公子倒也没架子,和几个年轻人一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

这时候,大姐国英在甘肃学院读大学;二姐国华在兰州女子中学读高中三年级;崔开元已经是甘肃学院附属中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了。

崔开元已经开始住校。甘肃学院附中在费家营,住校的生活很是艰苦,几乎每顿饭都是小米汤、馒头、炒土豆、或者炒白菜。学校门口有卖锅盔的,五分钱能买巴掌大的一角,当然只有富人的孩子才有钱买来吃。

费家营尚未通电力,用的是“油葫芦”,其实是一种用菜油加上一根布捻子做成的灯。晚自习时点上它照明,烟气熏人。崔开元从此常咳嗽,后来又偷偷学会抽烟,咳得就更加厉害。到晚年,他受尽了肺气肿的折磨。

等到放假回到家里,不但可以天天改善伙食,而且兰州有电,只是电力不足,灯光昏暗。

爸妈为了晚上打牌,要换上“轻磅炮子”,这是一种进口美国的、使用110伏电压的电灯泡,接在220伏的灯头上,能够增加亮度。等夜里用电的人少了以后,再换220伏的灯泡,否则一晚要烧坏好几个灯泡,牌也打不顺当。

朱求定的姐姐叫朱兆兰,就在农民银行工作,崔叔仙因此结识了朱绍良夫妇,他们也经常来打牌。众人皆知,朱司令长官惧内,尽管他是甘肃省主席,一直号召全省戒毒,但朱夫人自己就抽鸦片,也不想戒。只要是他们到家里来,到处都能闻见鸦片的特殊气味。

崔开元上高二的那年暑假住在家里。有一天晚上,朱绍良在崔家吃饭时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他解开皮带,把配枪随手挂在衣帽架上,但临走时忘了拿,到客散了崔叔仙才发现。第二天,他让崔开元骑上那辆破车,到朱求定家去把东西还给朱司令长官。

崔开元把皮带和手枪揣在书包里,飞身上车就走。经过一处山脚,前面有一片水,其上有座桥。他在桥上停下,支好车,拿出那支枪来瞧瞧。

这是一支左轮,打开转轮一看,里面只有一粒子弹,底火上有个洞,原来是臭弹。

他右手握枪,举平,扣扳机,不响。再连扣五下,还是不响。正在这时候,有个老农牵着一头牛从桥上经过,见一个半大小伙子在玩枪,就停下脚步观看。看他扣扳机枪却不响,就问:“怎么打不响?你有没有炮子啊?”

崔开元说:“有是有,但是打不响。”

农人说:“你能让我玩玩吗?就一小会儿。”

少年想都没想,就将手中的枪递给他看。他拿着枪在手中掂量一番,说了一句:“这东西贵重啊,说不定能值一条老牛的钱呐。”说完把枪递回给崔开元就走了。崔开元后来回忆时说:“想想我当时有多糊涂,人家跟我要枪,我真就给他了。”

当时他可没想到这么多,就一颗子弹还打不响,有点扫兴,就把枪塞进书包,骑上脚踏车继续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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