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鞋”这个词，在文革期间成为对女性极尽羞辱的标签，而其历史可追溯至更早的封建社会。在旧时代，风尘女子在门口悬挂鞋子，风吹日晒后鞋子破损，成为她们身份的象征。到了文革时期，这一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被赋予更深的政治意味。任何稍有风吹草动的女性，都可能被革命群众扣上“破鞋”的帽子，成为游街批斗的对象。
在革命群众的眼中，“破鞋”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偷情、不守妇道、不符合革命标准的男女关系，甚至单纯的穿着打扮过于“西化”，都可能成为“破鞋”的判决依据。一些女性因为被举报与某个男性有私情，便被剃成阴阳头，脖子上挂着鞋子，胸前挂着“破鞋”大牌，被押上卡车，赤裸着羞辱于众人面前。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女性，甚至只是因为生得美貌，或是曾经有过恋爱史，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相识的一位大学外语教师，被批斗时胸前挂着一个巨大的“破鞋”牌子，脖子上还挂着几只破旧的鞋子。她的“罪名”，不过是因为长相姣好，且有过外国留学经历，便被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革命群众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对她进行羞辱。有人朝她身上泼墨，有人扯着她的头发大骂“资产阶级婊子”。最终，这位女教师承受不住羞辱，在宿舍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文革期间，“破鞋”不仅是一顶道德大帽，更成为压迫女性的武器。男性被打成“走资派”或“反革命”，女性则逃不过“淫乱”的罪名。在狂热的政治斗争面前，女性不仅没有自我防卫的能力，连正常的人格都被剥夺，成为革命狂热下的牺牲品。
文革的禁欲主义狂潮，不仅体现在对所谓“破鞋”的迫害上，更在于革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八大样板戏，到革命文学，再到政治运动，性别和欲望几乎被彻底抹杀。
样板戏作为文革时期唯一被允许的艺术形式，彻底剔除了所有“资产阶级情调”。传统戏曲中的爱情元素被视为腐朽的封建残余，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在《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中，女性角色不是革命斗士，就是阶级敌人，毫无中间地带。她们不能有儿女私情，不能展现任何柔弱，更不能表达个人的情感需求。
在文革的禁欲主义教条下，连夫妻关系都成为“不纯洁”的象征。革命群众强调，真正的革命者是不近女色（或者男色）的，因为革命需要“纯洁的灵魂”，需要随时准备牺牲。许多革命青年，以“没有谈恋爱”为荣，认为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腐朽表现。他们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放弃一切私人生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阶级斗争中。
禁欲主义的荒谬还远不止于此。女性不仅在感情和性别认同上被抹杀，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严格符合“革命标准”。穿裙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趣味，化妆更是“封建残余”。女性必须剪短发，穿宽大的军装，努力向“革命战士”靠拢。一些年轻女性，刻意降低自己的女性特征，压抑自己的天性，以避免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文革的禁欲狂热，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有着惊人的契合。《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忌恶如仇，视女人为祸水，108将，有100条单身狗；《义和团》时期，士兵在战斗前要禁欲，以保“混元之气”，据说这样才能刀枪不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也讽刺过传统道德观念的伪善——“蟋蟀做药引也要原配”，连昆虫都讲究贞洁，何况是人？
文革的禁欲主义，并非真的纯洁无瑕，革命领导者往往以“革命”之名行特权之实。许多高级干部在台面上高喊禁欲，在私底下却纵情享乐。文革时期的红色权力体系中，有无数女红卫兵被高层男性干部选作“革命伴侣”，这些年轻女性被迫“自愿”地投身“革命感情”。这不禁让人想起封建社会的“宫闱秘史”，只不过，这次打着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
文革时期的“破鞋”历史，是一段荒诞而黑暗的记忆。不仅是对女性的羞辱，更是对整个人性的摧残。禁欲主义的狂热，使个体的情感、欲望乃至基本尊严都被剥夺，所有人都被逼迫成为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今天，“破鞋”一词，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抛弃。曾经的禁欲狂潮，也被人们视为荒唐的笑话。但文革留下的创伤，一时还难以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