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败
腐败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特征和挑战，其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法治观念、缺乏对公职人员的独立监督以及透明度有限。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发起了一场旨在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的运动，在随后的几年里，这场运动调查并判定了近500万各级政府官员有罪。中国的腐败常常涉及不同形式的贿赂或贪污，并且有开源研究表明，一些官员及其家属因其职位和关系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更深刻地反映了一种由党主导的证券化，或者说，旨在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控制和合法性，尤其是在最高政府层面的对政治上的不守规矩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的打击。
中国缺乏透明度、政府普遍存在的审查制度，以及没有关于领导人财务披露的规则，这对公众研究腐败问题或领导人个人财富提出了挑战。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CDI）是负责在中国执行反腐败的主要组织，并在各级政府运作。这些组织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阐明中国的反腐败调查范围，并提供腐败总体程度的指示。
学术研究表明，自中国成立以来，腐败现象一直很普遍，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几年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许多学者和观察家声称，自2000年以来，腐败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它损害了政权的合法性。
与此分析一致的是，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并发誓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既要打“苍蝇”（低级别干部），也要打“老虎”（高级官员）。他的运动还瞄准了部门和局级以及县和处级官员。从2012年到202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近500万人，发现470万官员有罪。用他的话说，习近平打算让政府官员“不能也不愿腐败”。
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来消除破坏党的合法性和控制力的猖獗腐败现象，并在某些情况下，打击他的政治对手。习近平将反腐与党内纪律和思想信念联系起来，认为这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实现其长期目标的能力至关重要。在中国的腐败被定义为一种政治犯罪和不忠和思想不纯洁的标志，这突显了它对党的重要性，并警告人们不要有任何内部的不服从行为。政府宣传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和自我牺牲，并宣传了一种将腐败官员描述为国家政治敌人的叙事。2021年，中央纪委将反腐败描述为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破坏了党的领导和团结”。2024年，这场运动的目标是50多名高级政府官员。
尽管习近平并没有主要利用这场运动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但消除竞争权力中心的努力，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在习近平上任初期，与他的前任有联系的高级官员，成为了调查和逮捕的目标。然而，对反腐败调查长达10年的学术分析，并未发现对具有特定派系关系或背景的官员的关注，这表明这场运动旨在广泛地消除各级政府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更重要的是，与高级官员的政治关系并没有保护官员免遭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关系密切的人；反腐运动已经清洗了被认为是忠于习近平并在他的庇护下崛起的高级官员。
中国的腐败程度，几乎肯定会因地区和政府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项针对一个城市的学术研究发现，8%到65%的官员——具体比例取决于官员的级别——收受了非官方的贿赂或贪污收入；另一项研究和一项公众看法调查都估计，大约一半的中国官员参与了腐败活动，尤其是在地方各级。这些对腐败现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贿赂可以将官员的合法收入增加四到六倍，而较高的级别能够通过贪污和贿赂获得比低级别官员更多的收入，这与他们所能获得的渠道和权力相称。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了党和国家内部腐败的地方性和普遍存在的看法。
中国境内的腐败主要是由于权力集中、回避独立监督或问责制（尤其是在省级层面）以及产生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的变态激励的结构性特征造成的。中国官僚体制的这些特点，根深蒂固地鼓励腐败或阻碍改革该体制的努力。例如：
- 主要负责调查不当行为的纪检委是直接为党的委员会工作的政治组织，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这使得他们能够以通常是任意的方式进行反腐败案件的调查。中国共产党不愿意允许外部监督，而是优先考虑自我整顿，这可能是因为担心独立的权力机构会破坏中央控制，从而限制问责制和进行全面改革的前景。
- 地方政府以中央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职业晋升的必要条件——但省级和其他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决策允许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很大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有效地鼓励省级和地方领导人为个人和职业利益采取非法行动。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等精英组织的成员资格被视为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并提供查阅敏感政府文件的机会。全国人大代表的潜在好处激励着个人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加入，通常是通过贿赂，并在任职期间甚至在完成任职后接受贿赂，以促进商业交易。
高层腐败
尽管有迹象表明腐败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但从外部来看，更高级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具体腐败案例尤其难以确定。一项对中国刑事腐败案件的学术研究发现，官僚体系顶层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在被指控犯罪的人中，超过80%的指控涉及贿赂。
普遍存在的政府审查制度和没有关于公开披露领导人财务状况的规则，导致中国个人财富缺乏透明度。即便如此，2012年发表的新闻调查发现，包括时任总理温家宝和时任候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的家属积累了大量财富。
- 温家宝的家人——例如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在2012年控制着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同样，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持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资产。
- 这项研究没有发现与领导人本人有直接联系的投资，也没有发现领导人对家庭投资增长有任何直接影响。然而，他们的资深职位本可以让他们获得特权信息，并且私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可能因为他们与有政治权力的人的关系而使家庭持股受益。在这项研究发表后，中国加强了信息控制，并限制了许多外国新闻机构的访问权限，这继续对公众研究高级领导人腐败或个人财富的问题提出了挑战。
习近平可能敦促家人在他上任后剥离资产。然而，行业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截至2024年，习近平的家人仍持有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虽然现有数据并未将这些投资与习近平直接联系起来，但这些持股有可能以习近平的名义间接管理。
公开来源的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的腐败案件，涉及负责一系列投资组合和项目的主要官员。
- 2020年，中国商人张伟因涉嫌组织、领导和参与有组织犯罪、非法拘留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被捕。2021年，他还被判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成员陈刚被控受贿1800多万美元，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与他负责监督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市建设项目有关。
- 2024年4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RSC）科技监管部主任姚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原因可能是他在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中央纪委至少调查了中国证监会内部的16人，其中6人是在2024年接受调查的。
反腐运动的目标是猖獗的领导层腐败，并且没有回避清洗人民解放军（PLA）中的高级官员——即使在反腐运动发起十年后，人民解放军内部仍然存在着一种“花钱买官”的文化。2024年，习近平在对军事指挥官发表讲话时强调，“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忠于党、可靠的人手中”，这进一步强调了他对党忠诚的承诺以及他对军队的期望。他对解放军腐败问题的关注，也可能反映出他担心腐败行为会妨碍军队到2027年具备他所指示的应对台湾潜在冲突的能力和战备状态。
- 2023年，中国免去了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在逮捕了解放军火箭军（PLARF）司令员以及至少其他9名现任或前任火箭军人员后，对李尚福及其前任进行了调查。
- 2024年，北京对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时任主任、负责中国军队内部政治忠诚的苗华上将展开调查。
- 李尚福和苗华都被指控违反党的纪律，两人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忠诚和效率的担忧的严重性——尤其是在解放军内部——以及该政权的反腐败方针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