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我的大学 （十二）

在地下通道里睡得还是蛮舒服的，比我上一次睡在红十字会垃圾堆旁要温暖、放松、解乏。第二天早晨从地下通道钻出来，呼吸着凉凉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脑子在回忆昨天都发生了什么事，理出几条来，准备回去后向大家炫耀，同时心里盘算着怎么打发这一天，最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去取细胞。跟她们约好的是下午四点去取细胞。

一大早晨就看见有老外记者用录像机在录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有几个学生冲着镜头比划胜利的手势。当时人们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对老外记者太信任了，以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获取他们的影像信息，结果大连的肖斌就被抓了。这几个学生在录像机里漏了脸之后，觉得还不够尽兴，又拿出笔来让老外记者在自己的T恤衫签字。老外走后，他们聚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个说他们学校游行时队伍里有人举着一个小瓶，后面的学生就手持小木棍敲打小瓶，意指敲打邓小平。如果这是真的，应该算是挺文明的了，仅仅是敲打敲打。但是一会儿之后，还有更狠的。一辆卡车开到广场边，车上一人高呼：“李鹏”，其他人回应：“下台”。这也没什么，只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政治诉求。可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冲着车上的人大喊：“活剥李鹏，油煎小平”。当时车上的人还大笑并异口同声地喊：“对！”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口号，但我总觉得能编出这么穷凶极恶的口号的人，其内心一定深埋着恶的种子，条件适合就会生根发芽，就会使这些恶毒想法得以贯彻执行和实施。

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学生互相聊天，最常见的是聊家常似的，比如，我的高中同学在你们城市的另一个学校，或者朋友的哥哥姐姐在你们学校。聊得高兴了，觉得挺投缘的，就会拿出笔记本让对方签个名，就像现在掏出手机加个微信一样。我曾眼见一个女生一手拿笔，一手拿笔记本，递到一个老外胸前，老外问：“My name?”女生点点头，老外立即飞快地签完并递还给女生。在T恤衫签名的也挺常见，多是男生。

广场上我看到好几例记者采访。有些学生有政治头脑，了解时事，能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我特羡慕他们，同时也有一种恐惧感，如果记者来采访我，那可怎么办呀？我啥也不懂，我说啥呀？怕什么来什么，一个年轻的女声从我背后传来：“请问你是哪里来的？”我心里咚咚跳，心想这是来采访我了？“我是报社记者。请问你们晚上就驻扎在广场吗？” 女记者高我半个脑袋，她当时说了她是什么报社的，我当时太紧张，没听清，但她问是不是驻扎在广场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我只回答了一个字，“是”，结果她立即就转身又去问别人了，我心里核计我还没回答我是哪里来的呐。严格来说，这并不是采访，最多是个调查，后来总觉得她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人搭话。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素材，我以后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往死里吹：当年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可是接受过记者采访的！

市民们还是来广场上和学生交流，传递各种消息。一般地，我们都认为北京人素质高，在天子脚下知道的也多。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很明显，他比别人更能“白活”， 他告诉学生，“你们放心，北京的老百姓是不会容忍军队进北京的，更别说是广场了。北京人已经多少年没见过战争了？以前打仗那还是对付外国人那，那还是日本人那，还是八国联军那会儿那！跟国民党都没打过，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广场还戒严不了吗？因为军队进不来呀，市民们都给挡住了，最厉害的是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她们往路中间一坐，谁他们敢压过去？”确实， 我听别人说过，北京老太太们成立了“小脚侦缉队”，一吃完晚饭，大家都出来了，问她们干什么去，“挡军车去！” 听说有些学生也到木樨地公主坟方向去挡军车。据说晚上是最危险的时候，军队采取行动很可能会是在晚上。

轮到我在我们学校的旗帜下值守，任务是接待来京的本校学生或者校友。这次记者访问让我有了一种认真了解时事的冲动，我搜集来一些宣传材料准备好好研读，我正盘腿坐地上低头看材料，头顶上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是我同班山西籍女同学，她也来到广场了。她不是驻扎在广场，她晚上住在她高中同学在北京的大学宿舍，白天和高中同学一起逛街，顺便来广场看一眼。我记忆里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学潮期间来到广场的女生。

我兢兢业业地执勤、认认真真地学习时事，时间不知不觉地马上就到了该去取细胞的时间了。从天安门广场到天坛医院，我还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去，只知道怎么能步行过去。我没有手表，越走越着急，越走越快，前面是一块空地，人不是很多，索性就跑起来。跑着跑着，突然，我的左侧出现了天坛，我见过照片，但我从来没来过天坛，我真想停下来好好看一下天坛，可是没时间了。我速度不减，继续赶时间，最后总算在四点之前赶到，只有这位女老师一人在等我，别人都提前下班了，当天好像是星期六。她拿出一个细胞培养瓶，放在镜下看了看，又让我看了看，证明细胞是好的，然后她回培养室把培养瓶装满粉红色培养液，把盖子拧上，再用弹性胶条缠紧，这样不管怎么放，都能保证细胞泡在培养液里不会干死。第二天一早回到太原，第一件事就是把细胞送给李君。

学校的形势也有很大变化，成立了全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会长是我们86级医学系的王同学，每天晚上组织一场民主论坛会，就在我们6号宿舍楼前，大家可自愿上前演讲或者朗诵革命诗歌。我们6号楼的前面是研究生宿舍楼，到了美国之音广播时间时，就有住在四楼或五楼的研究生打开窗户，将收音机架在窗台上，音量调到最大，大家一起收听美国之音。这是我第一次听美国之音，学潮之后再也没听过。现在美国之音断粮了，很多人怀念当年收听美国之音的青葱岁月，我自然无感。

全校大游行每天都有，只是参加人数总在变化。晚上出去游行时，为安全起见，组织得更有序，列成两排，还要手拉手。白天就随意多了。我听到了一个新的口号，其实是儿歌一样的顺口溜：“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是我另一个同班女同学领头喊的，我猜想不是她自己编的，可能是从哪儿抄来的。我感到疲劳乏味了。夜间游行和民主论坛会就不参加了，而是在宿舍里下起了围棋。我们是住在一楼，晚上点着灯开着窗在下棋，被人看个正着，几个夜里游行回来的不高兴了，“啪”，一个小石头砸进来，“不去游行还有脸下棋啦！”。我们医学院有一股邪劲：别的学校开始游行了，医学院不动，当别的学校都已经消停了，医学院反而来劲了，尤其是“6.4”以后，这是后话。

李君又找到我了，说我上次带回来的细胞养得不好，还要再买，问我可不可以再跑一趟，这次不止买细胞，还有三件事，他要和我一起去。我们两个坐上夜车，和前两次到北京南站下车不一样，这次直奔北京站，和我每次寒暑假回家走的是同一线路。在车上，一位工厂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和李君聊起了时事政治，其实我对这些话题的兴趣不大，但也偶尔从侧面听到了一些。听话音他其实不是干部，也是一名普通工人，他说他们车间的几个年轻的工友对学生占据广场迟迟不退不以为然，“还废什么话？一阵机关枪给突突了得了。”我这才知道，在民间对学潮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即使他们也并不是既得利益者。坐在他们旁边座位的是一个乡下人模样的小伙子，手捧一本《故事会》在阅读，可能嫌他们的谈话影响到他读书，换到另一个远一点的座位去了。这位工人师傅微笑着自嘲道：“他是不想听我们疯子一样的语言！” 这位师傅是同情学生的。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列车就进入北京站了。太早了，人们还没有上班，我俩就直奔广场去了。有些阴天，不见太阳，广场上已经很萧条了，人少了很多。在广场的一侧，我们看到很多红色的帐篷，支起来井然有序地排列起来，李君带了相机，掏出来给帐篷拍了几张照片，我有隐隐约约的印象我们也在帐篷前拍照留念了，但不敢肯定。这些帐篷一定是几经辗转才运到广场，结果滞后很久，可惜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没能及时运到。我们往人民英雄纪念碑方向走去，看见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的旗子，远远地还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白色雕塑，其白色在略显阴暗的天空下反差并不明显，也看不清是个什么雕塑。走进了，才看清雕塑是一个短发女士，双手持一把火炬侧向右侧，头转向左侧，像是满怀期望地眼望远方，有人解释说这是自由女神像，是昨天下午刚刚搭起来的，今天女神应该第一次迎接太阳的光辉，可惜今天有点阴天，太阳还没有出来。可我们已经觉得太幸运了，我们来北京前并不知道自由女神像的事情，我们只是恰巧赶上了。李君给自由女神拍了两张，再给我拍了两张，当然是以自由女神作为背景。我不会用相机，他就找别人给他自己拍了两张在女神前的照片，我和他再在女神前拍了个合影。后来这些照片给他惹来一场虚惊，这也是后话。

该办正事了，我们决定兵分两路，我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到天坛医院取细胞，另一个是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要胰酶。培养的细胞有悬浮的和铁壁的两种。白血病的细胞株基本上都是悬浮的，神经胶质瘤细胞是贴壁的，用的时候或向下传代的时候要用一枚讲细胞从瓶底消化下来，这都是细胞培养必备的试剂。可能李君他们刚刚开始建立细胞培养方法，缺东少西的，经费有紧张，只能是到处化缘。他把他师母李春华教授的信交给我，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找张鸿卿教授，当年李老师去学习细胞培养技术时，张教授是指导老师。我到了北师大，在校园里一路打听，找到了生物系，在楼道里问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走到一个办公室，也没敲门，直接推门伸进半拉脑袋，“张老师有人找。”然后一个小老头麻溜地出来了，走到我面前。他个子很矮，我这么个小个儿他都需仰头看我，两眼炯炯有神，鼻梁上挂了副眼镜，两个镜腿用小细绳拴着，“你找我？”我赶忙问：“您就是张鸿卿？”

随后的几十年这个场面我回想了不下10次，每次我都感到懊悔，我怎么就直呼人家大名呢？当时那个女生去叫他时，我还在楼道里演算怎么跟他打招呼：张老师？张教授？张鸿卿老师？张鸿卿教授？我以为老教授们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后，老半天才能回过神有反应，可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快，一转眼的功夫他就到我面前了，结果我就犯了这么个最最不该犯的错误。他似乎并不计较，带我到他办公室，我把信交给他，他像个老中医照单抓药一样，从一个大棕色瓶子里倒出一些灰白的粉末，用一张白纸把这些粉末包起来，白纸一弹，粉末差一点撒到桌子上，他赶紧低着头双手捂着趴到桌子上，见一切安全无恙，又侧着头将目光从他的镜框上边投向我，狡黠地一笑。他把纸包交给我，说：“李老师信上没说要配好的还是没配的，我给你带的是粉儿，回去你们可以自己配。”我赶紧表示感谢就匆匆去下一家了。

从北师大怎么乘公交车去的天坛医院，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到了天坛医院门口，已经过了中午了，恰好碰到给我细胞的老师，“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赶忙解释：“我是又回来了！”进了办公室，她问：“上次的细胞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养过细胞，我就编了个理由：“上次我把细胞交给他，他随手放到兜里，结果随着学校游行，忘记把细胞取出来了。”“奥，明白了。”她就去了细胞室。一会儿，上次见到的小女孩也来了，也问：“上次的细胞没养好？”旁边一个年轻的男的笑着替我解释：“他说细胞放在口袋里去游行，结果忘了，细胞都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相信了这个理由，还是不相信这个理由。但我敢肯定这个理由能让他们讲上好一段时间的。

我和小女孩一起进到细胞室，随后一个中年男人也来到细胞室，她们介绍说：“这是李大夫，也是山西的。”这个李大夫很可能是听说来了个山西的来买细胞，就过来看看我这个老乡。他和我握了握手，我就问：“你是从山西调过来的？”旁边的另一个女老师正在看显微镜，用一种北京人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李大夫是从美国飞回来的。”当时我没明白她的意思，我问是不是从山西调过来的，你说是从美国飞回来的，一个山西人干嘛要绕道美国来北京？不记得我这是不是头一次听人用“飞”来描述乘坐飞机，反正她那口气让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的，当时略微有一点被冒犯的感觉。现在想来，所谓的被冒犯很可能是一种自卑，生怕被人家瞧不起我是山西来的，细胞状态不好也要编个与时俱进的理由，与她们交流也老想着要带点北京腔，李大夫是怎么来北京的都聊不明白，太土老帽了。

细胞拿出来了，也让我在显微镜下看了看， 她解释说：“这是和上次你拿走的细胞从同一瓶里分出来的，肯定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只是信服地点点头。有何上次一样把细胞包好让我带走。这两次来买细胞，她们都没提钱的事，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转账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