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人民公社只是在反思当下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当年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岁老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只有一个感受，吃好穿好，吃饱穿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多会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精气神了。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农村人民公社。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来了不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这是人才。有农村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为骨干的社队干部，这是信仰共产党的一个阶级。所有的人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地主和特权，没有贫富差距。农村人民公社里有社办工厂，有农机站，种子站，农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商店，人民礼堂，人民文艺宣传队，妇女突击队，妇女会，托儿所，人民卫生院，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社员们养得起的自己的医生），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大学的年轻人国家包一切费用，毕业后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有五保户政策对老弱病残孤独老人军烈属等实行了五保服务到寿终，有人民调解员调解各种家庭矛盾夫妻吵架邻里纠分，有过食堂，有民兵营，有共青团，有少先队，有学雷锋小組义务为人民做好事，农忙时有城里来的医疗队，帮忙的工人阶级支农等等。如此持续发展至今，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都早己成为一个小城市了。就是没有地主和流浪汉。
这就是博主所说的《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当然，各个《我们小时候的农村》的农村人民公社有所不同，例如社办厂就根据各农村人民公社的具体优势的行业，再根各自农村人民公社的具体需求创办的。但都是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不是私人的，是不允许让少数人先富的。坚持到现在，农村人还会去城市做牛做马到处流浪看人脸色去当农民工，还被欠薪，而讨薪不到还被抓吗？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曾经存在过。后代子孙们自己拿主意要不要？即便想要，也要靠自己。共产党只是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己经被走资派消灭了。从头越，一切靠自己。不要也行，子子孙孙当四处流浪的农民工也行。再也没有人来《为人民服务》了。
从走资派们的“两岸一家亲“给台湾资本家发财先富买美国武器，到如今的两岸是敌对势力，说明了什么？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资本大鳄们是不是能受习近平皇帝管控？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打工仔农民工士兵们是不是能听习近平皇帝的话？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军头们是不是还能为习近平皇帝去打仗收复台湾？军头们个个争先富去了，提了这么多将军，有哪一个能指挥打仗？有了先进武器大杀伤性武器航母当玩具玩玩而已。
转载《聊聊“人民公社”那些事！》
作者：空山新雨
关于“人民公社”，我不敢妄议，我担心自己的一孔之见，会引起一些人的心理不适。就我个人而言，大半生为人和善，不愿意得罪什么人。所以对这件事只能说说，聊聊，漫无目的，说到哪算哪。
小时候上学，读史书有“巴黎公社”一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对这个词语感到很亲切，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又听说新中国“人民公社”的发端，始于新乡市七里营，当时虽然没有去过当地，但也感到亲近。
据说，全国性推广“人民公社”是源于伟人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的农村把乡镇建制都改为“公社”。
至于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跟其实用效果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和追求而已。叫“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国，叫“建设”的人说不定是搞破坏的。
可是，我这就想不通了，伟人去世后，有人迫不及待得改掉“公社”这个名字，回到原来的“乡镇”，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两个字也抹去了。我说过，名字不算什么，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随你怎么叫都行。
“人民公社”离开百姓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令人奇怪的是，在百姓中间，悄悄滋生了一股浓浓的怀念，文化界曾经把它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却又扭扭捏捏地，时不时地提上几句，似乎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是一个能说话，能写一点文字的小人物，人微言轻，但我也想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的时光，说说“人民公社”那些事。
伟人去世前，我年龄还小，大人世界里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清楚的。1977年，我上初中，教室是村里刚刚修建的二层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溜十几间房，每个教室是三间，大玻璃窗，西式门，教室里的桌子是整齐的水泥板。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被选上，我非常懊恼。于是，我就干脆自己跑去了，老师见我眼巴巴的样子，就给我一个活儿，让我拿着一段冷凝管。我高兴地握着这段橡胶管子，一点也不敢放松。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当年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岁老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只有一个感受，吃好穿好，吃饱穿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多会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精气神了。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农村人民公社。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来了不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这是人才。有农村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为骨干的社队干部，这是信仰共产党的一个阶级。所有的人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地主和特权，没有贫富差距。农村人民公社里有社办工厂，有农机站，种子站，农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商店，人民礼堂，人民文艺宣传队，妇女突击队，妇女会，托儿所，人民卫生院，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社员们养得起的自己的医生），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大学的年轻人国家包一切费用，毕业后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有五保户政策对老弱病残孤独老人军烈属等实行了五保服务到寿终，有人民调解员调解各种家庭矛盾夫妻吵架邻里纠分，有过食堂，有民兵营，有共青团，有少先队，有学雷锋小組义务为人民做好事，农忙时有城里来的医疗队，帮忙的工人阶级支农等等。如此持续发展至今，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都早己成为一个小城市了。就是没有地主和流浪汉。
这就是博主所说的《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当然，各个《我们小时候的农村》的农村人民公社有所不同，例如社办厂就根据各农村人民公社的具体优势的行业，再根各自农村人民公社的具体需求创办的。但都是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不是私人的，是不允许让少数人先富的。坚持到现在，农村人还会去城市做牛做马到处流浪看人脸色去当农民工，还被欠薪，而讨薪不到还被抓吗？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曾经存在过。后代子孙们自己拿主意要不要？即便想要，也要靠自己。共产党只是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己经被走资派消灭了。从头越，一切靠自己。不要也行，子子孙孙当四处流浪的农民工也行。再也没有人来《为人民服务》了。
从走资派们的“两岸一家亲“给台湾资本家发财先富买美国武器，到如今的两岸是敌对势力，说明了什么？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资本大鳄们是不是能受习近平皇帝管控？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打工仔农民工士兵们是不是能听习近平皇帝的话？
中国如今在资本经济操作下的军头们是不是还能为习近平皇帝去打仗收复台湾？军头们个个争先富去了，提了这么多将军，有哪一个能指挥打仗？有了先进武器大杀伤性武器航母当玩具玩玩而已。
转载《聊聊“人民公社”那些事！》
作者：空山新雨
关于“人民公社”，我不敢妄议，我担心自己的一孔之见，会引起一些人的心理不适。就我个人而言，大半生为人和善，不愿意得罪什么人。所以对这件事只能说说，聊聊，漫无目的，说到哪算哪。
小时候上学，读史书有“巴黎公社”一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对这个词语感到很亲切，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又听说新中国“人民公社”的发端，始于新乡市七里营，当时虽然没有去过当地，但也感到亲近。
据说，全国性推广“人民公社”是源于伟人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的农村把乡镇建制都改为“公社”。
至于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跟其实用效果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和追求而已。叫“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国，叫“建设”的人说不定是搞破坏的。
可是，我这就想不通了，伟人去世后，有人迫不及待得改掉“公社”这个名字，回到原来的“乡镇”，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两个字也抹去了。我说过，名字不算什么，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随你怎么叫都行。
“人民公社”离开百姓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令人奇怪的是，在百姓中间，悄悄滋生了一股浓浓的怀念，文化界曾经把它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却又扭扭捏捏地，时不时地提上几句，似乎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是一个能说话，能写一点文字的小人物，人微言轻，但我也想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的时光，说说“人民公社”那些事。
伟人去世前，我年龄还小，大人世界里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清楚的。1977年，我上初中，教室是村里刚刚修建的二层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溜十几间房，每个教室是三间，大玻璃窗，西式门，教室里的桌子是整齐的水泥板。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被选上，我非常懊恼。于是，我就干脆自己跑去了，老师见我眼巴巴的样子，就给我一个活儿，让我拿着一段冷凝管。我高兴地握着这段橡胶管子，一点也不敢放松。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当年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岁老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只有一个感受，吃好穿好，吃饱穿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多会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精气神了。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