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破碎的爱情，北大右派学生的伤逝之恋
作者简介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原题
破碎的爱情
北京大学几位
右派学生的伤逝之恋
作者：郭 力
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北京大学，有596名学生被打成右派，他们被命运抛入人生谷底，他们中一些正在热恋中的情侣遭遇了爱情夭折的悲剧。
物理系54级
陈成钧、龙伟丽
陈成钧出生于1937年，上海人。1954年，他考入北大物理系，时年17岁。陈成钧天赋过人，在入学不久的一次数学摸底考试中，很多同学被题目难倒，他却取得满分。老师在惊异之余，不得不对这个天才学生另眼相看。
陈成钧热爱物理学，他经常沉浸在物理实验中，他总是设法打破常规，作出一些有独创性的实验。他思维活跃，英文极佳，对世界物理学前沿成果非常关注。1957年春天，著名高能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提出并证明了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下不成立。这个伟大的成就令年轻的陈成钧非常敬仰，他由此对高能物理这一尖端科学领域无限向往。从那时起，他开始阅读量子力学创始人玻尔、玻恩、爱因斯坦等人的原著原作，为探索充满诱惑的科学未知领域奠基。
陈成钧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钟情于音乐和美术，曾在北大校乐队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书法和篆刻也有一定造诣。
如此出类拔萃的陈成钧自然不难赢得爱情。他爱上了同年级女生龙伟丽，并展开追求。
龙伟丽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学家龙庆忠教授。龙伟丽从小即品学兼优，她高中即担任华南师大附中学生会主席，曾当选广州市三好学生。在北大，她曾担任团总支书记，是预备党员、海淀区人大代表。而且龙伟丽人如其名，容貌出众。龙伟丽的同年级同学王克岩说：当年不选校花，选校花的话，必是龙伟丽。当年追求她的男生至少有一个排，龙伟丽的高中同学也是大学同级同学的何廷枢回忆，陈成钧实在太优秀，她于是选了陈成钧。
顺风顺水、志存高远的陈成钧没有想到，在1957年，他的人生遭遇了一个大逆转。
1956~1957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北大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中流传。英文极佳的陈成钧，也翻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传给同学。1957年反右中，这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陈成钧被打成极右。何廷枢回忆：因为龙伟丽追求者众多，而她选择了陈成钧。这也使陈成钧得罪了一些人。反右中有人极力要把陈成钧打成右派，也难免有挟私报复的因素。
更为无辜的是龙伟丽，1957年~1958年，龙伟丽因病休学回了广州，并不在北大。她听说陈成钧被划成右派，感觉难以理解。她给在武汉大学就读的中学同学兼闺蜜写了一封信，讲到了自己对陈划为右派的不解和不满。后来反右开始，组织要求向党交心，党员要汇报自己对反右的认识。忠诚老实的龙伟丽汇报了自己曾写信给好友表示过对陈成钧划为右派的情绪，由此给自己提供了同情右派的证据。尽管信的原件是否被交出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龙伟丽还是被打成了右派，这完全是由于陈成钧划右的株连。
这一对被打成右派的情侣受到了严厉的处罚。陈成钧被划为极右，遣送北京玻璃厂劳动考察。龙伟丽被开除学籍，自谋生路。而身在广州的龙伟丽并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如此处罚。1958年秋季开学，龙伟丽到北大要求复学，方知自己已经被开除。物理系54级的王一鹏回忆：有一天，我去系里办事，看到龙伟丽哭着从办公室跑了出来。大概她刚知道对她的处理。
被命运抛到谷底的龙伟丽心灰意冷，她没有信心继续与陈成钧的感情。她认为两人都是右派，未来的生活会难上加难。她提出了与陈成钧分手，各自去应对命运的摔打。
陈成钧被发配到北京玻璃厂劳动，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抓紧劳动的间隙时间演算数学公式，解析物理题，或者背记外语单词。经历了五年的重体力劳动，他没有一天放弃学习和读书。
1963年，他终于摘帽，被批准回北大物理系复读。重返课堂的陈成钧，成绩依然出类拔萃。经测验，他的英语和化学获得免修。他抓紧赢得的时间，重回实验室继续做他喜欢的实验，并帮助光学教研室翻译国外专业资料。他曾经为教研室翻译了一篇内容深奥的法文科技资料，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教授看过资料，惊喜于陈成钧的专业造诣，在资料上加了一句批注：这样的优秀学生应重点培养。
而在随之而来的1964年社教运动中，赵广增教授因这句批注受到批判。陈成钧则作为修正主义苗子，从重点培养变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毕业分配时，同学们都被分配到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唯独陈成钧被分配到唐山市教育局当中学教师。离校前，一位老师特地提醒他：这样分配是为了让他集中精力改造思想，要他永远不再做科研工作。他平静地回答：真金不怕火炼。老师听后愕然。
1965年秋，陈成钧被分配到唐山郊区一所小学附属初中班独立出来的王盼庄中学工作。然而，在这样一所中学，竟然也不允许他登台讲课。
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陈成钧又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止地认罪检讨。风暴稍停，他希望能给予他工作的机会，但马上遭到斥责，黑五类怎能上讲台？
在牛棚里，陈成钧认识了老一辈经济学家孙汝进，孙汝进也是右派，对这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非常欣赏。孙汝进的女儿孙立清通过父亲认识了陈成钧，命运将两个家境相似的年轻人连结在一起，孙立清嫁给了陈成钧。孙家也给予陈成钧很多帮助。
陈成钧回忆：岳父的哥哥孙汝逵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起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后去台湾、美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70年尼克松访华之后，陈成钧和孙汝逵开始密切联系，孙汝逵给陈成钧寄来了一大批美国最新的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研究生教科书，陈成钧花了几年时间，将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研究生课程全部自修了。同时，在孙家的帮助下，他用收音机收听日本冲绳岛播出的英语教学节目，而在北京，由于有强大的干扰台，是收听不到的。
在荒诞的革命风暴中，陈成钧独自发愤不辍，他从未放弃进军物理学的努力。
陈成钧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电子元件，他自己动手制做了直流毫伏表、交流毫伏表、超高频毫伏表、低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生器、超高频及电视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和双线示波器、晶体管测试仪、马克思威尔电桥、扫频仪等，有些测试仪器他还研制了几种类型，新颖独到。
当时，唐山市拖拉机站(后改名为农机修造厂)几位工人正在试制喷油泵试验台，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陈成钧的才能。于是，陈成钧于1970年年初来到拖拉机站工作。
喷油泵试验台是喷油泵的医生。喷油泵是柴油机的心脏部件。除了拖拉机以外，柴油机车、柴油汽车、移动式发电站、钻井机、舰船等都需要这种试验台设备。当时国产的试验台性能极不稳定，质量不过关，而进口一台这种机器需要数万元。陈成钧和几位工人师傅一起，访问了上海、无锡、长春、哈尔滨等地，剖析了西德的波希试验台，奥地利的FM试验台，还有捷克、匈牙利和国产尚未过关的各种类型的试验台。最后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控制的喷油泵试验台。经过调试，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1975年春天，他们按照一机部的技术要求成立了试验台联合试制小组，陈成钧担任组长。
1977年6月4日，12PSD55型喷油泵试验台通过了一机部的技术鉴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宣布这项产品主要性能达到了部颁标准，并达到或接近国外同类产品。专家们的肯定，也宣布了我国依靠进口试验台的时代结束了。12PSD55型喷油泵试验台获得河北省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嘉奖。
与陈成钧同时蒙难的龙伟丽，离开北大的日子同样艰辛曲折。被赶出北大的龙伟丽因为父亲和哥哥都被划为右派，不愿回广州的家，在北京到处谋职求生。1958年北京手表厂筹建，正需要技术力量，龙伟丽前去应聘，被爱才的厂长看中录取。厂长是一位正直的老红军，因龙伟丽工作认真，业务上手快，英语水平好，帮工厂翻译了一些急需的技术资料，很受厂里的器重。
厂长调看了龙伟丽的档案，认为龙伟丽不应打成右派，为此事给中组部写了信，中组部也认为对龙的处理不当，为此给北大写了信。北大因此给龙伟丽恢复了学籍，她得以在1963年返校插班继续学习。
然而，1964年社教时，龙伟丽又被批判，指其为自己的右派问题翻案，当时的定罪材料她不认可，但组织上说，如不认罪，就不予毕业分配工作。龙伟丽被迫签字认罪。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半导体厂工作。龙伟丽在手表厂工作期间，有幸遇到了哈工大毕业的同事邹琪，她被邹琪的执着追求打动，与其成婚，两人白头偕老。
1978年初夏，《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招考研究生的招生简章，陈成钧看到后兴奋不已，他报名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极为出色。
然而，陈成钧所在单位的极左领导在他的政审表上写了非常负面的评语：该人在1958年定为右派分子，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不改造思想，不尊重党的领导，表现恶劣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是否接受陈成钧为研究生，专门召开党委会研究，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何作庥先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受邀参加了这次党委会。
何祚庥教授一手拿着陈成钧成绩非常出色的考卷，一手拿着唐山市农机修造厂的政审鉴定，为这个难得的人才仗义执言：首先陈成钧的考试成绩太突出了，他的物理答卷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点小毛病，才勉强扣除两分；他的社会科学答卷也非常之好
至于他曾经是右派的问题，我以为他为国家做出的重大发明已经说明了他的现实表现。至于那个粗暴的评语，已经离奇到荒谬可笑的境地了，已经离奇到没有必要去管它了。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支持了何祚庥教授的意见，陈成钧被录取。
1979年，在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之际，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在项目实施的十年中，有近千名中国优秀学子被项目推荐赴美深造。时年42岁，在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陈成钧参加了首届CUSPEA试点考试，考题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应李政道教授的要求，题目难度达到哥大物理系博士资格考试的标准。原定需12个小时做完的17题，陈成钧仅用4个小时就用英文答完了14题，其中九题半准确无误。他极其出色的成绩受到李政道教授的激赏和关注。陈成钧没有再经过复试就直接被哥大录取为研究生。
赴美之后，陈成钧以极其优异的表现，刷新了往届学生的成绩记录，三个月以后，在期中电动力学考试竞赛中他获得第一名；五个月以后，在博士资格考试中，他以遥遥领先的分数取得第一名。主持考试的吴健雄教授告诉他，他的笔试成绩比第二名(台湾大学的一名教师)高20%，而且打破了哥大物理学历届博士资格的考试记录。因此，哥大理工学院认为陈成钧可以免除全部硕士课程，直接获取硕士学位，跳一级，开始作博士论文。这样，他埋头苦干半年，赢得了一年的时间。
博士资格考试揭榜以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苗乐教授主动要陈成钧作他的研究生。陈成钧压抑已久的才华终于得以喷薄而出。
陈成钧1984年获博士学位，在哥大做了一年博士后，1985年起在IBM华生研究所物理研究部任正教授级研究员。2004年初退休，到德国汉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2006年底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物理系任资深研究科学家兼任教授。陈成钧发明了计算机中文语音识别系统，这项重要成就曾获得IBM总部杰出创新奖。他在扫描隧道显微学和太阳能应用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①。
在人生的高光时刻，陈成钧仍然怀念当年在北大校园中与龙伟丽的美好相遇。据龙伟丽的表妹、笔者的同学与闺蜜刘南燕告知，陈成钧曾在赴美多年后回国，与龙伟丽见过面。龙伟丽征得丈夫邹琪同意，与陈成钧交换了各自所戴的手表，以纪念那段难忘的感情。
与陈成钧的机遇和成就相比，龙伟丽的人生后半程并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她在1957年以前，一直是上帝的宠儿，家境优越，品学兼优，颜值担当。而1957年的无妄之灾击碎了所有的一切。
她在文革之后，曾在半导体仪器厂担任厂长，但她不适应拉关系走门路的工作方式，自动辞职。应聘进了西门子公司，做医疗器械营销工作。退休后她罹患抑郁症。晚年多病的龙伟丽与之前光彩照人的形象判若两人。她于2018年离开人世。
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
朱承立、聂罕娜
朱承立，北京人，1949年入团并参加工作，在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五年后，于1954年考入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同班同学夏曙蕾回忆说：他读书多，知识面广。作课堂笔记既快又好，因此一些同学常在课后借他的笔记作对照补充。朱承立敏于思考，对一些问题常有独立见解。1956年班上讨论苏共20大报告，朱承立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制度问题，这无疑是一针见血。
聂罕娜，江西南昌人，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师。她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却生性叛逆。1949年以后受到无神论影响，反对父亲布道。她为此离开南昌的家庭，独自到北京上中学、大学。她是共青团员，但又个性倔强，不够驯服。进北大入学不久，她过生日,准备了一些瓜子花生和糖果邀请全班同学参加她的生曰聚会,为此党支委找她个别谈话,批评她资产阶级思想。
朱承立英俊挺拔，聂罕娜美丽出众，两人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如果世态祥和，无风无雨，两人应该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对佳偶，在他们热爱的法兰西文化领域并肩徜徉。然而，1957年，519运动突然席卷了北大，他们的一切因此而改变。
首先卷入运动的是朱承立。鸣放中，朱承立有感于学生生活中的政治化使同学因政治身份与表现的不同形成等级倾向，写出了大字报新九品释，大字报说：昔两晋设九品中正门阀制度，因此产生，今西语系三年级有新九品，九品之间有不可逾越之鸿沟，彼此不通思想，甚至不通语言。特列表说明如下：
朱承立的新九品是：党员中的元老党员当权派党员新入和预备党员，团员中的党培养对象的团员一般团员落后团员，群众中的团培养对象的群众一般群众落后群众，依据不同表现等而下之。这篇讽刺性的大字报，后来成为朱承立被划为右派的主要证据之一。
5月24日、25日，鸣放进入高潮，西语系连续召开了54级小型座谈会，办公楼全校性控诉会，会上，西语系54级调干生周铎和56级调干生顾文选控诉了他们在肃反中遭到暴力逼供信、非法关押的遭遇，引起群情激愤，朱承立参加了座谈会和控诉会，他认为，北大的鸣放开展得好，把这些违反法制的事情揭发出来才能帮助党整风，而其他单位还没有动起来，清华大学就比较平静，因此他建议利用26日周日去清华宣传北大鸣放，在他的带动下，聂罕娜和同班的女生夏曙蕾、王丽琳等也决定参加活动。
5月26日上午，西语系、中文系等校友29人由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带队去了清华，据朱承立回忆，在出去之前，他提出要客观介绍北大鸣放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意见，包括对立双方，不加自己的看法。为了便于识别，有人提出将校徽竖戴，以免外人混入。因此后来有人称29人为竖配校徽党，实际上这临时组合的一群人实在算不上什么党。
去清华的活动并不顺利，北大的领导应与清华已打了招呼，演讲并没有多少人听，还遭到不少质疑，另有数名北大学生干部跟随而至，起了搅局的作用，现场一片混乱，29人中的夏曙蕾对笔者回忆，她到了现场，看到这种情景，一句话也没说。
当晚，江隆基副校长在未名湖畔临湖轩会见了黄继忠和29人团部分人，对办公楼控诉会和去清华宣传进行了批评谴责，黄继忠做了解释，双方各执己见，不欢而散。
5月27日，不愿善罢甘休的黄继忠召集29人团的部分人去中南海，他们认为中央一定不了解北大鸣放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去汇报一下。夏曙蕾回忆说：那天她没有去，但同班同学聂罕娜和王丽琳都去了，聂罕娜还动员她说：去吧去吧！去了可能还能见到毛主席呢！
与黄继忠同去中南海的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回忆：他们被引至一个会议室就坐，出来接待他们的两位工作人员一自荐何载，另一自荐王文，二人均态度和蔼，言谈可亲。对师生所谈情况均认真听取记录。还准备了小饼干，茶水招待②。德语专业54级学生周美琪也是去中南海的一员，她对笔者说，当时招待我们很热情，还专门派了车送我们回北大，我很感动，觉得党中央是支持我们的。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短暂的鸣放结束了，反右运动开始。
北大西语系，因为发起了五月下旬的几场活动而成为反右重镇。法语专业54级，在这场风暴中，犹如一叶扁舟，被大浪打翻，不谙世事的学生们于懵懂中纷纷落水，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法54级19个学生中，有8人被划为右派。朱承立和聂罕娜双双落网。
朱承立是8个右派中罪名最严重的，既有言论，又有行动，他的大字报《新九品图》被认为恶毒攻击党的人事制度，他是去清华做宣传的29人团主要的策划组织者，这次活动被定义为煽风点火，向党进攻。法54级还打出了一个朱承立反革命小集团，因此朱承立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极右分子。
聂罕娜性格有些叛逆，但天真单纯，她在鸣放中参加了去清华宣传和去中南海的活动，但没有政治动机。同学夏曙蕾说：她动员我去中南海，说没准还能见到毛主席呢！如此天真，她怎么会反党啊！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她仍然成为朱承立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打成极右。
1958年，极右分子朱承立和聂罕娜被送到门头沟斋堂农村劳动改造。不久之后，聂罕娜因身体原因，回到学校，被安排在西语系打字。
朱承立和同班的右派冯秀纯等在门头沟斋堂马栏村劳动。当年与他们同村劳动的法语专业56级右派学生许明龙是马栏村的右派小组长，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朱承立和冯秀纯，是我们一起劳动的十几个右派中最有思想的人。我们其他人都是拼命检讨认罪，努力劳动，想争取早些摘帽，而朱承立和冯秀纯几乎从不发言。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们这种态度很不屑，当然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之间有时会用法语交流，以我当时的法语水平，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在学习讨论时，他们有时还会冒出几句出格的议论，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对老百姓使用暴力。我是小组长，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些汇报上去，如果汇报了，就是罪名。
1961年初，在斋堂劳动的右派返校集中，大部分右派都结束了劳动考察，回到学校复读或工作。但少数被认为态度不好的人被延长劳动考察期，朱承立作为其中一员被送往北京良乡农村继续劳动了一年。
在两人都打成极右分子的巨大压力下，聂罕娜被迫与朱承立分手。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一个发小。1962年，聂罕娜被分配到邮电研究院工作，但因回家生孩子报到晚了被单位拒绝入职。她回到家乡南昌，在南昌19中任英语老师。
朱承立于1962年1月回北大复读，1963年7月毕业，因认罪态度不好，未能摘帽，不能分配工作，滞留北大，因学业已经完成，只能在学校监督劳动。
1966年，文革爆发，身在北大的右派学生朱承立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了黑帮大院。朱承立在黑帮大院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殴打。北大国政系陈哲夫教授在文革中也被关押在黑帮大院，他记载了朱承立的遭遇：朱承立年轻气盛，受不了黑帮大院的折磨，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走了。黑帮大院的打手们用了好几天的功夫，又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后，几个大汉把朱承立五花大绑，手执皮带，抽打朱承立，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朱承立虽然疼痛难忍，但他并没示弱③。
时任南昌十九中英语教师的聂罕娜也在红色风暴中备受凌辱。南昌十九中校友徐小荣回忆：聂罕娜，是母校的一位英语女教师，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就连批斗她的时候，我还惊叹着她的美丽。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排突然接到通知，去操场参加批斗会。聂罕娜低着头，站在批斗她的师生们中间，身体不住地颤抖。直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批斗她的是何罪名，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同学呼口号。一群神情激昂的人勒令她脱掉皮鞋，并当场被他们由下而上剪开裤腿，还不时地有人冲上前去扇她的耳光。直到中午，批斗会结束后，她还被迫光着双脚孤零零地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个十九中的老同学在酒楼小聚，我谈到聂罕娜老师时，如今已成为母校教师的周静菁也回忆说：我们连也斗过聂老师，一些无聊的人还要她爬出教室，大家听后唏嘘之余无不愤怒④。
聂罕娜后来对同学回忆说：在文革前，她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幸亏信了主，才能熬过文革那些日子。
朱承立在北大经受了无数非人的磨难，在1969年，军宣队进校后，总算对他高抬贵手，给他摘了帽。1970年，在北大经历了十六个春秋的朱承立终于毕业分配，当时不允许留在北京，他被分到保定。到了保定，因为他的身份，被告知不能留在保定，只能到保定周围的郊县，他选择了离保定最近，交通比较方便的满城，成为满城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
文革后的1978年，中央55号文件下发，蒙冤20年的右派们终于看到了希望。1979年2月，朱承立给北京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发出申诉信，他在提到自己划右派的经历时说：我当时认为重要的是打破官僚主义的坚冰，使群众敢于讲真话，至于讲话中有错误，如何分辨错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民主发扬了，真理自然越辩越明。香花毒草不难分清。我记得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我是同意这种态度的，我现在仍认为这句话并没有错误，有的只是献身民主的精神。
朱承立申诉后，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是北京人，当时家有老父，他很希望调回北京，但右派改正后安排工作的原则是就地安置，加之朱承立的个性清高，不愿求人，因此未能如愿调京，在满城中学一直工作到退休。
朱承立平反改正后有幸遇到同校的同事范燕鸥，比他年轻许多的范燕鸥爱慕他的才华人品，不顾家庭的反对嫁给了他。两人育有一女，生活幸福安宁。
范燕鸥说：朱承立才华横溢，很受学生崇拜，但他在这个县城曲高和寡，他订的报纸刊物往往只有他一个人看。他个性直率，有意见就提，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老师们都喜欢他，但领导很怵他。
满城中学校友石岩磊回忆：我们高三时由于英语老师借调走了，便由朱承立老师来代课。他可是满城中学的大明星。朱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一米八五的大个子，走到哪里都会有百分百的回头率，而他的课也很特别。朱老师在教室里总是满口纯正的英文，我们虽然听着吃力，可这难得一遇的语言环境，还是让同学们充满了好奇心与求知欲，那些晦涩的单词慢慢地变得生动熟络起来。朱老师还有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临近下课时，他常常掏出随身携带的英文版《中国日报》，翻到副刊，找几段国外的奇闻异事读给学生听。我们这些整日埋头课本的孩子就好像盛夏里吃到了雪糕似的开心，我忽然觉得地球那端发生的事情原来离自己并不遥远，便憧憬着将来能够周游世界⑤。
朱承立以自己精深的外语造诣和渊博的学识为一届届学生打开眼界，滋养灵魂，尽管他的才华在这里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但他的学生们却从这样优秀的老师那里受益终生。
或许是在北大的岁月太过伤痛，朱承立晚年很少和同学联系，他只和几位右派难友通信交流。但他也没有忘记1957年之前在燕园短暂的美好时光，范燕鸥回忆：朱承立常提到在未名湖畔的学习生活，他很怀念自己的老师刘自强、齐香等先生。
朱承立在2001年身患癌症，于2004年6月不治去世。
聂罕娜右派改正后调到南昌职业技术学院任英语教师。退休后，她精心照顾生病的婆婆，并以基督徒的博爱参加教会的慈善活动，照顾教友，为许多病重教友送去临终关怀。2008年，聂罕娜因白血病去世。
法54级的校友夏曙蕾回忆：他们班在反右中近一半人被划为右派，创巨痛深，以至文革后全班从未有过聚会，她也再没有见到过朱承立、聂罕娜。
化学系55级
郑光第，陈某某
郑光第，化学系55级1班团支部书记。浙江人，他是转业军人，曾参加抗美援朝。郑光第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理想主义青年，他是家中独子，本可以不参军，但他坚决要求参军上前线，立誓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在北大，他是政治热情高，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一直努力争取入党。他聪明外向，口才好，非常活跃。
引人注目的郑光第与同年级女生陈某某相互钟情，建立了恋爱关系。陈某某是一个端庄美丽，要求进步的女生，与郑光第情投意合，两人恋情稳定，已有山盟海誓之约。
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关心政治的郑光第认为党号召大家帮助整风，应该积极响应。他参加了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了一篇《应该改进考试制度》的文章在校刊发表，提出理科可以不考政治课和外语的建议。他在一张大字报中探讨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源，认为党内混入了一些动机不良的投机分子，很多老干部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不能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只会盲从和跟风。党内存在的投机和盲从导致了三害，要根除三害必须清除投机分子和努力提高盲从者的知识水平和政策水平。郑光第的由衷建言，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成了授人以柄的右派言论。
班上的一些左派同学抓住郑的言论，主张将他划成右派。但党支部书记尚振海认为，根据郑光第的一贯表现，他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有些话可能说得过头，可以批评帮助。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都支持尚振海的看法。对于郑光第的划右，就因此而悬置。直至北大派工作组来到化学系，工作组长是刚从中宣部调到北大的李普，李普力排众议，认定郑光第为右派。李普还带来了郑光第的一个过硬罪证。
在反右开始不久，胡耀邦召开了一次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座谈会，意在了解高校反右动态和学生对运动的看法。尚振海推荐了郑光第参加。结果郑光第在座谈会上又重申了投机、盲从是三害根源，党要清除投机分子出党和努力提高党员水平的建议，胡耀邦在听了他的发言后私下表示，这是右派言论。于是，李普带着胡耀邦的旨意亲自给郑光第定了性。化学系55级党员叶蕴华回忆：我们都没有想通要把郑光第划成右派，党员里没人认为他是右派，定他右派的那次会议李普来参加了，气氛凝重，我印象深刻。
李普说，郑光第的这些言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向党进攻。尚振海仍想为郑求情，说，要不我再找他谈一次，让他态度好一点，不要划他极右。然而李普的坚持和郑光第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的态度终使他在劫难逃，他被划为极右分子。
郑光第被划为右派后，陈某某面临不分手即被株连的压力，陈某某选择了划清界限，她宣布与郑光第断绝关系，并在批判会上发言严厉批判郑光第，陈某某的表现，使她的处境转危为安，而且给自己赢得了在反右中立场坚定的正面评价。
而郑光第则被逐出校门，送往工厂劳动改造。他自此开启了悲惨的命运。
与郑光第同在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的北大右派难友纪增善、燕遯符回忆：郑光第一直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他感到非常痛苦，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来安慰自己。60年代初，一直没有摘帽的郑光第感到回校无望，意图外逃，结果还没上火车就被抓了回来，送去劳动教养。在劳改农场的郑光第，仍对未来抱着期望。
1963年，郑光第被解除劳教后，他曾去找划右派后与他分手的前女友陈某某，希望再续前缘，结果被拒之门外。了解陈某某的同学说，陈某某是不可能接受郑光第的，因为她出身不好，父亲是被关押的历史反革命，在那个政治条件决定命运的年代，陈某某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出身包袱，怎么可能再与一个右派分子谈婚论嫁呢？站在陈某某的角度看，她的选择似也情有可原，但对于落难的郑光第，她的绝情却是致命打击。
郑光第在1963年国庆节之前，向农场提出想去天安门观看焰火，结果遭到训斥。郑光第在解除劳教后所抱的回归正常生活的愿望遭到连续打击，他终于万念俱灰，跑到什刹海投水自尽。（一说郑逃离北京去了北戴河，投海自杀。）
在笔者接触到的北京大学右派分子中，因反右运动带来的爱情悲剧很多。多数右派对于在压力下分手离去的对象是谅解的，在数十年后，对当年的情殇也已经释然。但是，也有些当年的情侣，对被迫分手的悲剧终生不能释怀。图书馆学系的一对恋人，因男生打成右派而被迫断绝关系，女生在数十年后提及此事仍失声痛哭，男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深的伤痛，我不愿意再去触碰它。
波光潋滟的未名湖是很多燕园情侣心目中魂牵梦萦的美丽风景，但在一些恋人心中却是遗恨无穷的悲凉记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注释：
①上述陈成钧的人生经历，部分内容引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博士》载于《青年文摘》1981年第2期，原文注摘自1980年10月18日《河北日报》，在此谨向文章作者致谢。
②参见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补充版）明报出版社2010第118页119页。
③陈哲夫《我在北大六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10第162页。
④美篇徐小荣《野墨文集：母校忆事》2020.3.31
⑤简书石岩磊《梦驻满中》202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