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秦晖著、鹿津出版社出品《拯救德先生》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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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著《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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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著《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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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8日六本木俱乐部
17年前我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讲过一个“昂纳克寓言”：东德独裁者昂纳克在镇压民主、巩固柏林墙的情况下引进市场经济，与西德搞经济一体化，结果西德的资本全都跑到东边投资圈地，和当地官商一起搞血汗工厂，生产巨量商品反过来覆盖西德市场。于是东德产生经济奇迹，而西德经济空心，福利崩溃，劳工失业，社会危机爆发，最后是东德统一了西德。
当时西德听众都觉得这“昂纳克寓言”不过是海外奇谈。我说确实这在德国只是寓言，但在全球正在变成现实，20年后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今天西方世界还在讨论是否出现了“新冷战”，其实中共与西方之间在全球化平台上“昂纳克寓言”式的新冷战早已进行了20多年，而且西方输得很惨。其后果就是如今“新热战”的危险也越来越近。看看乌克兰、中东、台海、朝鲜吧！
何为“冷战”？第一它不仅是国与国之战，而且主要是制度与制度之“战”；第二它“冷”，主要是和平演变而不是真打仗。由此看来，“新冷战”比过去的美苏冷战不仅更“冷”，而且更“战”。为何更冷？因为当年苏联是没法对西方搞“和平演变”的，要输出制度，只能搞暴力的“世界革命”。当年苏联东欧没有与西方搞全球化，他们人权再低也不会影响西方。苏联、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西方工人照样享有高福利、强工会。但今天不同，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直接对西方构成“和平演变”。如果只有市场全球化而不讲人权全球化，就只能“劣币驱逐良币”。所谓移民问题、川普现象，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贸易本身在逻辑上与移民等价。在全球贸易中，西方的工会工人要与中国的“农民工”竞争，如果他们不能把中国的农民工变成西方式的高人权劳工，那么中共就会把西方工人变成中国式的农民工！
但西方在与中共的“新冷战”中失败而不自觉，因为他们总觉得“制度与制度的冲突”只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你说有“新冷战”，就得证明中国还是“社会主义”。而看到中国搞“市场经济”了，就认为不会有冷战，只会有“重商主义的贸易博弈”。2001年前西方，主要是美国与中共长达16年的“入世谈判”，现在看来就是个笑话。当时美国完全把中国当作欧洲、日本那样的“重商主义”对手，对中国主要的要求就是不让中国对农民进行会“扭曲价格”的“高补贴”！其实当年中共对农民一直是进行高剥夺，而根本没有所谓的补贴，更何谈高补贴？但美国人就是只懂得“高补贴会扭曲价格”，他们似乎完全不懂得高剥夺更会扭曲价格！在所谓贸易与人权脱钩的神话下，西方人根本不谈中国的剥夺农民（其实就是经济上的低人权），只要不补贴农民就好。我当时就讲，如果这样，红色高棉难道不比中共更符合入世条件吗？
其实所谓冷战，就是民主、人权与极权制度之战。即便在当年，“民主社会主义”也没有对西方形成过威胁。而极权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吗？当年我讲“昂纳克寓言”时就对德国人说：你们难道连纳粹都忘记了？纳粹就不搞市场经济？
世贸谈判中，美国主张自由贸易，而欧洲、日本要保护农民（现在反过来了，川普的美国要搞关税壁垒，而欧洲反倒主张自由贸易）。他们总把中国也看作是其中的一方。西方左派总担心中国屈服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而右派就害怕中国优待农民。结果是中国把双方都耍了：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崛起的中国，已经逼迫西方的右派放弃了贸易自由，逼迫西方的左派降低福利标准，而这仅仅是开始。
意识到危险的西方，主要是美国，如今开始讲“脱钩”。而今天的中国当局似乎也在背叛邓小平路线走回头路。但是过去那种荒诞的游戏并不会因此结束。仅仅由于就业危机，我认为现在当局的所谓回头路，至少在经济上就不会回到毛泽东。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可以垄断经济，但容纳不了就业，在这一点上，当年就不如苏联。毛泽东时代的国企当时连只占总人口不到20%的城市就业都安排不了，不得不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现在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一半，没有私人经济你能让几亿人下乡？现在又没有人民公社了，把几亿人赶下乡、抢农民的土地，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无论上头怎么想，“极左”的毛时代肯定回不去了。但很可能通向“极右”——极权民族主义。反共的普京、禁读马克思的金正恩与我们现在的当局在这一点上越来越相似。而西方却越来越类似于张伯伦、达拉第那个时代。
另一方面，美国的“脱钩”在全球化的今天根本无法实现，即便当年，冷战时西方与苏联的脱钩也必须有个巴黎统筹委员会机制（以下简称“巴统”）。那时国有制的苏联不可能吸引外资，但战前西方资本家一窝蜂地争相把最好的产能卖给苏联而且竞相杀价让斯大林捡便宜。大家都记得吧？冷战后没有再重演这一幕，是因为有了个“巴统”限制着，今天没有这种限制，像一大帮西方高铁商人竞相廉价向刘志军（中国铁道部长）送技术的一幕又再现了。不让投资，那就送技术，西方的大公司经理经常这样见利忘义、鼠目寸光。而极权体制的国家垄断市场不利于自己创新，但与发达国家搞市场一体化以后却有利于让别人送上创新（所谓的技术换市场）。当年苏联在第一次工业化时能够弯道超车就是靠的这个。而冷战时代在第二次工业化时苏联就做不到，那就是因为有了“巴统”。但这样的“脱钩”是要有大量盟友一起合作的。今天西方能够设想这种机制吗？尤其是川普那种做法几乎把朋友都得罪光了！
今天的中国内部危机重重，但是西方其实也是如此，哪边的危机先暴发，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那么，西方今天能够做什么？
第一，克服民主国家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权主义得寸进尺，把新冷战变成新热战。
第二，经济全球化中必须讲人权，人权不仅仅涉及几个异见人士，强征强拆、歧视农民工难道不“扭曲价格”，难道不该进入贸易博弈？当年西方与南非的贸易关系中是怎么搞“沙利文原则”、坚持人权底线的，难道忘了吗？
第三，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只讲国与国的博弈，不讲“制与制的博弈”。因为新冷战的本质就是后者，无视后者，就根本不能适应这个时代。
第四，最后在对华关系上，一定要把中共当局与中国人，甚至一般中共党员分开。要知道中共是没有自愿退党机制的，多达一亿的中共普通党员并非西方的敌人，区别对待至少应该以一定的官职为界，对一般中国人就更是如此。现在海外华人普遍担心中西关系的恶化会导致排华，西方应该打消这种担心。尤其对与当局无关的民间资本，中国正在封堵其外逃，而西方也对之排斥，我觉得是应该反思的。“昂纳克寓言”讲的是东德吸引资本输出商品，中国的资本外逃不恰恰是对此的破解吗？
2025年2月7日东京大学驹场：高技术条件下的低人权优势
最近这个月，DeepSeek在中美两国乃至世界都掀起了大波。一方面，疫情以来的经济萧条和俄乌战争头一年的俄国挫败引起的唱衰独裁几乎一扫而空。经济上关于中国在尖端领域全面超越美国和国际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民主世界将要败在独裁者手下的说法四处弥漫。我即将出版的《拯救德先生》一书收录的是20多年来，具体说是中国入世以来，我对民主制度前途的一些担心。
不过这个场合我想先就这个话题讲几句。我不是AI行家，网上关于是原创还是模仿、是技术文明的突破还是洗脑手段升级的争论，我也没法置评。但是DeepSeek的价格低廉和算力强大是无可否认的。中国何以能做到？其实五年前我就引用过中国一位官方经济学家的话：“中国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相对较弱,某些方面给中国AI技术发展提供了优势。对技术公司来说,仍要有畏惧感,提防一个利维坦式国家的出现。”[1]我当时指出：这种低隐私权优势正是 “低人权优势”的一个部分。
我和这位学者相识几十年，他过去自称“首先是民族主义者，但也是自由主义者”，在2019年的这段话中他一方面对中国的优势很自豪，但另一方面也对“利维坦式国家的出现”表示了担忧。然而，仅仅两年后，2021年这位学者在另一个场合再次表示“中国在AI领域优势非常大，因为对隐私的保护程度比较低”，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担忧低人权，为什么？他说已经习惯了：“三四年前你被‘刷脸’（按：强制性人脸识别，疫情三年间中国这项技术已经极度普及）非常不舒服，现在你这张脸已经被刷了一千次了，当然你不在乎”。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再自称自由主义者，而是踌躇满志：“未来十年中国可以再赢美国一次”。[2]
这位学者那时也没有想到DeepSeek，他直接谈论的是基于人脸识别的“云计算”能力。但本质上，包括DeepSeek在内的AI技术都是如此：与通常的IT技术只能根据人设计的程序处理海量数据不同，AI已经可以依据高出若干数量级的大数据自己进行“学习”、自行设计程序、作出不依赖“碳基人”智力的决策。人脸识别的理论和基础技术来自美国，硬件设备和基础软件其实也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现在，中国的人脸识别精确度，据我所知已经远超美国。对此，一些只有商业思维的美国人谴责中国“剽窃”他们的技术，侵犯了知识产权。这可能是有道理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本来就拥有这些技术的美国，为什么就搞不过中国？
其实道理很简单：提高人脸识别的精度，关键的门槛并非硬件的升级和程序的编制，甚至都不在于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因为AI所谓的算力已经不是单纯的计算速度问题，而是一种“学习”力。只有不受限制地识别十几亿张脸，甚至同样的一张脸被不受限制地识别上千次，识别的精度才会在高强度的学习中不断提高。但是发达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能允许AI智能设备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吗？就像智商再高的人，不上学他能成为专家？再尖端的设备，没有学习机会能够提高精度？
更早几年，中国另一位官方学者（《超限战》作者之一）曾经如此解释中国的高铁优势：“一个大的时代正在到来。但这并不是由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恰恰相反是美国科技创新带来的。然而，美国创造的互联网时代，自己并不适应……高铁就是钢铁、水泥加互联网，减去‘自由和人权’，美国前三样都比中国早且强，但做不到后者。互联网制造业要强化征地拆迁，消除个人隐私。而中国人把产权和隐私权都‘让渡给了国家’。”[3]美国人不肯，所以他们当然输掉了竞争。更有意思的是这位作者还如此比喻：人权就像文明人要穿衣服，他们看不穿衣服的野蛮人是怪物。可是现在我们都习惯不穿衣服了，那穿衣服的不就成了怪物了吗？看这话说的，这不等于承认这种低人权优势就是要导向野蛮吗？
但你可以反感，这逻辑却是实在的。再早时我曾有个更典型的例子，这就是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
实用器官移植在中国完全是引进的技术。尽管中国很早就曾广泛宣传自己的研究性移植成就，但并不实用。以肝移植为例，中国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是由上海瑞金医院林言箴教授于1977年主刀。此后6年，中国共做了57例肝移植，但效果不好，绝大部分病人术后死亡。
中国肝移植高潮是由1993年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医生创造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始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沈中阳1994年5月从日本留学回来，完成该院首例肝脏移植手术。“当时沈教授计划用3－5年的时间，完成5至8例肝移植。” 而后来器官移植发展速度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期望。1998年沈中阳带着移植学部从医院“分家”出来，当时许多医生还担心丢了“铁饭碗”。但肝移植业务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仅1999年就完成肝脏移植24例，2000年达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们共完成肝脏移植507例，打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纪录。算上肾移植的368例，已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学部成为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数量更是超过了600例。这家器官移植机构国外患者比例超过国内患者。2004年该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中，韩国人占37％，其他外国人占16％，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从2002年开始，该中心收治韩国患者已超过500人。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只是中国器官移植业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入世以来，很多器官移植技术的先进国、中国输入技术来源国都有大量病人因为本国供体不足而转到中国来寻求器官。例如心脏移植技术号称尖端的以色列，每年30例心脏移植，有10例在中国进行；过去五年间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因为中国器官移植规模的快速发展，且器官供应量大、手术费用相对较低，迅速吸引了韩国、中东一些国家、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在2007年，中国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个医生开展收费器官移植。而同年美国仅有100家医院做肝移植，肾移植的医院也不过200家。而且每家医院的手术量也是中国更多。“在美国，肝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12个月，到中国肝移植等待时间为一个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体。”首先开发肾移植手术的美国，1993-2002的十年间，手术量年均增长仅4%，而中国同期却高达14%。由于舆论质疑，中国2007年起几次“叫停器官移植旅游”，在2007、2020年先后重申“摘取未满18岁公民活体器官将追究刑责”，但器官移植的高速发展仍然刹不住车。
然而尽管1993年以来，由于引进技术突破、海归新生力量加入，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突飞猛进，但是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迄今为止，中国公民器官捐献还是非常落后的。公民志愿捐献器官的比例，美国高达35%，中国还不到2%。那么如此多的供体从哪里来？国外法轮功等反对派经常宣称其成员被活摘器官，人们可以不信这种宣传，但即便并非来自反对派，来自“捐献以外”的比例之高却是无可置疑。2005年7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他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将鼓励亲体和活体提供器官。“黄洁夫的发言引起轰动，也得到了国际器官移植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显然，“捐献以外”的供体来源之多，就是低人权优势推动这个行业高速发展的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再先进，器官捐献再发达，能胜过中国的这种优势吗？
其实不止器官移植，很多人体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开发也与这种“优势”有关。一个极端的反面典型是当年日本的“731部队”，在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制度下，医学专家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带领的高技术团队通过极度反人权无人性的残忍人体实验获取了大量“成果”，以至于战后其成员，包括石井、北野都以交出这些“成果”为条件被美国、苏联等战胜国宽待甚至赦免。他们战后仍然作为高水平专家活跃于医学界，北野创办的“绿十字公司”曾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医药企业。如此滔天罪行而逃脱惩罚，据说就是因为美国专家认为他们获得的“成果”是“我们因有禁忌不能做这种实验，而永远不能取得”的。事实上，这也就是低人权优势的另一种说法。
总之，我在20年前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低人权国家由于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和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演变”态势：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影响极权国家，使其低人权“农民工”向发达国家的高人权工人看齐，那么中国的农民工就将影响发达民主国家，迫使其高人权工人向“农民工”看齐。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以为低人权不过就是低工资苦力而已，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峰过去，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将不复存在。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所谓低人权优势，就是不择手段的优势，它不仅在农业、制造业中存在，在高新技术领域同样存在。在创新转移因市场一体化而空前加快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相当（技术上不存在代差），则不择手段的一方将打败因更加文明而手段严重受限的一方，迫使其改变游戏规则，也变成低人权国家。
“新冷战”的阵营似乎比旧冷战更加简单化：传统意识形态包装褪色，伊朗和哈马斯的紧密结合已经打破了伊斯兰传统中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界限，号称共产主义的中国，却力挺极端反共而无比亲沙皇的普京。与旧冷战时中苏都支持共产极权左派专制，却至少还对抗反共极权、极右专制不同，如今中国官媒眼里只要是民主竞选、哪怕是把共产党选上台的民主（如尼泊尔）也是“西方阴谋”，而只要专制独裁，哪怕把共产党人杀光了（如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以及缅甸的反共军人政权）只要不杀到自己头上，那也是抵抗“西方价值观”的壮举。
但这却把西方思想界搞糊涂了：否认“新冷战”的人，以为对方不是“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冷战，而强调“新冷战”的人，仍然把对手当成了“社会主义者”。
诚然，无论新旧，“冷战”的确都是制度碰撞，它不同于历史上“五霸七雄”式的纯粹同质性霸权博弈，也不同于十字军式的宗教战争或“文明冲突”，倒确实有点像历史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曾明确指出：“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求助于斯巴达人。”[4] 显然，阿里森恐怕根本没有认真读过修昔底德的书，他的“陷阱”论根本就是不符合常识的。
显然，如今国际政治学界中那种只讲“国与国”的博弈，不讲“制与制”的博弈，如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肯定是糊涂之论。但另一方面，旧冷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苏词汇）或“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西方词汇）都已过时，如今我们如果分析“新冷战”的话，该如何判断双方是什么“制度”？我觉得这确实是个“学术前沿”话题。
[2] https://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21-06-09/doc-ikqcfnca0077624.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15&r=0&rfunc=6&tj=cxvertical_pc_pager_spt&tr=174
【1】乔良：美国的衰落与中国无关，是他们自己无法适应新时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QoofjzOg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