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份我由于工作调动来到了这个事业单位的科室，科室人不多，加上主任、副主任也就10个人，我们当然属于那种办事员了，每天的工作很繁琐，但是我感觉大家相处还算融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隐约感觉到科室里边的气氛有点怪异，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让我说出证据还真的有点难。主任是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平时也比较和气，对下属的事情比较关心，但是总是感觉有一种封建社会的感觉，虽然这位领导很和善，但是好多事情你必须按照她的想法去做，不然的话后果可想而知，如果你要以为一件事情要这么做，你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向主任证明是正确的，当然这些证据还必须是主任承认的证据，没办法，按照她的想法做吧，我服从还不行吗？ 问题的开始：科室里跟我一样的办事员小A，先暂且这么叫她吧，跟主任的关系真的不一般，每次吃饭主任肯定让小A一起去，有什么小礼品也是偷偷给小A留着，仔细注意一下小A的嘴巴真甜啊，比如我经常听到她这么说：“主任，我给你倒点水吧？主任你今天记着喝药！主任，你少吃点辣椒，我看杂志上说这种调味品不能多吃。主任，你今天穿的裙子真漂亮，真年轻。”虽然我听着有点反感，但是如果真的是关心主任，那也就很正常了。 但是有一次，主任帮着小A处理文件,两个人用坐在一起用一台电脑，感觉主任真的是在发自内心的传授知识，小A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按照主任的意图来办，感觉后来小A真的有点不耐烦了，可能是没有一点自己的能动性了吧。突然，主任接个电话出去一下，小A站起来冲着主任的背影骂了一句“你她妈神经病”，当时房间里好像凝固了，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表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呢？小A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接着处理自己的事情。 还有一次，主任的母亲从家里过来，好像是送东西还是拿钥匙，反正忘记了，因为这些事情主任不会给我汇报的，当时还是让小A来办理的，在楼道里我亲眼看到小A送主任的母亲下楼，送走了主任的母亲回来（正好我在楼道旁边的厕所里），又听到小A说了几句经典：“疯老婆子，还不死啊，瞎折腾什么啊？”我真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这些话我想主任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因为她也不会相信，谁也不会把这些东西录下来。看一个人，只有小事情、小细节才能看出来。后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降临的我的头上，这个小A到处找的麻烦: 因为当时住的地方比较远，来到单位就快开始上班了，小A常常当着主任的面问我：“你多少天不打开水了？那你以后别喝！”接着当然是主任的教导了，以后多打水！！ 后来我总是早来半个小时，连着打水两个月，风平浪静，当时有一天实在是忘记了，虽然早来了，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醒来后就8点了，又忘记打水了。这次小A又发言了：“你怎么没打水呢？这不是睡觉的地方？”我心里一阵眩晕，好像我就应该是打水工人吗？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为了大家能喝点水，就这么简单的想法！！！！我真的不想和女人吵架，烦！烦！烦！ 事情远没有结束，后来科室搬到了别的房间，真倒霉！我的桌子正好和小A的在一起了，小A竟然对我这么说：“你的桌子必须给我让出点地方，我以前的地方就这么大”。我一听这下火了，我是不是太老实了，我是不想和你这个贱货吵架，我狠狠的骂了她一顿，从来没发过火。 第二天主任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结果是这么给我说的，小A那么好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骂她，你还敢动手打她，要不是小A人比较好，早就报警了，起码拘留你半个月！！！我的脑袋蒙了，这是什么事情啊？到底事实是这样的吗？处理结果马上下来了，我先写检查，然后向小A道歉，然后再看我的表现再做决定。 检查我写了，但是我还是写我经历的事情，我看到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一点我也没写。主任看了以后不满意，竟然出现了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一幕，主任让两个保安把我送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让当时的精神病专家翁××（女）给我做诊断，我气氛的都没办法了，诊断结果我都没看懂，只看到几个大字“抑郁、偏执，有暴力倾向”。我想这个女专家我没有记错，如果记错了，如果当时北大六院还有第二个姓翁的女专家，我向你道歉！！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给我开药了：两盒“百优解”，每天要按时吃药。 回单位后，主任让人看着我坚持吃药，每天汇报，我找了个机会跟主任做了一次谈话，把我以前看到的小A的行为说了，当然是她的一些细节了。结果主任马上大发雷霆，“小A是好人啊，多好的人啊，你是不是精神病没好呢？”马上处理决定又下来了，要不回家治病，要不去北大六院住院，我说什么都不行了，最后只能选择了回家，不能去那里住院啊？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个春节我不知道怎么度过的，一个同事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告诉我，那个翁大夫跟咱们主任是以前的同学，关系很好，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等于给我了一个提示，想了想还是认输吧，找机会离开这里吧。春节后，大年初十，我带了不到5000元钱，买了两份礼物，都是人参补品，就在六院旁边的小店买的；然后打了两个红包，一个1000元；分别送给了翁大夫和挂号的护士长。然后我挂了 一个翁大夫的专家号，我强迫自己的笑容走进了诊室，翁大夫问我：“过了一个春节，感觉好点了吗？” 我回答：“好多了，感觉脑袋好轻松，早晨的太阳都那么灿烂” 翁大夫：“按时吃药了吗？” 我回答：“是啊，每天按时吃药，然后自己在笔记本上做一个记录” （这种药我能吃吗？我真的有病吗？我他妈的一片药也没吃，一盒扔到了厕所里，另外一盒卖给了同仁医院旁边的药贩子，才卖了10元钱） 然后我接着说，“现在春节过了，单位的事情多了，主任想让我回去帮忙，您看主任那么多事情，还为我的事情操心” 翁大夫：“好的，我看你气色也不错，说明这种药物“百优解”对你还是很适用的，我给你开个证明吧，赶紧回去上班”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只见翁大夫在诊断书上写了几句话：“症状有所缓解，可以继续工作”。然后让我去找护士长领着我去盖章，拿着这张诊断书，对翁大夫和护士长是“万分的感谢”啊。 回到单位，办好了手续和各项关系，我辞职了！！！！ 有我这种经历的人不多吧，你们有谁经历过这种精神病的诊断呢？如果我是一个杀人犯，有这样一个诊断的话，我是不是免于刑事处罚呢？我真不敢想象了，这种医院，翁大夫，还有精神诊断太可怕了。 文：左脚有脚气
03年底我在北京被主任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文章来源: wint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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