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9月3日报道
相信许多人都认为自己20岁生日是难以忘怀的，高明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他的20岁生日不仅让自己难以忘怀，也让许多不熟识的人瞩目。
2005
年，我国正式施行从全日制高校在校学生中征集士兵的政策，高明报了名。这年11月17日是他20岁生日，当天，他通过了北京市海淀区组织的入伍体检。随后，其身份发生变化——这位以甘肃省正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大三学生，变成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
由此，高明的人生舞台从大学搬到了军营，从首都北京搬到了西南边陲。
二炮部队某基地导弹旅新兵连正在分班，班长陆少华一听说高明是北大来的学生，立马去找连队领导，要求换人。在陆班长印象里，大学生战士往往“不服从管理，不团结同志，工作凭兴趣，热情不持久”，何况新兵还是来自北大的，“恐怕更难带”。
陆班长的要求被连队领导否决。不过，他很快发现，北大来的这个新兵没那些“毛病”。
新兵连第一次5公里越野测试，高明的成绩是22分多钟。看到跑在前面的战友，他不服气，几乎拿出当年考北大那股劲儿，来研究怎样才能把5公里越野成绩一秒秒提高。陆班长是全营的5公里越野第一名，高明就成了他的忠实学生。半年后，高明以18分17秒的成绩，拿到全营的5公里越野冠军。
如此好兵，让陆班长疑虑顿消。在新兵训练第二周，陆班长就提名让高明当了副班长。后来，高明又当了班长，成为全旅唯一的义务兵班长。
到哪儿都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兵
近日，导弹测试大厅内，一场导弹测控专业比武正在进行。坐在二号操作号位上的高明白衣白帽，一双机警的眼睛，紧紧盯着一排排闪烁不定的指示灯。
10、9、8、7……“点火！”高明面容镇定，果断按下导弹操作按钮。
“口令准确，操作熟练，程序无误……”这是高明第十八次参加专业比武夺冠。
“导弹测控”是所有导弹专业“尖端”上的“尖端”，决定着发射的成败。而二号操作号手是导弹水平综合测控的核心号位，每个参数都要求缜密细致，精益求精，确保万无一失。高明当兵半年，就被破格安排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从此改写了全基地该号手一直由军官和二期以上士官担任的历史。
如此责任重大的“号位”，为何敢交给一个新兵？旅长胡明全说：“高明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不管多难的科目，他一学就会，一练就精，到哪儿都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兵！”
新兵下连后第一次参加技术营组织的测控专业理论考核，高明只考了47分，这是他自上小学以来的考试最低分。“脸都丢光了！”说过这话，他跑到营部资料室，借来10多本导弹教材潜心钻研。10天后，营里再次组织专业考核，他以94分的成绩名列全营第三。“导弹水平测试规程”涉及500多个口令、100多组数据，是测控专业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没有一两个月的苦功夫根本记不住，一些老兵一见这本“规程”就发怵。可高明拿过来后，只用两天时间就将其背得滚瓜烂熟。
按说一名入伍不久的新兵，即使文化基础再好，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高的专业水平，已经是“破天荒”了，可高明却没有丝毫懈怠。他在北大学的是经济学，为了弥补工科知识的不足，他自学了《电工学》、《电子电路》、《机械制图》等多门与导弹有关的课程，把导弹测控专业的五大核心电路图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面对被高明不断“刷新”的专业比武成绩，基地导弹技术尖子、五级士官王忠心说：“我当了21年兵，带了16年徒弟，高明是学得最快的，他一年就学会了六七年的老兵才能掌握的专业技能。”
2006年年底，高明被评为“优秀士兵”。
这个兵“就是不一样”
在采访中，尽管高明的各级领导都跟记者强调，他们并没有对高明有任何特殊的关照，“不管是哪里来的，到了部队都一样，都是普通一兵”。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高明这个兵“就是不一样”。
去年5月，营里组织导弹专业理论考核，高明以97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可对这个“第一”，高明却有疑虑。他肯定地说：“我应该是100分！”为了“3分之差”，高明到营部“论理”。
一“论理”才知道，这“3分之差”出在教材差异上：高明学的是这本教材，而“标准答案”却出自另一本教材。
原来，随着导弹装备的快速发展和更新换型，导弹装备教材和导弹训练教材新老并用、版本不同，造成个别地方内容不统一，表述不一致，数据有出入。于是，高明利用业余时间，将多本教材拿到一起，逐章逐节地核对、查证、修订。5个月之后，他把整理好的部分关键章节呈送到旅里，使全旅导弹专业理论有了统一的规范教材。
教导员吴学军是“优秀政治教员”，他第一次给高明他们这批新兵上政治教育课后，私下征求意见时，新兵高明很委婉地指出了他授课“引文”不当、知识含量不高、“照本宣科”等问题，吴教导员弄了个大红脸，感叹道：“以后我们得有大学教授的水平才能带好兵啊！”
技术营就改进训练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多数战士都填的是“没有意见”，可高明“毫不客气”。他针对专业训练中有的战士“吃不饱”、有的战士“吃不了”的“一锅煮”现象，建议营里分层施训、因人施教。营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训练质量大大提高。
2006年9月，高明利用两个周末，撰写了一篇长达1．3万字的军营随笔，畅谈自己在军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北大青年网分13次刊载这篇文章后，每次都引来师生的上千次点击。一名女同学在帖子上留言：“你是北大最帅气的男生！”
应该说，近两年的军旅生涯，高明过得有声有色，高潮不断，创纪录不断。由于是有准备地自愿走进军营，“他总是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修养，特别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磨砺自己，其自制力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二炮某基地的唐政委告诉记者。
在近两年的军旅生涯中，高明用行动和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好兵，但他很清醒地对记者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一个士兵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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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大学生选择军营，把军旅生涯作为磨砺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是一件很正常甚至很平常的事。有数据表明，在一些部队的士兵群体中，大学生比例已占5％，军官中，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换言之，在今天，大学生进军营已经不是新闻。
可高明的出现，让平常事变成了新闻。
这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读到大三了，却要停止两年学业，去当义务兵，也就是说，高明要比同级同学晚毕业两年。这事让许多人想不通！
首先想不通的是他的家人。高明的父亲在他初一那年遭遇车祸去世，家在农村的妈妈还要抚养正在读书的弟弟。眼看着大儿子争气，从小到大都是学业优秀，奖状不断，最终考上北大，又读了这么好的专业，听说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前景不愁，刚毕业的学生年薪都在10万以上，家里对高明这个长子抱着极大的期望—— 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
可这孩子居然要去当两年每月拿100多元津贴的义务兵！面对家人的不理解，面对家里最有权威的大伯的劝阻，高明用手机短信作答：“男儿意气，无关富贵。”
想不通的岂止是家人。从决定当兵那天起，高明就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问得最多的是：“你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了，为什么还要去当兵？”
今年27岁的熊亚平是高明的指导员。这位毕业于湘潭工学院计算机系的大学生指导员听说自己连里来了个北大的兵，“也很奇怪”。他说：“我的同学中也有读北大的，他们不是出国就是考研深造，或者找工作，从没有愿意到部队来当最基层的义务兵的。”
熊亚平告诉记者，他跟在IT行业工作的同学打电话聊天时，说到高明参军这件事，同学们都不信，说熊亚平吹牛。他们说：“北大清华的都在我们IT行业，怎么会跑到你哪里去？”
同学问，战友问，朋友问，家人问，记者也问。认识的问，不认识的也问。见面时问，在网上也问。
为了入党？可高明在大二就入党了。
为了考学？高明本身就是北大的。
为了在部队提干？可高明想的是尽完义务回去继续念书。
为了就业？谁都知道，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用人单位抢着要。
为了减免学费？高明本身就是国家“西部助学计划”的受益者，学费、生活费国家都包了。
什么都不为？有人说：“那他有病啊？！”
不可否认，自高明参军以来，赞赏、鼓励、理解者有之，质疑、嘲讽、不理解者也有之。
对此，高明的回答是：当兵就是尽义务，没那么多“为什么”。
“我有两个同班同学是韩国人，他们一毕业就回国去服兵役了。青年人为国服兵役是件很正常的事嘛。”高明对记者说。
一个人做事有功利目的、有小目标，是正常的，是被理解和接受的。反之，没有功利目的，是为了国家、民族这样的大目标，则往往不被理解，遭受质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值判断？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高明参军变成了“高明现象”，高明参军引来的不解和诧异，都迫使我们去思考现象背后的精神实质，去思考由“高明现象”折射出来的社会价值取向。
公方彬表示，这件事至少警示我们，“拥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是一种美德，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是社会对每个公民的必然要求，而今却有人视崇高者为另类，这显然不正常”。
同时，他认为这件事也反映出“我们的有关制度还有待完善”。他告诉记者，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法律上规定大学生要服兵役，逃避兵役不仅仅是一种耻辱，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同时还要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一位长期从事青年问题调查与研究的媒体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的北大学生，她对高明的行为非常理解，对高明的选择所引起的关注和质疑也非常理解。
她认为，从1981年北大学生喊出振奋一代青年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到今天一个北大学生说自己当兵就是尽义务，却被质疑是在“唱高调”，“出现这种反差，与这20多年来，我们社会的迅速世俗化和更多地肯定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有关。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和重视，有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但在时下这种社会氛围，我们特别应该给那些在个人的选择中足够重视甚至优先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以应有的荣誉和尊敬，我相信这将会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新的需求。”
再有两个多月，高明就要退伍回到北大校园。此时的他，还在恪守着一名导弹兵的职责，“丝毫不敢懈怠”。
对因自己参军而引发的“高明现象”，高明称“没想到”，也不想多做评价，因为“我做的是一件我愿意做、也应该做的事”。他在一篇题为《我为何南行从戎》的文章中写道：“北大自建校之始，兴亡感与责任意识便成为一种自觉而内在的承担，这种兴亡感与责任意识促使每一位北大学子奋进。从军报国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