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的名字在中国耳熟能详，年龄稍长的中国人都会清楚地记得，25年前放映的《少林寺》几乎举国痴迷。从这个时候起，李连杰开始了从少年武星向电影明星的演变之路。2002年，他以国际知名的动作明星身份，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时隔8年，李连杰再次登陆《时代》，这一次，他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慈善家。
国内媒体对《时代》周刊的这则报道的内容已经作了铺天盖地的转载，其主线是李连杰在事业的巅峰时期，放弃了风光的演艺生涯，开始为自己创办的“壹基金”不知疲倦地奔走。很难找到其他的一线明星能完全放弃赖以成名的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在拍写真或电影时才落足非洲。李连杰对壹基金的管理和透明提出了迹近神经质的要求，基金的财务由德勤会计咨询事务所独立审计，并点名提到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是他的管理合作伙伴。他想让这个慈善组织像上市公司一样运作，希图开辟中国“21世纪的慈善事业”。基金账户是在汶川大地震后不久就建立起来的。《时代》认为，对这场灾难的反应标志着整个中国慈善事业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李连杰为什么放弃正如日中天的事业和炫目浮华的生活，从事平凡的慈善事业？《时代》周刊分析认为，并非是海啸的劫后余生让李连杰突然顿悟，而是深入到他自少年以来的成长历程埋下的思想逻辑。作为少年时代的武术冠军，李曾经全球巡演，家国的荣誉和自豪感由此生成：“我代表十亿人民，我必须做好。”而在他此后的演艺生涯中，他主演的多是浸透着民族主义的题材，使他相信，家国的兴乱比一己之得失更重要。
这种宏大的家国使命感，隐约地成为他思索个体生命时不能逾越的屏障。他疑惑人究竟是什么？以他的思维边界所及，他认为如果个体脱离集体的皈依，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要把自己变得很低很低，借用胡兰成描述张爱玲的话就是：“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希望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当然，不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那样靡靡的爱情之花，而是一种新的鲜花，其形态是西方人道主义，其内里是中国千年修齐治平理想和当代民族主义。这从他的话里可以感受得到的，“在这个国家开放之前，人们更关注精神生活，”他说，“自开放以来，我们则更注重物质生活。为了中国文化，该是予以平衡的时候了。”
尽管我并不觉得，李氏这种以集体压倒个体的思想自觉对大多数终日为生活而劳碌的普通人适用，但作为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人。他那些浸染着文明色彩的理念和行为，或许是中国得到真正改变的希望：作为个体，我们不缺失公共参与精神，才会真的成为公民；作为国家，我们自信地承担责任，才会真的赢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