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部分人来说,从上一家公司离职,然后前往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有些人辞职之后,却因为一些原因,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变成了一两年,甚至更长。他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偏离了原本的人生轨道。
一个冬夜的零点,38岁的何威坐在驾驶座上,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弥散的烟圈像安全罩一样将何威包裹起来,让他的心里松快了一阵。
结束每天16个小时的跑车工作后,他习惯一个人安静地在车里坐会儿,抽根烟,再上楼回家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老婆、儿子、房贷,以及一家子庞大的开支。
十年前,何威活得还没这么世俗,那时他在北京的媒体做编辑工作,深夜赶稿后,他会约朋友在东三环喝上两杯。青春飞扬而过,京城的繁华仿佛过眼云烟。多年的北漂生涯,最后败给了房价。
30岁那年,何威迁居长沙,在事业单位找了一份宣传文案工作,月薪7000多,双休包吃,虽然没有编制,但胜在稳定,只要自己不想走,永远不会丢饭碗。
何威喜欢这份工作,够清闲,足以喂养他的精神和肉体,但这点工资不够养家。2019年末,他毅然离职,打算找份工资更高的工作。谁知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全国各大城市全力抗击疫情,何威只能歇在家里。那时他还没意识到,这段失业的日子会持续很长时间。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到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16到24岁、25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为17.9%、4.7%。
数据背后,是为了生计奔波的普通人。他们有的是国企员工、大学毕业生,有的是都市职场精英,在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们的人生面临着不同的分岔路口。
记者与几位长期远离职场的人聊了聊,试图追踪这几年他们在找工作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及这种变化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拒绝躺平
2020年疫情之后,何威跑遍了长沙大小公司,突然发现年过35岁的自己,已经找不到工作了。用人单位不喜欢年纪大的,自己也拼不过年轻人,一晃两年多,他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
但逼仄的现实就在眼前。儿子4岁多,上幼儿园学费一个月3000,加上生活费、玩具、兴趣班,一个月开销六七千。老婆经常带儿子做小儿推拿治感冒,办个套餐也要大几百,虽然何威心疼这笔钱,但不敢马虎儿子的身体。
“现在是入不敷出,之前我不知道养孩子这么费钱,算下来吓一跳。哪哪都要钱,真是太难了。”何威感慨。此外,他每个月还要还1000多房贷,而在政府部门临聘的妻子,月工资只有三千多。家里长辈年纪已长,靠退休工资生活,帮不上忙。
就算何威想躺平,也做不到。这之后的许多个深夜,他都后悔无比,“想想之前那个工作还挺香的,如今有个稳定工作就不错了”。话音刚落,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何威现在抽七块钱一包的娇子,这是他的底线,以前坐办公室的时候,他抽的是25块一包的芙蓉王。
同样后悔的还有西米。她是2020年会计专业应届毕业生,毕业于一所四川地级市二本师范院校,学校地理位置和吸引力一般,来校招的企业实力普遍不高,非师范专业的对口工作更是稀少。会计专业又很内卷,市场就业岗位不多,小公司为主,大多只要代理记账一类的兼职,薪资低,成长性差。
“当年我报这个专业就是听家人意见,没想到专业前景这么差。”在西米就读的学校,大学对学生职业方面的教育很少,普通人家的孩子基本要靠自己摸索,自己找职业规划,对未来做长远打算。多番权衡后,西米放弃了考研,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一头扎进了就业市场。
通过校招,西米进了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做客户经理,工作内容是为客户办理贷款,审核客户贷款资料,类似内勤岗位。在倍感无聊的岗位上呆了两年后,西米觉得,自己压根没学到什么东西。疫情之后,西米的工资还跟着下调,想在成都维持正常生活都很难。
西米也考虑过转岗信贷业务员,但眼见着领导做了七年房地产业务员,才爬上部门经理的职位,她感觉自己熬不到那一天,“做到他那个位置,情商和沟通能力要特别强,还得有客户资源。”冲动之下,西米今年4月裸辞了。
刚找工作的时候,她还挑挑拣拣,每次都认真询问是否有五险一金、双休,以及具体工作时间和加班频率。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太乐观了,成都是一个人力资源型的城市,只有客服和销售岗位一直在招人,其他行业都很内卷。
今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由于疫情反复不定,工作岗位肉眼可见的减少,上半年还在招聘的小公司,有的停止招人了,有的已经关门。招聘网站上,成都只有销售和客服还在招人,这些岗位要么单休,大小周,要么只有社保,或者转正后才有五险一金,西米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面试机会,但好几次去了公司楼下,才发现是外包的人力公司,招很多人来面试,只是为了完成KPI。
待业的几个月,西米也时常焦虑,但她不羡慕周围有工作的同龄人。她成都的一个朋友在招商银行做客服,工作稳定,不会随便裁员,但没有上升空间,有时还要通宵上晚班。还有一个朋友在外贸公司做跟单,业绩考核压力很大,公司业务受疫情影响下滑得厉害,但不敢辞职,一直猫在岗位上。
西米有自己的主意,不喜欢毫无意义的工作,也不想早早结束对外面世界的探索,回老家考公务员,过上稳定而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但失业半年,她确实吃不上饭了。每次给家人打电话汇报近况,话筒那头的乡音总是宽慰她,“经济确实不好,工作不好找”,再知趣地往她银行账户里转点生活费,开始她还觉得难为情,几个月后,她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份接济。
更多时候,西米只感觉大学生太不值钱了,她在新闻里看到,有的年轻人甚至去当保安、宿管、保洁。“有个梗你知道吗?四千块钱招不到一个大爷,但是能招到一个大学生。”西米苦笑说。
失业的另一面 裸辞,然后呢?
西米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喜欢视频剪辑,没事就剪一些小视频传到社交媒体,为了转行,辞职前她还在网上报班学习剪辑的手法和思维。但要找份相关工作依旧很难,“公司要求应聘者有行业经验和过往项目,可是公司不录用,哪来的行业经验呢?就是个死循环。”西米感慨道。
5月份,西米找到一家做宣传片的公司实习,但公司一多半人都在试用期,都是毫无经验的新人,过了试用期就以不合格辞退,“太压榨劳动力了”,而视频行业内卷程度压根不比会计低,行业人才高度饱和,供大于求,传统岗位越来越少。更多是新兴短视频剪辑,对剪辑技术要求不高,更偏向于流水线,走量为主,但要求应聘者会拍摄、会写文案。这也导致,一些行业内干了七八年的视频剪辑人才,也找不到工作。西米只好放弃转型视频剪辑行业。
屡屡碰壁后,西米动起了打零工的心思。无论吃饭还是躺在床上,西米都会刷十几遍支付宝兼职频道,同城求职群和Boss直聘,“比较多的是招外卖配送,快递分拣,其次是商场和门店促销,再就是保安,主要招男生。”
后来,她盯上了展会服务员兼职,这些展会通常持续三五天,最多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灵活,方便找工作。在一场成都酒展会上,西米一天摆放了数百个高脚杯,会议结束后,再把大家喝过的杯子回收到塑料框里。那天下班后,西米拿起手机,酸痛的手不受控制地抽动,“说白了就是打杂,也不是长期办展会,只能赚个一两千的零花钱。”但她还是后悔没有早点开始做兼职。
失业不仅令人体验赤贫,还会揭开世界残酷的一面。2020年年初疫情后,干了八年相亲中介的白杨就再也没开过单了,眼见着到了2021年5月,工作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白杨干脆找了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我想着卖保险和介绍对象大同小异,不难干”。
一开始白杨激情澎湃,她住北京五环外的大兴,去国贸CBD一个来回3小时,公司要求八点到,她从没迟到过一次。每天到公司第一件事是开会,讲师在讲台上给员工讲PPT,介绍保险的好处和作用,教大家推销的话术。讲完后,白杨和同事互相练习,模拟经纪人和客户的身份,复述学到的话术。在这家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经纪人可以推销任何品牌的保险,只要能把保险卖出去,就能拿到相应提成。
但听了一个月宣讲会,公司还没给她发工资。同事的保险大多卖给了自家亲属,有人为了刷KPI,干脆给自己买保险,冲业绩。“这不是跟传销有点像吗?不靠谱。”白杨深思了几个晚上,再也没出现在宣讲会上。
一个月后,白杨去了安心嫂家政公司上班,上班地点更远了,在通州宋庄。岗位是销售顾问,底薪4000,为雇主成功介绍阿姨,就能拿到提成。干了一个多月,她感觉不太对劲,每天来公司的只有加盟商,没有雇主,“公司没客户,靠什么赚钱呢?”
她私下向一位关系不错的主管打听,什么时候能发工资。两天后,主管在微信上回复她,“上个月的没问题,这半个月的估计要不回来了”,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您还是早做打算吧”。
白杨去上班的最后一天,公司楼下停着几辆警车,十几个面色凝重的男男女女,把公司大门围得水泄不通,迎宾台附近坐着几个身穿警服的人。原来,外省的加盟商把品牌总部告了。一片混乱和吵嚷声中,白杨拎着皮包走出办公大楼,就此告别40多天的打工生涯,“我早觉得不靠谱了,没想到公司会黄到我前面”。
这还没完。一年后的一天,白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家影视公司,公司的老板是导演,合伙人也是影视行业出身,日本留过学,北京本地人,员工100多人,拍了好多大片压着还没上映,正在招人。白杨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她没投过简历,也不懂影视行业,但对方说,不懂不要紧,来了再学。白杨觉得反正也没工作,不妨试一试。
去的第一天,老板郑重其事地指点她:“新人最重要的是学习,学好了公司才知道她适合什么岗位。”白杨每天的主要任务是上课,讲怎么投资电影行业,员工也可以投资入股公司拍摄的电影,大卖的话,就可以收到一笔丰厚的投资回报。
一次中午吃饭,领导旁敲侧击地说道,“你看王哥,之前投资十万,结果赚回来上百万,早就财富自由了”,劝她赶紧投资。上了一个月班,白杨只感觉,每天一圈人围着她念叨“投资”,她不耐烦了,问能不能安排个具体岗位,老板却说:“你还没有学到位,做不了影视行业。”后来一位朋友劝她赶紧走,“他们没钱拍电影了,才想着让员工投资,你觉得有能力给你发工资吗?”
被改变的生活
在家躺了半年后,何威寻思既然找不到工作,不如自己给自己打工,干脆在小区里加盟了一家干洗家政店,一边接住户干洗的业务,一边就提供家政服务,给住户清洗空调、油烟机和窗帘。
干洗店回头客很多,生意不错,加盟店收到需要干洗的衣服后,会统一送到加盟方的工厂洗涤,但干了几个月后,工厂的质量日益下滑,何威收到的客户投诉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没什么客人了。
一年下来,何威给自己算了笔账:没赚到钱不说,还搭进去了6万元加盟费,欠了一张信用卡。他干脆把门店关了,自此得到一个教训,凡事开店的可千万别搞什么加盟,“花钱买教训了,反正以后是不碰了。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躺着。”
为了养家,他开始开顺风车赚钱,跑的是跨市区的长途,路程300来公里,一次接满四个客人,一趟下来能赚五六百块钱。有一次客人赶时间,何威连续开了6个小时,从湖南益阳到永州,一口气跑完了400多公里,开得眼皮都打架了。
但不是每天运气都那么好,正好有客人接,有时候一天都等不到回程的客人,他当天回不了家,就只能睡车里,“其实最累的不是跑车,大部分时间要等客”。何威每天早上8点出发,晚上十点才能回来,稍微晚点就得半夜12点。疫情之后,人的流动性减少了,何威的客人也在减少。
“开顺风车赚不了多少钱,一个月能有六七千就不错了,没有五险一金,还不稳定。”何威更怀念自己之前工作,想年后拖关系返聘回去,但没什么把握,“谁知道能不能回去呢?”
失业半年后,西米终于选择向现实妥协。之前她从没考虑过销售和客服岗位,因为这类工作高中学历就能做,门槛低,上升空间不高。但由于自己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她觉得,“哪里有工作,都可以试一下”。
西米打算接下一家摄影公司店员销售的offer,公司每周排休一天,指不定哪天休息。虽然这个工作不符合她双休的要求,但西米表示:“先生存下来再说。”
白杨也重新回到了相亲行业,行情好的时候,她一个月能赚三四万,为了找个好伴侣,客户从没吝啬过掏钱。但现在,客户都捂紧口袋了,“疫情这两年,我逛了一圈,发现就没有不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公司发不起工资,客户什么也不愿意买。”
她给客户介绍对象的时候,习惯去国贸CBD附近一家她觉得环境优雅、上档次的餐馆。有一次她在饭桌上等客户时,看到隔壁桌的中年男子在一个人抹眼泪,他告诉白杨,自己两年前开了一家公司,刚盈利就赶上疫情,产品和原料卡在郑州发不了货,公司熬不住,要倒闭了。孩子和妻子也在郑州,大半年没见着了。
白杨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喃喃道:“大家都难,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