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独生女：“回村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奶奶家在上海，但是在这座超大城市郊区的某个村里。

十一假期，我回了一趟奶奶家。

老屋前后两幢，前楼三层，共有七间房，后面平房也分三间，周围大片空地开出菜园，北面临河，附近有一大片竹林，奶奶在里面养了鸡鸭。

房子三层阁楼挑出一扇窗，小时候我常爬上黑暗的阁楼，看灰尘在光线里舞动。那时老屋里四世同堂，只十几年光景，如今只留下爷爷奶奶两个人住。

少了人气，房子肉眼可见的衰败，客厅的墙皮因多年渗水脱落严重，小屋破碎的屋顶瓦片上，一株巨大的东洋草长得茂盛，丝瓜藤爬满前几年拆违留下的断壁残垣。如果不是电灯还能开，老屋前的菜地长得茂盛，很难相信这里还有人住。

回村那天，气温适宜，蓝天白云下，翠绿的稻田，风中是桂花味，狗尾巴草随风摇曳，柿子树上缀满橙红的果实。

这个时节的农村，美好是各种感官维度交织呈现的。

午饭后，我躺在阳光下的沙发上，在桂花味的秋风中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奶奶说，她在村里的某片地里种了一小片红薯，让我跟她一起去翻红薯。

半睡半醒间我没有应答。醒来时，耳边是邻居小孩的奔跑嬉戏声、大人们打麻将的喧闹声、别家老宅翻新装修的电钻声、车子开出开进的喇叭声、耳背的老头老太们扯着嗓子的聊天声，村里很少这么热闹，连狗也跟着人来疯，追猫咬鸡，汪汪叫个不停。

网上那句“回村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原来是真的，天那么蓝，空气那么清新，吵闹也成了生机。

我们牵着狗，出发去找奶奶跟她隐秘在村里的红薯地。

2

我在村里度过了童年，路就像塞尔达地图一样烙在脑中，其中很少一部分是正经的“人路”，更多是田地林间的“野路”。

要找到奶奶口中的红薯地，捷径是穿过一座烈士纪念公园，走出一片小树林，经由独木桥去到河对岸，再沿着田埂小路一直走，抵达稻田尽头的那片荒地。

烈士纪念公园又称“锡山公园”，取自本村烈士丁锡山之名，是我太奶奶的亲叔叔，他后来投奔共产党，在解放前两年遭敌军杀害，头颅被挂在村口的旗杆上。每逢过年奶奶家“做年夜”拜祖宗，总有一个火盆是烧给锡山爷爷的。

公园栽满了桂花树、垂丝海棠跟红梅，锡山爷爷的雕塑矗立在山花烂漫处，望着正前方那面党旗。

公园并不在村子核心处，背靠一片树林，平常人烟稀少。雕像下的铭文已经磨灭，难以辨析。我有时会想，锡山爷爷是否会冷清寂寞。但今天的雕像前，放着几支鲜花、两根香蕉和一面小红旗，祭拜者应该就是这两天前来的。

我跟妈妈也站在雕像前，合手拜了拜，继续往前走。

要走出这片林子有两条路。

一是走森林间的大路，但那有扇铁门，归护林人管，但他总是出没不定，每次经过，只能看到他散养的鸡在林间漫步，狼狗在笼里吠着，偶尔烟囱冒着烟，大多时候，铁门都是紧锁的。

于是我们选择走河面上搭的独木桥到对岸的林子里，再拐到大马路上。

这座独木桥有些年头，用破旧的条状木板拼接而成，宽近15厘米，只允许一个人通过，中间只有一根不算粗的柱子扎在河底。记得我头一次带着狗走这座独木桥时，桥体发出剧烈震动，木板嘎吱作响，狗哆嗦不敢往前走，我也害怕，连拖带拽地逃了过去。

总觉得这座桥会塌掉，但雨浸风蚀经年，每次经过，弱不禁风的它，都好好横斜在浑浊的河面上。

这次回去，它竟已经被拆除了，只剩几片破旧木板。我只能悻悻离开，绕出树林，去到大马路上走。

林间不时飞出几只鸟，我突然想起一位常住村里的朋友，他的镜头里，村子与鸟都被拍得极美。但他所在的村里近年来开出了不少精品民宿，还开了露营营地，林间有帐篷、天幕、小树屋咖啡馆……那样环境的乡村生活，是不是现代人心中陶渊明般归园田居的畅意舒心？

如果我们村也能做成这样就好了。我忽然意识到，在村里漫步时，不再只是看树、看花和看稻田，而是以收益、发展这样的目光，对乡村进行价值层面的审视。

乡村如何才算是好？怎么跟上现代发展的节奏？城里人期待中的乡村，真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们想要的吗？

我没有答案。

3

奶奶或许能给我答案。

两年以前，有人承包下村里几片稻田，改成了虾稻共生的小龙虾垂钓基地。第一年生意很好，不少人来村里钓龙虾，奶奶被雇去做厨师，日薪三百，奶奶很开心地干了俩月，还不时带回来点小龙虾。

生意最好时，基地门前那条近两百米的小路能停满车。奶奶还想过在基地门口卖自家产的鸡鸭蛋，估计也能赚不少钱。

但当我这次经过那块小龙虾垂钓基地时，已是一片肃杀萧瑟。杂草丛生，藤蔓爬满了绿色的围墙，狗尾巴草长得比人还高，完全无法踏足，只有白鹭停在河滩上，四处觅食。

基地的门依然开着，门口只停了一辆车，秋千孤零零地荡着，小卖部的招牌垂在一边。

小龙虾旺季只有初夏的两三个月，奶奶说，靠那两个月的盈利，够老板吃一年了；但也有人说，垂钓基地开业至今两年，已易主多次。虽然看不到账目，但基地招牌上残缺的字跟、参差不齐的褪色小彩旗，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龙虾基地的另一侧，是成片的稻田，稻田那头的村落就是奶奶的娘家，也就是她口中红薯地的所在。我极目远眺，依稀看到几个人影，然后根据他们走路的姿势辨别出是“谁谁的妈”、“谁谁的奶奶”，即便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再见过他们。

她们都老了吧？不然为什么稻田里的杂草长了这么多。

我想起了爷爷，他不是在外开拖拉机干活赚钱，就是在打麻将刷抖音看网红直播——似乎就连他们也已渐渐疏远了土地。

仔细打量那片宅落，发现村里的场地上、马路上，停着与房屋数量对不上的私家车。但很多并不是回村的年轻人，而是租住在村里的外来务工者。

前两年，奶奶的寡妇姐姐送走了她们的老父亲后，年近七旬的老太把几间房子重新粉白了墙，装上了抽水马桶。距离村子十分钟车程就是东方美谷工业区，她以“间”为单位，租给5、6户在那上班的外来务工者，一个月房租就能有6千。

每次提到这个，奶奶都会嫌弃又有些羡慕地说，有了这些租金，这“刮皮姨奶奶”去菜市场“腰杆都挺起来了，买菜都更阔绰了。”

这两年，村里的民宅争先恐后地装修后出租给年轻的打工人，硬生生拉低了村里的平均年龄，村里就这样热闹了起来。

终于，在这个十月，奶奶说服了爷爷，装修工人也进场了老屋。墙皮还没铲掉，她已经想好了租金要开价多少了。

4

红薯地到底在哪里？找不到奶奶，我们只能往回走。

路过一户人家的菜园，面积有近五六十平米，一畦青菜，一畦萝卜，还有翠绿的韭菜，还没长大的白菜，田埂上种着两颗果树，无花果树散发幽香，黄澄澄的柿子压弯了枝条，河边的芦苇花洁白轻柔。

一切都长势喜人，生机勃勃。

妈妈感叹说，如果外婆也能有这样一方菜地，一定会高兴地每天都扎在里面，不会再去小区的垃圾房边蹲着捡纸壳。

我的外婆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大半辈子都在种地。但2015年老宅拆迁后，她搬进十多公里外的大居，那里有超市、商场、社区食堂，就是没了菜园和田地。

大居里住着很多跟外婆一样的农民。他们背上锄头，在小区每个角落开荒，洒下菜籽。最初刚刚拿房时，物业管理不算严格，小区沿河那面斜坡，每到春天就会被翻得蓬松疏软，大片蔬菜鲜嫩滴翠。

外公会开电瓶车，于是他的垦荒半径更大——偶尔我们回去吃饭，外婆会盛上一碗生菜，拿出几根红薯、玉米，都是外公在小区半小时电瓶车程以外开垦的荒地上结出的果实。

在他们这一辈，人是永远无法与土地割舍开来的。

告别那片菜地走到小马路上，手表提醒我已走了4公里，耗时40分钟，而我却依然没有找到奶奶跟红薯地。

一路上我跟妈妈的话并不多，偶尔聊几句田里种着什么，妈妈回忆起，我儿时经常在田埂上疯跑，还会带着狗一起躺在稻田深处的沟渠里，回家时衣服上没一处不沾着泥。

人的记忆很奇怪，也许忘记当时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忘记了是不是被大人打骂，却记得卧在沟渠里那个傍晚，稻穗粗粝粘人的质感，跟那天的晚霞与不远处家里烟囱飘出的饭香。这种触感是如此真实，仿佛一切不过是昨天。

我也意识到，到市中心上学、工作之后，已经很久没跟妈妈这么漫无目的地散步了。我好像总是很忙，但其实也没什么事需要这么忙，只是如今的年轻人很难心安理得地停下来，总是刻意保持“毫无喘息”，否则就可能被视为不努力的“证据”。

去往红薯地的路上，我又慢下来了，在身畔千年万年的土地上，蔬菜瓜果、野草树木依然茂密生长；狗吐着舌头，疯跑在田埂上，它们在这里似乎也变得更自由。自然总是有让人平静下来的魔力。

我回到家，奶奶依然没有回来。但她总会踏着晚霞、拎着大袋红薯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