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最大城中村：单间租金从500涨到2000

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把新闻写在祖国大地上。

自2016年起，澎湃新闻就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开展调查研究实践活动，创立了“记录中国”这一品牌。今年是“记录中国”出发的第8年，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图景”。

近日，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组成的“记录中国”团队，就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文旅产业壮大、城市IP打造、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等诸多议题分赴多个城市深入调研，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成果，真正做到了“把新闻写在祖国大地上”。今天的这篇调研报道来自广州，关注的是广州城中村里的“异乡人”。

距离广州城市新中轴线不到2公里的石牌村，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很多“广漂”到这座城市落脚的第一站。

大学毕业后，周忠能和吴海搬入了石牌村居住。白天，他们穿着浅蓝衬衫和西装裤，梳着精致的背头，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一家贷款中介公司上班。到了傍晚时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流，回到城中村的小巷里，擦得发亮的皮鞋躲过小水坑，小心翼翼地踩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头顶的空间被过于亲密的“握手楼”“亲吻楼”挤压着，仅留一线天光。城中村的夜晚要来得更早一些，落日的余晖在这里会被提前吞没。

石牌村的“握手楼”与“一线天”。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经济参考报》报道指出，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持续加码，城中村改造重要性再度提升。

石牌村是广州天河区中心的著名城中村，也是天河区首批改造试点的城中村。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200条街巷穿插交错，如同一座迷宫，3200多栋低矮且密集的楼梯房将每一寸空间最大化利用，建造起一座庞大的生活围城。暨南大学学者刘慧在与石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访谈中了解到，截至2020年，石牌村现有居民约10万人，其中95%以上为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

城中村的建设游离于城乡规划之外，居住于此的外来务工者也游离在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之外。广东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城中村是城镇化不彻底或二元分割的产物。大量年轻人、新市民、外来人口居住生活于此，却无法融入城市。

在石牌村这片魔幻又现实的土地上，住着大学毕业生、开店的个体户、“走鬼（摆地摊）”的小贩、打零工的农民工、自由创作者……这里流传着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的创业和造富故事，也讲述着“五条人”乐队成名前的蜗居生活和音乐创作灵感。

城中村是城市开放与包容的注脚，也是城市建设的“疑难杂症”。有人想要奋发上进走出城中村，在城市立足扎根；有人可能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回乡安家。人群来来往往，城中村安顿了无数“异乡人”。

围城里讨生活的人

石牌西路与海欣街路口，柏油铺平的双车道在此交汇。向西走大约两个街区，56万平方米的花城广场在城市腹地缓缓铺开，再向南望，远处是广州地标“小蛮腰”，近处点缀以图书馆、少年宫和大剧院。每年春天，大片玫瑰在广场两侧盛开，这里是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的核心节点。

向东挤进标有“石牌”的简易入口，人们则会进入一条仅供两人勉强并行的狭管。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灯牌、荧光色的面盆、红黄搭配的菜单，过于饱和的色彩让本就狭小的通道更显拥挤。日出日落之间，工人、骑手和上班族穿梭于此，这里是石牌村，藏于广州CBD中的另一个世界。

相对低廉的房租，便宜的饭菜，让石牌村成了很多“广漂”的落脚点。阿冲在石牌村里经营一间餐饮店。傍晚时分，他开始忙碌，把菜板架在水池上，麻利地切好辣椒、蒜等配菜，放下油锅爆香。

阿冲的妻子也从不远处的家中出发，到店里来帮忙招呼客人。辣子鸡、农家小炒肉、蒜薹炒肉，与广州格格不入的辛辣气味在饭馆里弥漫开来。煤气罐打开又关上，断断续续发出巨大的“轰隆”声。

饭桌上有时会出现蟑螂，阿冲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一手抓起蟑螂，捏死，扔进下水道，“你看这个门口下水道还没有打药水，打药水的话，满大街都没地方下脚”。

石牌村并不宜居，这是显见的事实，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或多或少有些抱怨。

阳光是最显性的稀缺品，房子跟房子之间的间隙窄到伸手可以摸到对窗，光线无从进入，有时从一楼到顶楼全是暗的，全要开电灯。有人提到隔音，“差到极点了，不是楼下吵就是隔壁吵。”空气潮湿、窒闷，桌子上的绿叶菜一下午就会烂掉。

丽姐来这里开理发店五年了，仍然不喜欢石牌村的环境，“老待在这里，心情会不好”。她想念家乡新鲜的蔬果和灿烂的阳光。

吴海和周忠能从学校毕业后，来到石牌村居住，他们周一到周四不谈休息、只谈工作，周五在高楼环绕的绿茵地踢球。城中村的环境脏乱差，与他们在CBD上班的白领生活格格不入。谈及是否有出去租房的打算，周忠能笑了：“都有这个想法，只是被周边的限制打败了。”

周忠能在公司楼上拍下的广州天河区，左侧是石牌村低矮的楼房。受访者供图

在当下的现实中，城中村像是一座与繁华和物欲隔绝的围城，大部分住户恪守“非必要不出村”的原则，广州CBD的物价高昂，于是城中村内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配套服务。除了理发，还有超市、餐馆、菜鸟驿站、美甲美睫、各类维修，一来二去，住户们和超市老板都熟悉，微信私聊下单，有空了去店里拿就行。

在《十三邀》的采访中，许知远问“五条人”乐队，“这个地方（石牌村）最可爱的部分是什么？”仁科说，“对我来说的话，以前我们没什么钱，这里提供了一个世界，什么都有。”

阿冲想不出到城中村外面去的理由，“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来久了觉得广州也就那样”，更何况还有柴米油盐要操持。

除了常驻村内的店老板，大批的外卖骑手也租住在这里——在集中了整个珠江新城大部分外卖店家的石牌村，走路时要很小心才能不被焦急的骑手撞到。弯绕曲折的小巷里藏着数不清的外卖店，住着数不清的外卖骑手，石牌村也因此被称为“外卖村”。

和吴海、周忠能一样，骑手离村频繁，但生活并没有因此产生本质不同。二月中旬，小张离开广西老家，加入石牌的送餐队伍。第一次跑外卖，比起每天可以送百余单的“单王”，他一天只能做五六十单。小张很少休息，没怎么出过石牌村，每天除了送餐还是送餐。他抱怨这里“房租贵到离谱”，居住面积小，卫生一般，隔音差到极点，但是“对于出来讨生活的人，没有说住得习惯不习惯的”。

七月初，庞锦东来到石牌村“投奔”梁志超，2015年他们在冼村认识，不久又各奔前程。庞锦东走过很多地方，一开始是天河区的体育东，后来到深圳、佛山干工地，如今又回到广州，在梁志超的生鲜超市送货。他早已适应了简陋的居住环境，“反正我住哪里都能习惯”。

石牌村的生鲜超市，门口停着庞锦东送货的小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每天两点一线”，用理发店葛老板的话来说，“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每个早晨，大家在固定时间起床，走过同一条晦暗的窄道，用一天的汗水换一份微薄的薪水，然后在电器、机器的嗡鸣声中入睡。

这些外来务工者是石牌村的主要人口，而石牌村是一个“讨生活”的地方。

只有在忙碌了一整年后，人流会散去，三味店、生鲜超市和理发店的卷帘门挨个拉下来，年关将至，为这场生活的奔袭按下暂停。

“心在这里安定下来”

在城中村生活的“习惯”会随着时间推移嵌入到人的血肉，成为另一种令人依赖的安稳。

对于陈志勇而言，一年有365天，回到家乡的日子却只有短暂的半个月，这样漂泊在外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如今他讶异地发现，每到过年，在江西家中他五六点钟就醒过来，“就是住不习惯了”。

平日在石牌村，陈志勇只需要在早上11点前起床，因为再早也不会有人来店里吃饭。正午的阳光沿着缝隙照进楼宇之间，他走进店里，煲上一锅饭，湘味小厨免费提供米饭，这一点他坚持了十几年。大约35分钟后，米饭开锅，小店开始一天的营业。

陈志勇在湘味小厨忙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不到十平米的空间，四张简单的木板桌，擦得锃亮。走近了能看到斑驳的墙面、落灰的窗台、冰箱后缠绕的电线——因为靠近厨房而浸染着黑色的油污。厨房里更简陋些，漆黑的排风扇嵌在瓷砖墙里，墙边蓝色的水管裸露着，陈志勇在水龙头下冲洗菜刀，细细的水流打在地面上，肆意流淌。

在逢源大街34号，陈志勇已经做了四五年，加上之前两个档口，总共十几个年头。200多种菜，密密麻麻写在墙上的菜单里，每个菜多少钱他都一清二楚，食材在冰箱的哪个角落，闭着眼都能拿到。还有很多菜索性不写在菜单里，是他和老顾客之间心知肚明的默契。买菜、切菜、下单、起锅、收银，他都一个人做，不请人，因为请不起，“其他人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以前店里生意好，中午吃饭都要排队，现在冷清了，陈志勇也得了闲。约莫下午三点，食客都陆陆续续离开了，他支起手机，边剥毛豆边看会短视频。到晚上五六点的样子，沉寂了一整日的石牌村重新热闹起来，晚间档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时间久了，湘味小厨积累了一批熟客，靠着他们，陈志勇在石牌村扎下根。他对自己的烹饪水平很有信心：“都在这里那么久了，不好吃就没有回头客，一两个月就做不了，亏本。”老梁是其中之一，他觉得这家店用料新鲜，“老板人也好，我们是老朋友了”。

十年来，老梁一直到石牌村送货，给各家餐馆送洗洁精，梁志超是他家“老三”，他开的生鲜超市就在湘味小厨对门。平日里的下午，老梁习惯手指夹着烟坐在店门口，老板忙着做事，他自顾自望着门外的路，有时也加入隔壁门店的对话。

“湘味小厨”的餐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生活如此日复一日。“心在这里安定下来了，因为时间长了”，陈志勇叹了口气。

他喜欢种花，出租房里没有阳光，就养在店里。一盆养了好几个年头的富贵竹，一盆绿萝，都是很好养活的植物。门口的一根水管“太难看了”，他就自己找来材料，把它包装成一株竹子的造型。

唯一的遗憾大概是与妻子儿女分离。陈志勇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女儿读初二，妻子带着她在老家上学。暑假，女儿有时会到店里帮工，收收碗、点点菜，“每年都会来”，但今年还不确定。

和女儿打视频电话时，面前的这位中年男人忽然切换语气，变得柔和亲切，他又问起“你会不会来广州”，依然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来他坦白道：“老婆孩子不喜欢来这里。”

“我们在这里待得还是习惯一点”，陈志勇收起桌上的碗筷，顺口问老梁：“你在这里习不习惯？”

“我肯定习惯，待了30多年了。”

“离开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随着石牌村“身价”上涨，老住户们的故事已经很难复刻。

如今石牌村基本由二房东掌握房源，房租随之上涨，让人难以承担。金勇刚来的时候，村内单间租金每个月只要五百块，现在则已经涨到了两千，档口的租金更是涨到了两万块。也正是因为失去了价格上的优势，近几年石牌村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丽姐记得，石牌村人多的时候“根本走不动路”。而现在她店门口的道路上很少有人经过，对面的饭馆因为食客寥寥，下午时分就掩上了卷帘门，等待晚上重新开张。路上只有几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拉着巨大的行李箱路过，箱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发出磕碰的声响。

石牌村里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难做。三味小厨对面的档口最近两个月内就换了两任主人，上一家麻辣烫的招牌还光洁如新，就又即将被拆掉，换上下一家卤味店的名号。

现在的行情用陈志勇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做哪个亏，哪个做哪个倒”，一家新店能坚持两个月已经是奇迹。档口倒闭的速度超过了原本约定的租期，店主往往连押金都拿不回来，亏损严重。

营业执照的发放也“卡得很紧”。办理营业执照的费用动辄几万，让很多店主难以承担，加之本地房东觉得自家房子里开的餐饮店太多，经常投诉。在石牌村开新店已然成为一项回报未知的投资。

石牌村店主们坐在门口休息，他们的头顶上悬挂着招租的广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子女的学业更是横在所有居民心上的一根刺。尽管村口有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但是对于这里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学校的容量显得太小了。落户对石牌村的居民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的孩子要想在广州上学，只能通过缴纳社保获得足够积分。

内衣店老板楠姐的两个孩子都在河南老家读书，只有假期才能到广州和她团聚。她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很聪明，只是家中没有学习氛围，“要是放在好的家庭的话，肯定很优秀”。说到这里，楠姐不由得有些遗憾。

午后的石牌村，太阳在这里提前落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好在城中村的转变已经提上日程并逐步落地。2023年1月召开的广州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宏伟表示，全年计划推进12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重点推进17个城市更新项目，力争完成2000亿元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不过，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并不关心村子的未来。即便是在城中村待了十几年的老居民，离开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于阿冲来说，石牌村只是他“歇脚的地方”。“所有的这些设施跟我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这样，随便借个地生存下来，一旦有些情况不利，马上就走人了。”

丽姐甚至已经将离开石牌村提上日程：她在广西的亲戚朋友们很多人都在养观赏鱼，她也打算拿着这些年攒下的钱和他们一起入行。楠姐则用在石牌村开店攒下的积蓄，在家乡的小镇上买了房子，“孩子以后回去，总要有个家”。

公司组织内部足球赛，周忠能和另外两位同事在球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左聿瑶 图

梁志超谈到可能到来的改建，他话锋一转：“我们当然希望能留下一些城中村，毕竟城中村都是低收入人群，房价高了谁受得了？”

石牌村是“广漂”们通往未来生活的跳板。吴海看重广州的包容，他想留在这里好好发展。“你知道吗？”他与周忠能交换了一个眼神，似乎半是自豪，半是向往，“我们有个同事，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广州这边买了房”。他和同事们都期待着未来有一天，他们能够走出石牌村，彻底在广州安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