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一名男子走过宁夏银川街头郊区的一处描写中国文革的宣传画。（2007年4月25日）
10月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48周年的日子。一名居住在北京的曾经的红卫兵呼吁更多的人公开站出来为文革道歉。他说，文革是一个被遗忘的“共同犯罪体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该“道歉反省”，因为这是“唤醒自己人类良知基本的要求”。另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推动“文革”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至今“功力无比”，“历史重复不是没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一个被遗忘的“共同犯罪体系”
作为文革结束的时间节点，10月6日可能并不为许多中国人所知。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联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北京中南海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毛泽东遗孀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以及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等五人抓捕并拘禁。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亦称“怀仁堂事变”或“怀仁堂政变”。
次日凌晨，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扩大会议上被推举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结束了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的长达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结束近半世纪后，当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的红卫兵、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也作为一个文革的符号性人物，于9月16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曾经的老红卫兵，在文革中失手杀人的王冀豫对当下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知之甚少感到很遗憾。“为什么不知道啊？你想过没有，你问过没有啊？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因为你们在一个有选择的教育情况下，有选择遗忘的政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什么叫有选择呢？就是执政者认为你应该知道什么，你不应该知道什么，是由他们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就会忘记。”
中国目前没有正式的纪念十年文革浩劫的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唯一的一座建于广东省汕头市、由汕头市前副市长彭启安等人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曾于2005年落成开放，并于每年8月8日举行公祭文革亡魂活动。该文革博物馆在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遭到当地政府整修改用，现已经名存实亡。
在文革48周年之际，网络媒体也鲜见有人提起这个纪念日。一位叫“赵大夫话室”的博主在海外华人综合信息和社区门户网站“倍可亲”的博客专栏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题为“48年前的怀仁堂事变，缘何民众狂欢”？
一位叫“SAGFS”的网友评论道：“那四个文人被抓后，基本大意都是异口同声：凡事我们都听毛主席指示办事去执行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个湖南农民至今不敢动，他才是元凶无疑。他生前所整的人成千上万，至今仍显功力无比。不动他，历史重复不是没可能的。”
王冀豫向美国之音这样总结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是一个各自表忠心的时代。我叫它共同犯罪体系。什么叫共同犯罪体系呢？就是每个人都在喊着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每个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向他表忠心。”
王冀豫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开承认自己失手杀人并道歉的人。过往的历史对他来说真的是“活生生的血腥的教训”。
1967年8月5日，在一场北京粮校的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和一群红卫兵被另一群开着卡车、整齐的喊着口号的“作战人员”围堵在一条死胡同里。陷于绝境的王冀豫和同伙们发疯般的突围，混战中他脑袋上挨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砖头。他抄起一根棍子追了上去，给了对方脑袋一棍子。血一下子溅了出来，混乱中这个也姓王的同龄人被送去了医院。
逃离武斗现场的王冀豫旋即听说武斗中死了人。慌乱的他跑到医院的时候，那个脑袋挨了自己棍子的王姓青年还在出血，嘴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很快就失去了生命。成了杀人犯的王冀豫几个月后在海南被捕，被转押北京后，很快被释放出狱。
1976年10月7日，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王冀豫将其形容为“中国人民二次解放的日子”。他回忆当天的情形说：“人民涌上街头，无不怀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们解放了，我们终于走出了低落。……我们一大群人就一起骑着自行车在济南大街上喊着解放啦！周围的市民看着我们都招手。”
公开道歉
2010年，王冀豫在当时尚属自由派阵地的历史月刊《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在文革中犯下的命罪。
多年来，王冀豫始终对自己的罪过直言不讳。他在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浩劫呀，很多都是不理性冲动和打人，拿生命不当东西，拿生命不当玩意儿，就是人性泯灭吧。人性泯灭的最典型就是打人和杀人。 连我都是杀人犯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道歉，在他看来是犯下罪行的人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用革命来掩盖我们的一切罪恶，从不会骂人到会骂人，骂起人来朗朗上口。那你说我们成什么了？不就一群畜生吗，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该有道歉反省，唤醒自己人类良知的基本需求，或者说基本的要求，这才是对的。”
然而，为文革公开道歉的人，在王冀豫看来还是太少太少。在谈及到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死亡时，他也不解为什么直接肇事人至今尚未公开道歉。“我也不解，我就认为她们没有背离这个共犯体系，她们想默默的去咬着牙走向死亡。我觉得特没意思。反正我认账，我干的坏事我认，我觉得我认了我一身轻松。最起码我还知道我干过坏事儿。因为我知道我干过坏事，我才知道什么叫好事啊，是吧？”
自从2010年公开承认自己失手杀人之后，王冀豫接受了很多包括《凤凰卫视》之内的媒体采访，从不讳言自己的罪行。“我们这代人活得太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干了坏事能站出来。”他感慨道。
“如果说我们这代人一个认账的都没有，那我们这代人不就是他妈的活亏了吗？没一个好东西是吧？那我就当一回好东西。所谓的好东西，不是我好，是认账好。谁认账谁是好人，谁道歉谁是好人，我就那么想的。”王冀豫说。
王冀豫担心，如果再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承认的话，随着当年的红卫兵迈入晚年，历史或许就此深埋。
他认为自己的同龄人没有资格躺平。“你们没资格躺平。你们为了下一代你们应该站出来说。说什么呢？说我曾经有过罪过，我曾经对我的同胞干过坏事儿。”
他认为这非常有必要。“让每个有罪恶的人都知道，有一天你会忏悔的，你会后悔的。我们不是基督徒，可能不能用‘忏悔’这个词，但是你一定会认账，会后悔的，会痛苦的。 ”他说。
文革符号宋彬彬
作为北京大院子弟，出生于1951年的王冀豫和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年轻人一样，十几岁便被卷入文革的洪流，并且认识宋彬彬等当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下简称“北师大女附中”)的年轻红卫兵们。
在王冀豫看来，宋彬彬成了文革符号和红卫兵的代表人物这件事完全由不得她：“不是公平不公平，而是身不由己”。宋彬彬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当年导致北师大女中副校长，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去世的直接肇事者。
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后来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并且入籍美国。作为美国科学家的宋彬彬一直被人淡忘，直到2014年她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2014年1月，继陈毅之子陈小鲁2013年因为文革期间行为向中学老师公开道歉之后，宋彬彬也在北师大女附中和“老三届”的多名学生、老师及家属的见面会上，宣读《我的道歉和感谢》，表示自己作为学生会代表负责人之一，没有阻止1966年对当时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和其他领导的武斗而导致卞仲耘去世负有责任。
宋彬彬的道歉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些人肯定她的道歉，有些人认为道歉太迟太弱，而卞仲耘爱人王晶垚(2021年去世)则表示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不接受道歉。
王冀豫认为宋彬彬的道歉应该被肯定和尊重。“她最起码还主张民主宪政吧，她不主张独裁吧。她的道歉实际上是对她自己当时行为的道歉。这种道歉是承认我错了。”
王冀豫还认为1966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一事，只是个机缘巧合，并非很多人认为的提前预谋：“就是一个突发的事，一个偶然现象。但是由于她给主席带了袖章，她就成了红卫兵的一个符号，她就成了‘要武’的符号。 就是要‘文斗’还是要‘武斗’啊，文化革命成了武斗天下的革命了。”
“这个宋彬彬她真倒霉，她是反对打人的一个人，”王冀豫说。“宋彬彬胆子小，她反对打人，又想制止又不敢。”
北京学者丁刑也认为宋彬彬并不是卞仲耘去世的直接肇事者。曾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丁刑于2024年9月宋彬彬去世之后，在微信公众号先后发表“一面之缘宋彬彬”和“三访王晶垚”，表示宋彬彬其实当年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更不是组织者和策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