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life
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货拉拉的面包车停在小区单元门口，刚好堵住了无障碍通道。电梯里堆满了家当，又一户邻居要搬去天津了。
在这个环京的河北小县城，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场景。
3年前，有个邻居在小区群里寻找潜在目标客户，她如此介绍自己：全家的户口早已迁到天津，孩子由老人照看在天津上学；夫妻俩在河北廊坊大厂居住，以便于每天往返北京通勤；工作地点则在北京通州，主要业务是帮“北漂”们解决天津买房、孩子上学、全家落户等一系列难题……
北京上班、天津上学、河北居住，这便是属于本小区的“京津冀一体化”。邻居们边调侃她在为政策添砖加瓦，边私加微信单聊。
真的有这么大的需求么？以及这么做，真的合法合规么？当时我很好奇。
“规则之内，当然都是合法的。天津现在本科生就能落户，你要不要先去占一下位置？我俩都是中专，学历不够，正在想办法。”我最要好的邻居张鑫告诉我，为了孩子日后升学，他们两口子也正在考虑去天津落户买房。
身为高考难度为地狱级的“山河四省”人，张鑫更早明白教育就是资源，而资源分配从来就不公平。当自己成为父母，就等于是被丢进丛林的野兽，为了幼崽，他们时刻得提早准备，伺机而动。
千难万难，钱是第一位。可那会儿，最难的还不是钱，而是天津时不时就调整的购房落户政策。学历是一道门槛，把中专毕业的张鑫夫妻俩拒之门外。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一定要让孩子上大学，绝对不能让女儿的未来，卡在学历的敲门砖上。
张鑫的老公刘一恒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他在北京中关村搬一天玻璃，收入是30块整。如果不休息，一个月能赚900块。
他是1980年生人，从辽宁农村走出来的，中专学的计算机，学校承诺“包分配”，于是在那一年误打误撞跟着“大部队”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所有的憧憬，在脚踏上北京的地面后被粉碎，学校的老师把学生们往中关村一撂，就让他们自己找活干。
心思活络的同学当天便在中关村的小柜台里谋上了差事，刘一恒没有那么幸运，但也仅仅在地下室的小旅馆里蹉跎了一晚。第二天有同学拉上他去给做铝合金门窗的私营小老板拉玻璃，虽然“专业也不对口”，他照样欣然接受了——来了就是赚钱的，必须要马不停蹄地赚钱。
那便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日结工，一天要干满8小时，加班的话，每小时6块钱。他只干了3天。第二份工作是组装音响，他觉得音响公司和计算机专业好歹有点相关，毫不犹豫地辞掉了第一份工作。
那个工厂在当时还算偏远郊区的西北旺，环境极差，直至今天，依旧是刘一恒不愿回想的噩梦：工业口罩挡不住的废料吸进了肺里，咳不出，咽不下，转化成看不见的微小颗粒融进身体里，人就成为了商品的养料。“卖命”二字，在模糊的防尘镜片前，日复一日地，一点点变得具体起来。
翻开报纸里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乌云悬在头顶，“促内需”的政策划开一道口子，带来了一缕光。在刘一恒的记忆中，那绝对是个有钱赚的好年份，北京城里哪儿哪儿都缺人，哪怕在大街上闲逛，也能找到一份工作。人人都以为把最难的日子熬过去后，未来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他听说有师兄去了研修班，拿到大专学历后便进了炙手可热的联想，好不羡慕。
在烟尘肆虐的音响工厂里，刘一恒犹豫了一个星期，果断辞掉了这份工作。直到他离开西北旺后的若干年，那个旧厂房边有了更出名的地标：后厂村（中国互联网企业聚集地）。原来，脍炙人口的财富神话早已悄然上演，刚好与普通人的青春擦肩而过。
辗转至2002年，刘一恒才在北京找到了专业对口的网络公司。公司有体面的大楼，现代化的办公环境。他所在的部门是“数据处理中心”，听上去高大上，但工作内容就是把书里的文字录进电脑，简单排版后变成光盘。如今已经稀松平常的事物，在那个万物还未互联的年代，仅靠着简单机械的粘贴复制，就能带来真金白银无数。一切资源都是稀罕物，一点点努力就会有许多收获。20多年过去了，刘一恒还清楚记得当时公司的名字，也记得当时那本风靡全国的书——《学习的革命》。唯独不记得，那书的副标题是：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
序幕拉开，一切已然开始。没有准备的人，也会被推着前行。
刘一恒入职那个搞电子书的公司时，张鑫和另外两个同事合租在回龙观村里的农民自建房里。那时回龙观还是一大片村落，只有零星拆迁。
1982年生于河北农村的张鑫，是家里的长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无暇照顾她，勉强念完初中后，她选了中专，学的是最实用的会计。老家县城的工作机会不多，但离北京很近，坐大巴1个小时就能到，去北京工作成了大部分人的选择。所以中专毕业之后，她也随大流来到了北京。
合租的女孩张罗聚餐，刘一恒陪着老乡上门，在那个狭小逼仄的空间，他和张鑫的目光第一次交汇，就有了爱情的火花。
他们背后压着的，是两个家庭。刘一恒的父母也都是农民，家里两个儿子，他是老大，弟弟还小，给家里花钱更是应该应分。而张鑫身为长姐，工作之后，每月只给自己留基本的生活费，余下的工资全部交给父母。她没有什么人生计划，喜欢一切顺其自然，直到遇见刘一恒。
张鑫的父母一开始不同意他们搞对象，觉得刘一恒家庭条件太一般，日后肯定指望不上。对父母一向言听计从的张鑫，第一次不管不顾，自己做出选择。他们自由恋爱，刘一恒是她的初恋。她坚信刘一恒人好，是个潜力股。
2004年，刘一恒跳槽到了一家通信公司做业务员，他记不得这是自己在北京的第几份工作了，只记得这份工作让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些年，小灵通和2G手机已经开始普及，可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依旧能看见电话亭。因为手机电话费昂贵，运营商售卖的打电话用的IC卡、IP卡，还有着挺大的市场。刘一恒从公司拿货，再做分销，其中打国际长途的IP卡需求量最大，差价也最高。他比所有同事都勤快，早出晚归地跑业务，销售额最高，赚到了钱，却不怎么消费。
张鑫知道刘一恒“抠”，不但不嫌弃，还准备陪他“抠”出个未来——农村出生的孩子，除了自己，谁也指望不上。其实哪怕出生在城市的普通80后，在那个年代也很少浪费。
“中国才富裕几年，吃饱肚子才几年？往上数哪家都是农民。”刘一恒生活哲学的核心就是：只有存下钱，才有安全感。这种保守的消费态度让他和张鑫扛过了通信技术猝不及防的更新迭代，扛过了座机和电话亭快速退出历史舞台、IC卡和IP卡成为过去式的时间。在那些日新月异的日子里，也许是因为努力，也许是因为幸运，刘一恒终于攒到了一些钱。
2006年，刘一恒在张鑫老家、河北保定的小县城里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做两人的婚房。步梯顶楼，两室一厅，899一平米，总价7万多。从他步入社会算起，一晃8年，他当年在中关村第一份工作的月工资，刚好能买这房子的1平米。
这让他更加坚信，努力就会有收获。
次年，两人完婚，那套婚房并没有住上几天。婚礼一结束，他们俩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上班。房子空了下来，却又舍不得租。
在北京，他们依旧和同事合租，在回龙观一个没有电梯的两室一厅。无论忙到多晚，两人回到简陋的房间累倒在床上，想到老家装修好的大房子，就觉得心里踏实，仿佛一切都有了着落。
房子从来都不仅仅是用来住的，对于2007年的刘一恒来说，房子是结婚生子的敲门砖，是人生步入另一个阶段的起点，是平凡生活的一剂定心丸。
他们婚后不久，在回龙观合租的室友搬走了。为了省钱，刘一恒把出租屋次卧租给了一个在五道口上班的程序员，那个程序员的表弟偶尔也会来住上几天。刘一恒的弟弟那一年也来到北京找工作，房租太贵，便住进了哥嫂的客厅里。最多的时候，出租屋里要挤下5个人，可谁都没有觉得拥挤。北漂们早已有了默认的共识：北京的一切都很贵，下班后仅仅能伸开手脚的床也是奢侈品。
那一年，电视剧《奋斗》爆火。剧里面的陆涛竖着Polo衫的衣领，和养父争吵：中国老百姓这一辈子，最看重的、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房子。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买房这事对吗？
但是不买房，住哪儿？一辈子租房么？
电视里，唇枪舌剑骂声一片。但回到现实，据统计，北京房价暴涨40%以上。房价无时无刻都在持续挑逗着人们的神经。
刘一恒也不例外，他也想在北京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张鑫已经开始备孕，刘一恒当然想在自己的房子里迎接孩子的到来。生一个可爱健康的孩子，成为合格的父母，有一个安稳的小家，这是普通人发自本能的愿望。
好在那些年，这愿望也不算太奢侈。刘一恒想到就行动，开启了第一次的看房之路。看了又看，选了又选，北京中心区域的房子还是太贵。买房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是在首都。一直看到2007年年底，做房屋销售的老乡把他拉到了房山长阳，推荐起自己售卖的新楼盘——这里虽是北京的远郊，但刚好是刘一恒和张鑫在河北与北京之间往返的必经之路，卡在中间点。
新楼盘总高只有十几层，看完样板间，刘一恒提高了一点预算，定下一层带小院的三居室。他选的那个户型南北通透，明厨明卫，单价6千，当场交了3万元订金，并约定在年后交齐首付。
走出售楼处，夫妻两人对视的目光都有点恍惚——他们就这样在北京买了房。
回头再看，那是他们离北京置业最近的一次。
因前一年的房价过热，到了2008年，央行先后4次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地产专家信誓旦旦地说，房价已经来到了拐点，所有的媒体都在渲染，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近在咫尺……尽管刘一恒的工资并没有变少，可这些信息无孔不入地左右他的想法。他是一个特别关注时事的人，正因为学历不高，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多学多看，以此作为和社会的链接。
“再不买房，也许就真的买不起了。”
“房价这么高真的合理么？花光积蓄，房价万一跌了怎么办？”
两种声音就像电视剧里的台词，在他耳边不停地切换——房子将是他这辈子买的最贵的东西，可掏空所有家底去买房，真的对么？
忐忑中，还是熬到交首付的日子。到了售楼中心，节外生枝了：明明他们是加价买了一层，但当初销售承诺送的小院却没了。和售楼中心的人争论无果，摇摆的天平终于落定，刘一恒最终决定：退房。
开发商要走法律程序按合同追加赔偿，刘一恒找来那个老乡劝和，可最后也没拿回3万的订金。
奥运会的开幕式在北京如期举行，刘一恒和大多数人一样，沉浸于极致绚烂之中。午夜梦回，从回龙观的合租房醒来，脑子里的天平再次摇摆起来：一切都在变好，那套房子，也许不该退。
直到1个月后雷曼兄弟倒闭，漫天的乌云和滚滚的雷声才终于等来了预期中的大雨和风暴。这场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渐渐席卷全球，浪花打到了刘一恒身上时，他只看到了不再疯狂上涨的房价，他开始为自己之前的决定感到庆幸。
可事实上，如果他不关心这些国际局势，少看新闻，仅仅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反而不会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又或者他没有认识的熟人，被迫买下那套房子——年末，“4万亿”刺激计划落地，那一句“信心比黄金重要”，也为十几年后的今天埋下种子。
这便是风起云涌的2008年，刘一恒拿着为数不多的存款，百转千回。回过头来再看，在他身上，那一年其实并无大事发生。时代的风呼啸而过，轻轻扫过了他的脸颊而已。等他后知后觉再伸手，就什么都抓不到了。
2009年，电视剧《蜗居》播出。与两年前的《奋斗》相比，火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剧中，重点大学毕业的海萍买不起上海的房，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在剧外，已经怀孕的张鑫在出租房等待女儿的降生。
在那一年的房价面前，学历失效，人人平等。
临近生产，张鑫被当时的公司单方面解雇。走完劳动仲裁的流程，拿回赔偿款，她决定先做一段时间全职妈妈——她的工作一直不稳定，工资都不如保姆或者育儿嫂高，做全职妈妈，是这个普通小家的最优选。她也不觉得这算什么牺牲，事实上，普通人的生活法则，更多时候考虑的仅仅是性价比。
2010年，他们的女儿刘乐乐，在回龙观的合租房降生了。
为了照顾孙女，刘一恒的母亲从东北农村老家来到了北京，小小的两室一厅又要多挤下两口人。刘一恒在十几平米的客厅里，先后摆下一张1米5的双人床，和一张可以随时变成单人床的折叠沙发。到了晚上，乐乐和奶奶睡双人床，他弟弟睡沙发。
其实刘一恒也想过不再合租、把那个程序员的次卧给腾出来。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更苦更挤的日子也不是没有过，没必要花更多的钱，能省一点是一点。毕竟，他们还没有在北京买房。
那个程序员也没有介意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反而融入到他们一家人的喜悦之中。下了班，他同自己的表弟围坐在狭小客厅的餐桌前，和刘一恒一家五口一起吃晚饭。乐乐一天一个模样，所有人都在轮番教她怎么用勺子用筷子，期待着她赶紧张口说话。他们相处得像一家人，除了每个月的那点房租，刘一恒和张鑫没多要过程序员一分钱，甚至对方偶尔往家里买点菜，两口子也推辞半天，不想让他破费。
“谁家能在乎多添两双筷子呢？都是在外面漂的，都不容易。”
不久之后，程序员交了女朋友，饭桌上便又多了一双筷子。那女孩也喜欢这里，没有一个漂泊在外的人，能拒绝得了一口热乎的家常饭。
我曾问张鑫：“那个时候那么挤，你会不会特别渴望有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呢？”
张鑫几乎是脱口而出：“没有。”短暂地回忆了一下，她继续道：“租房子没什么，反正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买房。那会也不觉得挤，人多热闹，大家都喜欢乐乐。”
“那你和婆婆、小叔子相处得好么？”
“那个时候我特别感谢我婆婆，能过来帮我带孩子。就是我小叔子那会没找到工作，总待在家里玩游戏，我有点担心。”
没有想象中生活的捉襟见肘，也没有想象中婆媳间的鸡飞狗跳。一向顺其自然的张鑫，因为女儿的降临，变得更加乐观从容。她一直是按部就班的人，除了和刘一恒恋爱，人生就没有主动做过选择。
而成为一个母亲，是她人生里的第二次主动选择。她天生就有爱孩子的能力，她想象不到比成为妈妈更快乐的事情，她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乐乐健康快乐地长大。
可为人父母哪有她想得那么简单。乐乐一岁多时，她想重新工作，准备再过一年把乐乐送到幼儿园。可一打听，这才知道连幼儿园之间也有区别——没有房的外地人，没有资格进“物美价廉”的公立幼儿园，而私立幼儿园，不但离家远、价格高，环境还很一般。
张鑫越想越头疼，上幼儿园就这么难，那么之后上小学呢，再之后还有中考、高考呢？
当房子和孩子的未来挂钩时，房子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容身之所了。
在没有成为父母之前，张鑫觉得漂在北京，一直租房子住都不是问题。直到深陷其中又为人母，才知道日子不能继续这样走一步算一步了，得过且过行不通了。
成为负责的父母，绝不仅仅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那么简单。张鑫第一次渴望有一套房子，但这又不仅仅是一套房子，而是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光，是孩子日后上学的资格，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刘一恒的世界更为嘈杂。2010年年底房价触底反弹，打开那一年的新闻，多地出台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政策。回张鑫老家的路上，照例路过良乡，据说那个被他们退掉的房子旁边要修地铁了，房价也不出意外地开始蹭蹭往上涨。刘一恒有些后悔，当初就不应该退房，损失3万的订金事小，错过房价的上涨最为可惜。
没有后悔药，日子还是要向前看，刘一恒迅速开启了第二次在北京的看房之路。从三环看到五环，从城区看到远郊，从新房看到旧房……总感觉差点意思。要么房子不够好，要么手里的钱不够多。
对比两年前，他在买房这件事情上要考虑得更多。那时他已经积累了一些人脉，出来单干，负责承接一些公司的网络维护。赚得虽然多了，可没有公司托底，未来发展前景并不明确，换言之，就是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赚到这些钱。张鑫短时间内没工作，即便工作了，那点工资也不够干什么的。他们手头已经有了几十万，但若不贷款不上杠杆，房子的总价就不能太高。可母亲要帮忙带女儿，房子的居住面积又不能太小。乐乐明年上幼儿园，之后上小学，要不要考虑学区……想得越多，越买不到心仪的房子。
而和刘一恒一起来北京的老乡，已经在家人的帮衬下毫不费力地“上车”了。得知刘一恒也要在北京买房，老乡作为过来人，给了他一些建议：外地人在北京买房，不要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因为买房容易，户口难搞，身边大把在北京有房的京漂一族，孩子到头来还是要回老家上学的——要么为了孩子牺牲，选择夫妻异地，要么干脆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掏出所有身家买了房，背30年房贷，可孩子还是上不了学，一家人还是要分开……”刘一恒和张鑫边想着这个问题，边出入着一个个售楼处，任凭中介口若悬河地推销，依旧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
可房价并不会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刘一恒曾付下订金的那个房山楼盘，此时价格已接近翻倍，短短两年的时间，恨不得全款变首付。他们在北京摸爬滚打了10余年，一直很努力地赚钱，时时刻刻节省，攒下来的钱却怎么也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没有家里帮衬的人，每一步的脚印都要比别人踩得深。刘一恒的每一次选择，都仿佛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在犹豫中踏步，寸步不敢向前。
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2011年2月17日，北京调整了购房政策，外地人需要连续缴纳5年社保。刘一恒断过保险，而张鑫此时待业，根本没有保险，这让两人一下子失去了北京的购房资格。
售楼处，和他们一样错失购房资格的北漂们，有人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瞬息万变的政策面前，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被时代的火山灰击中，只能任凭无力感蔓延，直至成为一种恐慌：全国各大城市照这样一直限购下去的话，他们俩再不买房，是不是真的就再也买不上了？
他们记忆里的北京，不知道是从哪天起，铺天盖地般地塞满了楼盘广告：架起的天桥，商场最显眼的外立面，公交站和地铁的每一块广告牌，见缝插针，目不暇接。包括但不限于市中心的“尊享豪宅”，各种配套还在规划中的“刚需上车盘”，而河北、天津的开发商，信誓旦旦地承诺要“给北漂们一个家”。
刘一恒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地方见客户，往返的路上穿梭于这些广告之中，幻想其中哪个会成为自己的家，那是疲惫往复的生活里温暖并柔软的梦境。直到现在，他还记得中关村大厦上的那块广告牌，只要一抬头，就一定会看到。开发商的名字里就有“幸福”二字，广告语是短短六个字：创造美好生活。
夹在京津之间的“飞地”，河北廊坊的“北三县”，就这样向他轻轻招手，他犹豫着，还是走了过去。跨过了潮白河上的大桥，便从北京到了河北。除了孤零零的售楼处，目之所及是一片又一片的耕地，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
车子还没停好，就有中介围了过来。样板间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印刷精美的DM单，以及全国最野的中介。他们徒手就能在空气中画出公园、地铁、学校和医院，画出客户对未来生活的所有想象。他们似乎比眼前的客户还了解一个永远拿不到北京户口的北漂到底要什么。
最可怕的点在于，在2011年的网络上，几乎人人都在为这些中介口中的“大饼”背书，其模式类比莆田医院——你若质疑真伪，打开了搜索页面，将输得更加彻底。走出售楼处，张鑫看向长势喜人的玉米田，不免有些担忧——梦想中的“家”，此时连地基都没有。刘一恒安慰妻子道：“哪个新楼盘不是这样呢？”
刘一恒嘴上这么说，却还是迟迟没有行动，反而是他表弟提前在北面的燕郊安了家，孩子能就近上幼儿园，父母也能跟着住在一起，凡事都能搭把手。唯一的缺点是上班通勤时间太长，可正值壮年的他们苦一苦累一累，也是值得的。更何况，刘一恒东南西北地跑业务，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连通勤的问题都不存在。
第二次去售楼处，刘一恒掏出44万的积蓄，全款买下一套60多平米的一居室。中介劝他买大不买小，应该贷点款，可刘一恒却不为所动——孩子还小，事业也刚起步，他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他稳稳当当地走每一步。
2014年，一家三口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距刘一恒离开老家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女儿都快5岁了，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乐乐去了离家很近的幼儿园，张鑫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负责照顾乐乐，婆婆和小叔子不再参与一家三口的生活了。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刚需的学校修好了，几个大公园也陆续完工，崭新的马路够宽，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北京地铁东延，开车过去也只需要十几分钟，房价自然也跟着涨了一些……
不过，乐观的情绪在2016年的秋天戛然而止——乐乐竟被分到了村里的小学。刘一恒和张鑫到学校门口一看，心一下凉了：巴掌大的校舍，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据说老师也不够用，恨不得让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凑在一起上课。这里原本只是一个贫困县，谁也没想到一下子会涌入这么多外来人口，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北漂”二代着急入学，开发商建好的学校不够用了。
最让刘一恒和张鑫气愤的是，这里的小学在招生时，竟然也是先紧着有户口的本地人，而不是买了房的外地人。在北京，他们的孩子被“外地人”的身份拦在学校之外，在这个河北小县城的小镇上，他们的孩子竟然也要受困于“外地人”的身份……销售在5年前可是把配套的学校当成本小区的卖点，学校也明明是小区的配套设施，是为了业主而建的。这些被忽悠瘸了的外地家长们，只能发起一次又一次毫无意义的维权，最后沦为被踢烂的皮球，泄了气后自求出路。
刘一恒没有参加集体的维权，换成其他事，他也许会想要一个公平，最起码也得要一个说法。可孩子的事，首要的绝不是公平和说法，而是切实可靠的解决办法。
他拉上另一对关系好的邻居，直接去了学校。学校门口有保安，四个人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盯着车窗外紧闭的大门和门卫室构思了半天，才意识到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混进学校，甚至都不知道校长室在哪里，怎么能成功找到校长。
有些事光想没用，刘一恒推开车门，决定试试。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人是用来打破规则的。他和另一个孩子的爸爸，各自兜里揣了5千块钱，径直走到了门口的保安室，说要找校长，而保安竟然就给他们放了行。
俩人找到了校长室，敲开门，确定里面坐着的人就是校长后，就在门口小声地说明了来意。校长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放心”，便接过了两个爸爸递过来的红包。校长收钱的态度是那么大大方方，倒显得刘一恒和邻居很扭扭捏捏。临走前，两个爸爸抬眼再次确认门牌上的字——真的是校长室。
走出校门时，刘一恒有点恍惚，可好歹，他们的孩子有学上了。
曾几何时，刘一恒也是被规矩锁死的人。他喜欢大城市，喜欢这里的有序和公平。他单干之后，接触到更多的人，也看到了另一个他之前未曾看见的世界——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同样是外地人，同样没有户口，甚至他的孩子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差，可孩子照样去了国内的顶尖学府读大学。刘一恒没有打听过具体的过程，他知道这些事情对自己没有任何借鉴性。他自知能力有限，但总有强人有办法，也总有人能得到更多。
再往后，河北本地适龄的学生开始翻倍。为了抢学位，外来家长们只能想办法办理当地的户口，摆脱掉“外地人”的身份。业主群里除了“租北京车牌”、“代缴北京社保”的二道贩子之外，又新增一批“专门代办本地户口”的黄牛，价钱从几千到几万不等，难辨真假。
房子都买了，家长们怎么会为了这点钱就轻言放弃？
之后，更可笑的一幕出现了：学校依旧没有那么多学位，只能划片区，走正规途径上学的孩子既要有户口、又要符合片区——当然，还有不正规的途径，只要肯花钱，就能以“转学”的方式入学，但前提是，你不能有当地的户口，因为“本地人”不符合转学的要求。
这样，恰恰是那些花钱办了本地户口的家庭成为了炮灰。他们即便买了房，花钱落了户，孩子也只能去破烂的“村小”。每间教室里固定的座位永远都是那几十个，那么花了钱，通过“转学”入学的孩子，挤掉的又是谁的座位？
刘一恒很庆幸，他从来没有想过把女儿的户口迁过来，并早早就为乐乐做好了打算：拿天津户口，在天津高考。
其实2016年，刘一恒已经去天津看过一些房子了。房价还是贵。
他正犹豫时，张鑫提出了换房——当初因为不想贷款，他们选了一室一厅，家里客厅很大，刘一恒就把餐厅隔了出来给女儿住。最开始，大人孩子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乐乐上小学后，总会邀请同学来家里一起写作业，每次一进门，乐乐便第一时间把同学们招呼进家里唯一的卧室，然后重重地关上门。张鑫看着紧闭的房门，有时一关就是几个小时，门后时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张鑫决定换房——女儿大了，必须要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完全属于她的小小世界，而不是睡在餐厅。
去天津还是太早，刘一恒也觉得，不如先就近，把这个一居室换掉。
2016年的下半年，夫妻俩再次开始了看房之路。
他们的第一站是售楼处，可那一年房价再次暴涨，眼前的景象和几年前已是天壤之别：到处都是买房的人，甚至有外地的大巴带来整车整车的看房团，他们戴统一的帽子，仿佛在打卡A级景区。刘一恒兜了几圈也没找到车位，只能把车停在很远很远的路边。曾经他爱答不理的房屋销售，如今早已高攀不起，跟他们要张户型图都费劲。
刘一恒又转身走进了中介公司。二手房同样火爆，中介要么出去“带看”，要么挤在会议室忙签约，根本找不到得空的人。刘一恒亲眼目睹二手房的业主坐地起价，开口多要十几万，而买房的人犹如心甘情愿待宰的羔羊，只是短暂地犹豫了一下，便追着对方赶紧签合同……
眼前的一切都太疯狂了，即便刘一恒知道房价涨了不少，可依旧觉得不真实。
直到他询问自己的一居室能卖多少钱时，才有中介围了过来，热情地询问他是否卖房。还没等刘一恒点头，对方便调出了最新的成交价：120万——均价已接近2万。对比5年前的44万，房价已经翻了将近2倍。
当晚，刘一恒反复回味着白天发生的一幕幕，猛然发觉一切似曾相识。他清楚地断定，房价一定还会涨，并且在不久之后就会有相关部门出政策，他必须加快换房的脚步。
可惜他并不是一个有决断力的人。即便他的判断是对的，行动力也不够。他依旧边看边等，迟迟不能出手。好不容易看中了几套性价比还可以的二手房，还没等去谈价，房子就要么涨价、要么售出了。
患得患失的他再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路的四周，都是迅速崛起、高不可攀、密密麻麻亮起灯的高楼大厦……他接到了越来越多的中介电话，小区里也到处都是中介们忙碌的身影。明明这个县城晚上亮起的灯光寥寥，却有了一房难求的景象，以“天”为速度单位攀升的房价让人放弃了思考——那是彻底的卖方市场，中介竭尽所能地挖出有意愿卖房的业主，元旦一过，有体力好的中介小哥甚至挨家挨户地敲门，想在春节前最后冲一下业绩。
刘一恒好奇，再次询问起一居室的报价，中介小哥告诉他，小区同户型上一套的成交价是150万，并保证，“只要诚心卖，肯定比150万更高”，他自己手头就有好几个特别着急的顾客。
从2011年到2017年，满打满算也没有6年。房子单价从6千多一平，变成了2万3一平，总价从40多万，飙升到150万……得知刘一恒要置换，中介劝他一定要赶紧行动，最好先买后卖，因为房子一天一个价，每天都有毁约的卖家。
“不要买两居，直接一步到位买三居。多加点杠杆。现金贬值太快，物价都在涨。只有房子才是能抵御通胀的优质资产……”
中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老生常谈，可在那时那刻却让人无法反驳。刘一恒回顾自己在外奋斗的这些年——中介的话有错么？他不能再省了，出去跑客户他舍不得加油，只要不着急他就坐公交或者地铁。在外面一跑十几个小时，吃碗几块的拉面都觉得奢侈，从来不舍得加牛肉。他是不想冒险，他想按部就班慢慢来，可一年到头，钱每个月只能几百几千地攒，房价却成十上百万地涨……他有太多次机会了，如果当时没有退掉北京的房子，如果当时贷款买个大一点、好一点的户型，如果他敢上一点杠杆，如果他胆子大一点、冒一点点险，也许他也有机会撬动财富的大门。
他想起自己刚踏入社会的日子，那时只要肯踏实干，总会有收获。而如今，努力不再奏效了，这个社会在悄悄惩罚小心翼翼的人。
终于，刘一恒觉得自己想明白、也弄清楚了。可面对这么高的房价，他还是不敢轻易出手，他还在等。
一直等到2017年3月17日，北京楼市又一波新政落地。和之前每一次出政策一样，政策越严格，人们买房的热情就越高涨，环京的楼市也跟着被点燃了一把火。刘一恒和张鑫的一居室因为总价低成了抢手货，想买房的人在中介的带领下直接上门，甚至有人带着现金敲他家的门——这一次，对方出价已经高达178万，并且可以支付全款。在那一刻，刘一恒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把对方拒之门外。
刘一恒明白，自己还没有买上房，可房价却犹如坐了火箭一般往上窜。他不能犯之前犯过的错，当务之急是买房，而不是卖房。这种疯狂在2011年的时候他已经见识过了，那些因为新政失去购房资格、在售楼处门口痛哭的人，他记忆犹新。那种恐惧在之后若干年一直支配着他：也许再不上车，就只能永远被甩在车下，最后被车轮无情地碾过。
刘一恒终于不再犹豫了，他迅速瞄准了一套三居室。卖家要置换到北京，北京的房价涨得更快，对方比刘一恒更着急出手，价格也比较低。房子86平米，只需要199万，每平米单价2万3，由刘一恒承担中介费。算下来，光首付和中介费就需要60多万。
交完订金，刘一恒为了凑首付连夜回了趟保定。几天后便以4千多一平米、总价32万的价格卖掉了当初的婚房。从2006年买房算起，到2017年卖出，这套7万块钱的房子也翻了将近5倍。
但好运气似乎一直没有完全站到过刘一恒这边——他刚把那套婚房卖掉，2017年的4月1日，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就公布了。消息公布的同时，雄安执行了最严限购，张鑫老家的县城一下成了离雄安最近的地方，房价顺势翻了一番，从4千多一平米轻松涨到8千多一平米。
疯狂的脚步没有停下，所有人都在铆足马力加速，刘一恒也在其中。手上的存款加上卖掉婚房的钱还不够首付，他便和张鑫的姑姑又借了几万块。付完60多万的首付之后，他几乎没钱了，只能一边赚钱一边装修。
即便如此，当住进新房时，一家三口依旧难掩兴奋——三室一厅，全明格局，南北通透，前后没有一点遮挡，乐乐不但有了自己的房间，还有了自己的书房。
那套一居室空了出来，张鑫想赶快卖掉，但刘一恒却一点也不着急，出价的人越多，他越怕“卖飞”。他总算想明白了，房子从来都不是单纯用来住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等一切，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资源，以及背后的升值空间，才是房子的价值。房子是最大的投入，所以也必定是最大的资产。
2017年5月，刘一恒新房同小区的第二批业主开始收房。有一名操着南方口音的业主，一下子就收了27套房，大大小小的钥匙装满一个塑料袋。所有人都没有片刻的怀疑，认为房价以后也只会一直涨。
此时，又有中介找到了刘一恒，想趁着他还没有走完新房过户手续，加价买下这套三居室。刘一恒再次拒绝了所有买家，那套一居室也一拖再拖，待价而沽。他从未如此坚定地相信“房价永远上涨”的神话，他已经从购房者变成了持有者，也彻底成为钢筋水泥的信徒。
人们担心车门被焊死，以为这是最后上车的时间。想上车的人一致陷入疯狂，有人破窗，有人爬到了车顶，也有人钻进了向前的车轮之下。
2017年6月，为了抑制疯狂的楼市，廊坊也推出新政，购房者必须持有3年廊坊社保。这几乎将所有购房者拒之门外——选择在环京买房的人除了“北漂”，便是炒房客，他们都没有廊坊的社保。可依旧疯狂的中介和购房者还在想办法怎样逃过监管买到房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降临。
刘一恒在政策出台前刚好办完三居室的网签。接下来的购房流程，全部被新政卡住。那时他的心思全放在了新买的三居室上，根本没意识到，新政之后，他的一居室也许会无法脱手，置换链条也会出现断裂。
上车的门在一瞬间关闭，下车的门也悄悄地被一点点地焊死了。
赶在廊坊新政之前买房的人聚在一起维权，最开始，没什么人想过退房，反倒是害怕房子不卖给自己。人们早就学会了逆向思维，越是禁止的，越要逆风而上，越疯狂。
大家一次次聚在政务大厅门口，试图讨要一个说法。连续拖了几个月，既不能继续办理贷款，也不能过户。期间陆续有人调转矛头，去和卖家扯皮——明明是政策一刀切不合理，却轻松将矛盾转嫁到了个人头上。
每次维权，刘一恒都准时准点地出现在人群中。但那种被政策击中的无力感再次袭来，一次比一次强烈。他联系了前任房主，说即便不退房，也要一起想想办法，毕竟房子还没过户，总不能所有风险和损失都由他自己承担。
可此时，前任房主已经拿着他付的首付，在北京买了房：“我现在手头是真没钱，钱都用来交北京这套房的首付了。不瞒你说，我外面还欠着钱，要不咱们再一起等等。”
刘一恒办不了贷款，银行就不能放款，前任房主其实也只拿到了首付，大家都有损失。
好在后面维权的事情有了进展，只要在新政之前买房的人，经核实后就可以陆续办理过户。过户的难度的确变小了，贷款的难度却增加了。银行不明说，直接把刘一恒的资料退了回来。
多方打听后，中介给了新的方案：首先，房屋总价不能过高，购房合同调整到120万，其余的79万，要以差价的方式补给原房主；其次，由于是刘一恒和张鑫的“二套房”，至少需要支付50%的首付。
一番操作下来，这套三居只能贷款60万，首付则高达140万。也就是说，除了已经花出去的60多万，刘一恒和张鑫还差80万的缺口。
“当时要么退房——但想把掏出去的60万要回来，只能扯皮打官司；要么就去凑80万，起码房子就在眼前。”张鑫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跟我解释道。
钱根本不够，最务实的办法就是赶快卖掉那套一居室。有意向的客户不少，可政策越收越紧，执行力度前所未有的严格。中介提出，可以先签购房合同，只付三成首付，3年后等买家拿到本地户口后再过户——风险太大，刘一恒断然拒绝。
一筹莫展之际，张鑫的姑姑和妹妹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几天时间就给他们凑了60多万，连欠条都没打，就把钱打到了刘一恒的账户上。
因为家里有弟弟妹妹，亲生父母以前无暇照顾张鑫，张鑫从小就由姑姑带大。姑姑是个小学老师，还没退休，那30多万是她的养老钱。张鑫知道，即便是母亲对待亲生女儿，也未必能做到姑姑这样不遗余力地帮衬。虽然妹夫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但妹妹终归也是家庭主妇，自己不赚钱，能拿出20多万，也不容易……家人的帮衬自此成了张鑫的心结，欠的是钱，更是人情。为了快点还钱，张鑫决定重新工作，去北京通州的一家公司做了出纳。
前前后后付完新房140万的首付，贷款的60万银行却一直给拖着，不给办，也不给具体的说法。刘一恒忍不住跟银行的工作人员闹，人家就再次把资料给他退了回来，但总算指出了一条明路：“原则上，一家人在廊坊只能有一处房产。你们是夫妻，不能购买二套，除非不是夫妻……”
接下来的话业务员没明说。张鑫和刘一恒纠结了几个星期，还是回老家的民政局，领了离婚证。据说当年为了争取多买一套房的名额，很多人都拿着刚扯好的离婚证去售楼处。如今，他们俩也算步了后尘。那时有多不理解，现在就觉得自己有多可笑。
在2018年的年底，刘一恒的贷款手续才最终落定，利率5.15，浮动利率加0.5个点。但好在，那套三居室终于属于他们了。
几个月后，刘一恒就还了十几万的欠款。世界依旧欣欣向荣，刘一恒也很乐观，即便一居室不卖，他也能靠自己的努力在几年内就还完这些钱。
乐乐在新房里度过了愉快的小学时光，刘一恒和张鑫在能力范围内满足着女儿的各种爱好。无论是画画、跳舞、架子鼓，还是游泳、滑雪和攀岩，只要乐乐提出想法，夫妻俩都会让她去勇敢尝试，先报一个体验班，如果喜欢的话，就报长期班。周末，一家三口去博物馆，去烧烤，所有的时间都不闲着。爱孩子是一种天赋，为人父母能将这种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即便有欠款和房贷，那段时间也依旧是有“盼头”的日子。按部就班，勤勤恳恳，从不出格。人生似乎有一个既定的轨道，一家三口正携手走向下一个节点。
我曾问过张鑫，她对乐乐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可以，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赚的钱够自己花的。”她答。
似乎所有父母都不贪心，他们竭尽全力，不过是希望儿女成年后能拥有一个普通的人生。可将“普通”二字拆解后，首当其冲的还是稳定——不用担心毕业后没有工作，不用担心被裁员，不用担心发不出工资，不用担心变老之后社会将彻底没有自己的位置……具体到职业，也依旧是老师、医生和公务员，必须要考公或者考编。
事实上，在今时今日能够“上岸”的年轻人，基本都不普通。现实也很快再次击穿了刘一恒和张鑫的幻想——他们夫妻俩在家贯彻“快乐教育”，其结果也很直接，乐乐的成绩并不好。班主任找他俩谈话，示意要“早点为初中做打算”。夫妻俩有些错愕，女儿开学才上小学三年级，现在想这些会不会太早了？
可当他们打听了周围一圈人后，才发现“三年级”似乎已经晚了：
乐乐的同学A，老家在吉林，学籍从一开始就没有转到河北，而是准备回吉林上初中，父母也早早就在老家准备好了学区房。原来，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人口流失的东三省，竟是第二档的“高考洼地”。
乐乐的同学B，河北人，家里做生意，家庭条件很好，却选了最卷的一条路，玩命补课，竭尽全家之力考出好成绩，立志要拿到衡水初中的入场券。
张鑫的邻居C，从一开始买房，就是为了孩子就近上私立学校，“十二年一贯制”教学，一学期光学费就要5万元左右，学生和家长都得面试，通过率并不高——换言之，光花钱还不行，还得孩子大人本身就优秀。但那个学校太注重培养爱好，搞没用的素质教育，到了真正的高考也许没有优势，所以C打算等孩子念到了初中，再去天津。
而张鑫妹妹的孩子，比乐乐大两岁，此时也在山东某地最好的私立学校。山东高考难度大，他们打算让孩子日后去国外念书。张鑫的弟弟则为了孩子能在县城上小学，就算凑首付都费劲，也坚持还是要在县城买房。
他们当初都是口口声声要让孩子“顺其自然”的家长，可当孩子一天天长大、未来的压力摆到面前时，他们无一例外开启了闯关模式，准备在关键时刻各显神通。
刘一恒依旧打算去天津，但乐乐还小，一家三口的时光最宝贵，总想着“不如再等等”。这时，他的表弟却再次抢先，去天津武清买了房。表弟告诉刘一恒，天津的各种政策都在收紧，有可能以后连房子都买不了，更别说落户上学了。
刘一恒不放心，也趁周末去了一趟天津。中介告诉他，外地人要在天津买房必须是大专以上的学历，要么是持有证书的“特殊人才”——他和张鑫显然都不符合要求。
“政策每年都会变，来天津要趁早，最好赶在孩子上初中前。你们先想办法考证，搞定购房资格吧……”
在中介的建议下，相对清闲的张鑫拿起了书本，负责考“设备点检员”资格证。可张鑫从小就不爱学习，如今年纪渐长，记性也开始变差，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学着学着，她更觉得女儿小小年纪不容易，学习太累了……
不出意外，第一次考试，张鑫没及格，只能继续备考。但那会儿她还不着急——乐乐还小，一居室还没卖，他们手头的钱也不宽裕。只等3年限购过去，那套一居室一出手，才是真的规划去天津的时机。
一年后，乐乐升到小学四年级，离上初中的日子越来越近，张鑫也准备起第二次考试。
2020年年初，疫情来了，乐乐经历了第一次停课。起初，张鑫和所有人一样，觉得病毒只是生活里一个短暂的插曲，很快便会不留痕迹地过去。
最开始的几个月，张鑫仅仅是对网课有些不满——班主任要求家长按小时在家长群打卡，复盘每节课的内容，并修改孩子的作业，家长但凡做错一点，便在群里对其“公开处刑”。好脾气的她偶尔抱怨：“我知道老师的压力也很大，但我真的能力有限。之前最多批改作业，现在得跟着从头学……”
封城期间，批改作业早就成了家长的分内事，班主任还会像考核绩效一样行使监督权，每次布置完任务，要求家长要第一时间在群里回复“收到”。完美的牛马闭环，在一个个微信群里日渐牢不可破，家长们身不由己，也要强撑地摆出一脸热忱。工作和孩子，一时分不清哪个软肋更软。
刘一恒负责陪乐乐在书房上网课——这也是学校要求的。明明是在家，夫妻俩却忙得够呛。两个人从小也不怎么爱学习，未曾想，人到中年，却不得不重新捡起书本。特别是张鑫，还要和“设备点检员”的技能证书死磕。
谁也不知道，到底要有多少钱和时间，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
随着封控次数的变多，他们夫妻俩口头的抱怨变成了心里的恐慌。
先是张鑫的公司开始裁员。住在“北三县”，和通州的直线距离再近，也扛不住桥上的检查站，它会无差别拦住每一个想去北京的人。进京上班成了张鑫的头等难事，不过是几十米的路，要盖一个又一个章，领一个又一个证，才能通行。张鑫索性申请居家办公，领导对她更不满，把根本完不成的工作成倍堆给她。为了保住工作，但凡疫情有些风吹草动，她便住进公司附近的快捷酒店。
刘一恒让张鑫把工作辞掉，说反正工资也不高，每次这么折腾，钱没赚多少，还冒着感染的风险。乐观的他甚至还想随个大流，干点正经事：怀二胎。
张鑫当然不同意，部门新来的同事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有“大厂”经验，可也没找到多好的工作。至于要二宝，她更是没想过，她只想把最好的都给乐乐。无论是时间、爱和钱，她都没有一点剩余分给其他人。
到了疫情的第二年，刘一恒再也没有提过让张鑫辞职，也不提要二胎了。本来业务蒸蒸日上的他，被困在家里出不去，客户不满意，他就只能在电话里道歉。事实上，客户的日子也不好过，陆续有人关掉了公司，回款都成了问题。刘一恒开始担心起未来，却只能在电话里讨要欠款。
而乐乐马上就要上小学六年级了，再过一年就要上初中。可各种资格证考试再次因疫情被迫取消，夫妻两人依旧没有拿到天津的购房资格。张鑫的失望和愧疚尤其明显——她拿出人生第一次大考的姿态去准备，到头来上考场的机会却没了。看着还在上网课的乐乐，她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女儿。她频繁的头痛、颈椎痛，身体上的煎熬反倒让她更加坚定：一定要为女儿扫清障碍，不能让她日后卡在学历上。
夫妻俩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还是不能去天津，就让乐乐先在家门口念初一。可陆续就有传言，人大附中停工了，但谁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毕竟，依托学校而建的学区房还在热卖中。
刘一恒和张鑫去了工地现场，主体建筑只差封顶，却不见到半个工人，只有戴着口罩的中介在工地外热情地拉住了他们。中介一开口，便介绍起眼前建了一半的学区房，并信誓旦旦地承诺，最多明年一定招生……刘一恒算了算时间，无论学校烂尾与否，乐乐都和这所学校无缘。
那时只要打开邻居群，满眼都是焦虑到绝望的父母们。烂尾的学校，让奔着学区买房的家长愤怒，可愤怒又找不到一个出口，只能在邻居群里叫骂：“要不是为了孩子，谁来这个破地方！”
后悔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一开始就没去天津买房呢？可是去天津的话，上班通勤怎么办？翻来覆去，问题还是那些，从始至终都没有被解决。不远处的天津，似乎成了“北漂”父母们的唯一救命稻草。可网上出现的“天津最美女教师”辱骂学生的视频，每句话又都在刺激着家长们的神经：
“以往送到我们班的学生，家长全都是当官的。要不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事业单位的。你妈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爸爸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别怪我瞧不起你，我告诉你，XXX他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五十年挣得多。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你们能一样吗？你反思一下你们的家长，有多少素质？”
群里的家长们只转发，却不评论，似乎都怕被代入其中。贫穷早已成了原罪，想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的父母，最终学会了弯腰和闭嘴。
张鑫对女儿去天津上学的事情第一次有了动摇，她担心女儿作为“外地人”会受到排挤。刘一恒则提到了日本的“轮岗制”教学，并痛骂国内的学区房制度：一个讲究公平公正、鼓励所有人奋斗的社会，教育资源更应该被公平地分配，而不是和房子户口挂钩……
封控中，又一个冬去春来，小区门口的梨花终于开了。
2022年春天，廊坊下发文件，全面取消早已名存实亡的限购。中介的身影再次活跃于刘一恒他们小区里，向前来购房的顾客介绍那依旧没有封顶的学校。至于学校到底烂没烂尾，谁都没有答案。
那套一居室也终于有人出价了，可报价只有85万。中介说，只要他们同意，对方可以马上签约。
从178万到85万，不到5年的时间，房价整整差了93万。尽管此时“北三县”房价腰斩的故事已屡见不鲜，但只有自己成为故事的主角时，才能知晓其中滋味。
尽管难以接受，张鑫还是同意和买家见下面。毕竟，接下来在天津购房需要钱，还清负债更需要钱。这两年，钱越来越难赚，她和丈夫再也没有还过家里亲戚一分钱，压力越来越大，如同一块压在心里的巨石，让她无法喘息。
结果，夫妻俩第一次产生了分歧。刘一恒却坚决不同意卖房。以他的判断，疫情结束经济复苏，房价一定会反弹，现在卖就是卖在了最低处……最终，刘一恒说服了张鑫：等有了天津的购房资格再考虑卖房，反正现在家里也不着急用钱。
小学结束的那个暑假，除去在香港旅行的一周，其余时间，乐乐几乎一直在补课。刘一恒和张鑫原本不打算“鸡娃”，可无奈身边的家长全部抢跑，早就让孩子提前学起了初中课程。乐乐的班主任也三番五次好言相劝，总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英语，人家天津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设了，而河北要到了三年级才开设。
这便是现实的魔幻之处：一边是“双减”，一边是“五五分流”和更贵的补课。乐乐拖着疲倦的小身板抱怨：“大家都太卷了。”而之后的日子，没有最卷，只能更卷。“卷”这个字，也似乎成了乐乐的口头禅。
2022年的秋季，乐乐回到了河北老家，去县城的重点初中就读，暂住在张鑫的姑姑家。张鑫和刘一恒继续住在“北三县”，工作依旧在北京。
挣扎了十几年，到头来，女儿还是走上了“留守儿童”的路。
最开始，张鑫还能安慰自己：乐乐不在家，她终于能歇一歇安心干点自己的事了。可不到一个月，她觉得自己的心被掏空了，她太想孩子了。于是，每个周五都成了她最期待的日子，前一晚她便收拾好行李去上班，下班后直奔保定老家。周一则成了她最讨厌的日子，凌晨5点半起床，乐乐还在睡梦中，张鑫就守在床前安安静静地看着。她感叹时间太快，曾经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快要比自己还高了。
周一回北京上班的路最是漫长，早晨6点，先开车到保定的高碑店火车站。车站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比北京地铁的早高峰更早，也更拥挤。即便这样，还要拼运气抢票，不然只能坐无法保证时间的城际大巴。
天气转寒后，张鑫会在等车时买一碗紫菜蛋花汤。刘一恒嫌贵，从来不喝，她便只买一碗。碗里升腾起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雾气后，是一张张陌生的、失去表情的脸。
列车一路向北，华北平原上到处是高耸的烟囱，不间断地吐出滚滚白烟。抬头，是初冬只剩灰调的天空。车厢里挤满了还没睡醒的人，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是这个省的“中心”——不是省会石家庄，而是北京。河北的存在感并不强，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呵护心脏一样，把北京环抱。这个道理，张鑫从小就懂。河北的地理面积是18.88万平方公里，是北京和天津的十几倍，但唯一的“985”属于“联合办学”，而两所“211”，一个是“分校”，另一个则直接建在了天津——张鑫的表妹就在这个学校念的本科，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天津。
这一年的冬天对张鑫来说，远比星期一的早晨更加漫长。小区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封控，她既上不了班，也回不了老家。单位又出了一批新的裁员名单，因为工资最低且工作年限相对长一些，她幸免于难。
和乐乐视频，屏幕那头的女儿也难掩疲惫。尽管才初一，可早晨6点10分就得起床去上学，晚上8点放学，一日三餐都在学校。乐乐吐槽学校的饭难吃，即便饿了也不能在外面买，连家长送都不行……乐乐在电话那头不停地说着，直到姑姥姥来催。挂电话前，孩子反复询问，周五晚上是不是就能见到张鑫，她想爸爸，但是最想的还是妈妈。
张鑫挂了电话，眼泪就掉了下来。刘一恒安慰她，应该庆幸孩子回了老家，要不然成绩只会越拉越大。
不过，突如其来的高压教育让乐乐吃不消。一日在课堂，她没有回答出老师的提问，便站到了下课。回到家，女儿和张鑫视频，语气里充满了不解和担忧——如果老师不让她坐下，那是不是就不能坐下？但如果她一直站着，会不会影响后面的同学听课……
张鑫开始失眠，有时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她环顾这个重金买下的三居室，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同时被困住了。
和张鑫一样被困住的母亲还有很多，她们的心时刻被远方的孩子牵着。远方的一点风吹草动，她们的心就会被攥紧。我们也曾看到过另一个邻居在业主群里求助：她的孩子在衡水读高中，发高烧了，全身起大片的红疹。她却在犹豫要不要把孩子接回来，担心这一来一回，影响期末考试的成绩……没人能劝解她，就像没人能说清，前途是不是比命还重要。
乐乐的学校陆续有人发烧了，刘一恒决定两地通勤。为了节约成本，他会顺路捎上人，赚点路费。
一次周五，赶上大雪，刘一恒和张鑫回保定，原本没打算拉人，好不容易绕路到了高速口，却遇到了大堵车。路滑不好走，车子几乎不动，张鑫担心封高速，那样的话，她今晚就见不到乐乐了。
就在这时，一对母子拍了拍他们的车窗。刘一恒摇下车窗，得知那娘俩要去另一个县城，这会儿根本找不到车，手机也没电了。他们并不顺路，但刘一恒看了看那个比乐乐还小很多的孩子，便让他们上了车。
张鑫调高了一档空调，雪停了，车里也回了温，陌生的他们毫无防备地聊着天，如同好久没见的朋友。那对母子也是“北漂”，母亲在北京上班，孩子就近在“北三县”念幼儿园。孩子的父亲原本也在北京，年初丢了工作，便去河北涿州做小生意，周末是一家团聚的日子，孩子想爸爸，每天都盼着周五……
也许是天气太冷，那个母亲的手机在车载充电口充了好久的电才开机。联系上家人后，刘一恒把那对母子放在路上的服务区。走之前，一向节省的他怕那个母亲的手机再关机，执意把充电宝送给了他们，说什么也没留一个寄回的地址。
回程的路上，刘一恒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好累啊。”
那个冬天，张鑫印象最深的便是这场大雪。那天回老家的路特别漫长，像是一场疲惫的、醒不过来的梦，直到车子开到姑姑家小区，她缓慢地打开家门，看到站在门口不肯睡觉、一定要等到他们回家的女儿。乐乐一猛子扑进了张鑫的怀里，张鑫这才醒了过来。
2023年年初，疫情到了尾声，张鑫终于拿到了“设备点检员”资格证。可她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更没有庆祝，心中压着的那块石头，反而更沉了。
有了在天津的购房资格后，夫妻俩再次去找中介。此时那套一居室的成交价已不到80万。房价不但没有涨，反而一直在阴跌，但最为致命的还不是房价在跌，而是根本没有成交，量价齐崩，都在历史的冰点。
中介建议他们，如果想成交，就直接挂最低价，起码要比上一套成交价还要低。刘一恒觉得中介在胡扯，坚持要留一些还价的空间，最后以90万的价格把房子挂了出去。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个“带看”，只有别的中介偶尔打来电话试探，先问75万卖不卖，再问70万卖不卖。“有客户你就约见面，见面后再聊。”中介轮番的骚扰电话让刘一恒不堪其扰，他开始从内心排斥中介，怪他们两头压价，不起好作用。
刘一恒决定还是再等等，毕竟疫情已经结束了，按理说房价怎么都会涨起来。但事与愿违，3、4月份的“小阳春”很快过去了，连中介的骚扰电话也渐渐没了。
真正感到危机来临，是在2023年的6月份。
一年前，刘一恒承接了一家代运营公司的网络安装，从办公电脑到服务器，花费超百万。可仅仅一年的时间，这家公司便倒闭了。他最后去现场，偌大公司只剩空荡荡的工位。他将电脑一件件地拆卸，最后打包运走……之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倒闭，二手设备太多，他甚至不再回收。
人去楼空，时代的东风就这样消散。总有抓不住风的人，在下一程的风雨里，不知该去往何处。
乐乐已经念初二了，夫妻俩心照不宣——再不做出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刘一恒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只是这一次，脚下再不是开阔平坦的马路，而是一条细细的钢索。
丈夫所有的难处，张鑫全看在眼里：赚钱越来越难，手头的房子却越来越不值钱。他从来不多花一分钱，省了又省，不能再省。他也很努力，这么多年从无到有，用心维系每一个客户，凡事亲力亲为，一切都靠自己打拼。可如今，现金流基本断掉，打开账单，只有负债……
张鑫想，要不算了，别再执着去天津买房了，可看到乐乐，又觉得自己亏欠女儿一个未来。
乐乐期末考试，全班第15名。在初中之前，她的成绩一直在中下游，因为基础差，初一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成绩垫底。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乐乐就把成绩追赶上来了。孩子早已默认，“未来就是卷出来的”，想要好成绩，除了卷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乐乐的班主任告诉张鑫，班级里最努力的两个学生，一个是从北京回来的，常年占据班级前三。另一个就是乐乐，成绩也是一次比一次好，每一次都有惊喜。这俩小姑娘是名副其实的“卷王”，也许是因为她们比其他同学看见了更大、也更残酷的世界，所以她们小小年纪，却更现实，也更有拼搏的动力。
同样，乐乐的班级里，已经有一些差生辍学了，他们学大人那样抽烟喝酒谈情说爱。乐乐觉得他们很可怜，也许是跟父母学的吧，但真实的成人世界并不应该是那样堕落的。
乐乐喜欢旅行，张鑫和刘一恒也会把旅行作为对女儿的奖励。可乐乐的大部分同学，最多也只是去趟北京，父母不愿意花时间、更不愿意花钱领他们去看世界。孩子的义务就是学习，这便是这个小县城的共识。回到县城读书后，乐乐很庆幸自己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一直在帮自己去看更大的世界。
这其实也是很多“北漂”父母的共性，他们自知能力有限，无法像北京本地父母那样给予孩子更多，便总觉得亏欠。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把孩子托举到最高的位置，只希望孩子能踩在自己的肩膀上，有更宽更广的眼界。
面对无法打破的僵局，张鑫想放弃去天津，提出回高考相对简单的东北，也就是去刘一恒的老家。可刘一恒想都没想，立刻言辞激烈地拒绝了。他回想起在北京奋斗了这些年，想起那条来时的路，太过崎岖，太过漫长。他用了几十年才走了出来，他不想回去，更不想让女儿回去。
那次跟张鑫争论完的第二天，刘一恒便独自开着车，再次踏上了去天津看房的路。
天津有大把大把的二手房，对比巅峰时期，很多地方的房价也接近腰斩。但学区房依旧金贵，并有森严的学区划分：“上三区”、“下三区”、外部远郊县区……光听名字，就能窥见其背后那条长长的鄙视链。所谓生而平等，也只是相对平等。学区房更是如此，当等级区域已经形成，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自己的位置，最终对号入座。刘一恒一直觉得日本的教育资源很公平，可后来才知道，日本的确没有学区房，但日本房价越高的地方，就自然形成了越好的学区。刘一恒当然想给女儿更好的教育，可好的教育就是那么昂贵，让人望而却步。
单位的裁员名单上最终还是出现了张鑫的名字，比起女儿的未来，她更担心自己的当下。
为了保住工作，她甚至想过主动降薪，不仅是为了每个月那几千块的工资，她更怕社保和医保断缴。她已经40多岁了，在职场上，从年龄到学历没有任何优势，可离退休的年龄又差得还很远。
她和刘一恒的父母都是农民，老人们辛苦劳作了大半辈子，熬到老，一个月象征性的几十块养老保险，只是杯水车薪。手头没钱，生活毫无保障，若不想给儿女添负担，只能一直想办法找活儿干。他们的世界没有体面的退休，必须干到再也干不动的那天。
张鑫和刘一恒不想有朝一日成为父母那样的老人，他们害怕给女儿添麻烦，所以养老保险是他们的底线。刘一恒单干这么多年，也一直挂靠着公司，自己缴纳保险。从最初每个月几百块，到如今每个月的2千多，压力再大，也是他最必要的支出。
度日如年的一个星期后，部门的年轻女孩竟主动提出了离职，张鑫被动留了下来。
“其实她早就不想干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下家。她有学历，既没结婚，也没买房，还没有孩子，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张鑫先是感叹那女孩想得开，然后补了一句，“我甚至想过，以后乐乐长大了，我也不逼她结婚生小孩，太累了，没意思。我就希望她开心一点，凡事也能想开点……”
不能继续“卷”的想法也只是一闪而过，乐乐初二的寒假，依旧被补课填满。
“双减”政策在明处，一小时400块的补课在暗处。孩子累，家长更累。每次交钱的前一晚，刘一恒都会因焦虑而无法入眠。无法开源、只有节流的生活，每时每刻的每个细节里都充斥着舍不得。可这一小时花掉的400块，你不舍得，有的是父母舍得。你不去，后面有大把的学生家长在排队。“五五分流”是悬在孩子头上的一把剑，中考的倒计时早已嘀嘀作响。高中课堂里的座位是有限的，无法创造座位，就要去抢属于自己的位置。升学率也从来不是什么分数，而是一个人打败另一个人的结果。
谁都知道社会上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没有成为父母的人，大可以轻飘飘地说一句，“不如去职高中专”，“不如去学一门技术”，仿佛不上大学就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说这些话的人，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进过一次工厂，更不可能在流水线上待过，哪怕一秒。
向下的选择，从来都不是选择。张鑫也并不是想替女儿做选择，他们竭尽全力，只不过是帮孩子争取一个可以选择的权利。
有一次，乐乐发烧到38度，边哭边写作业。张鑫想让孩子停下来，休息一下，可乐乐却擦干眼泪，用平淡冷静的语调来宽慰她：“大家都很卷，你不主动卷自己，就只能被别人卷。”
张鑫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是喜是忧。她没有办法给女儿的明天兜底，摆在一家人面前的也只剩努力这一条路。现实的压力从未消失，乐乐的轻松和快乐，也许要等长大后才能到来？
乐乐的寒假过完，张鑫见刘一恒依旧维持现状，没有任何行动，便找姑姑来游说。在长辈面前，刘一恒说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他看房已经半年有余了，房价越跌越不敢下手，担心自己买在半山腰。
“只要乐乐能上学就行，房子过几年之后跌多少我都认了。”张鑫把话撂下，可却没有办法做到掷地有声。毕竟，钱不是自己出的，日后家里还贷的主力也是丈夫。
姑姑立刻调停。她是小学老师，对老家县城的升学率也非常了解。现在全河北省都在“掐尖儿”，以乐乐的成绩，别说上好大学，连上个普通本科都难。她手头还有十几万，可以先借给他们，也不着急还。
刘一恒表达了感谢，几日过去后依旧没有行动。张鑫忍不住再次追问，这才知道，现在家里是真没钱了。
在顺风顺水、有钱有闲的日子里，谁都会做好人。可生活是一张账单叠着另一张账单，睁眼还债、闭眼还钱的时候，谁又都难免心存怨念。
刘一恒跟张鑫算了一笔账，每个月固定的房贷将近4千，乐乐的补课费均摊下来就要几千，水电燃气、物业取暖又是几百，每个月还有吃穿行，这都是必要支出。女儿平日里虽不计较吃穿，可她喜欢旅行，去一次香港小1万，上海杭州西安，随便一个地方也得几千。亲朋好友礼尚往来，头疼脑热的一些意外……月初是京东白条和支付宝花呗，月中旬是信用卡账单，每个星期都逃不掉“还款日”。这还没算当初买房跟亲戚借的钱，如今效益不好，他不知道要还多久。
刘一恒其实早就看中了天津一个带学区的“老破小”，价格100万出头，首付20万，每个月还贷将近4千。可就是这4千，如今已然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
他越说越难过，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错，明明他和妻子两个人都在很努力地工作，很节省地生活，却还是让生活千疮百孔，窟窿总是堵也堵不完。
决定权最终交给了张鑫。她每个月工资到手只有6千多，通勤花销占了大头：工作日每天往返20块，每周跨省通勤将近200块，合计1千块左右。如果再扣除每个月2千块的房贷，她只剩最多3千块可以支配。但生活是笔细账，吃穿她还可以再省。
几乎没有犹豫，张鑫答应刘一恒，可以共同负担天津学区房的房贷。
首付加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姑姑借给他们16万，剩下的10万块，刘一恒东挪西凑，最后只能用信用卡套现。张鑫并不知道具体的缺口数额，也不敢细问。这么多年，他们两口子一直是两本账，张鑫只记着欠娘家的钱。疫情后的第二年，刘一恒生意经营困难，他们没有继续往家里还钱，到如今，反倒是又借了一笔。
房子位于天津南开区，是一居室的步梯“老破小”，不算顶级学区，但也挤进了“上三区”的行列。为了周末能挤下他们一家三口，只能在卧室放一张上下铺。张鑫也没耽搁，把自己和乐乐的户口马不停蹄地落到了房子名下。
一切尘埃落定，张鑫再次提出了卖房。未曾想，刘一恒依旧不同意：“现在是完全的买方市场，不是卖房的好时候，大家都在跟风卖，有些人简直就是在无脑砸盘……”
张鑫这才知道，原来刘一恒的亲弟弟在上个月也在“北三县”买了房，就在隔壁不远处的小区。同样的三居室，只用了100万出头——而2017年，他们买这套房子时，总共花了200多万。
短短7年，房价腰斩，一切让人难以置信，张鑫追问道：“咱们那套一居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最新的成交价最多只有55万。”
刘一恒的话音落下，张鑫的心也跟着一沉：7年前，有人拿着现金，出价178万要买的房子，如今却只值55万，岂止腰斩！而这55万，已经不够填平他们欠下的账。钱无论如何都是要还的，可到底要怎么还？张鑫彻底没了主意。
刘一恒安慰妻子：“一居室没有贷款，租出去，每个月租金800，一年下来也有将近1万块的收入。但如果房子卖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再说，桥马上就要通了……”
他口中的桥，早在小区规划之初就存在于开发商的沙盘之上，也刚好就在这套一居室的旁边。10年都快过去了，那座桥才开始修，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
一条潮白河，把这座小县城和北京隔开，同时也隔出了两个世界。在河东边安家的人，心里总是有点念想：一个地铁站的立牌，一个学校的招牌，到如今，是一座桥。
可这些话已经不能说服张鑫了，若之前卖掉房子，足以平掉欠家里的账，但今时不同往日，房价一直在掉，欠下的钱却没有变少。房产在贬值，而债务却不会消失。
但这一次最终的决定权依旧在刘一恒的手里：当初两个人办假离婚，每人分了一套房。这套一居室挂在刘一恒名下，张鑫并没有处置权。
乐乐到初三才能转学，天津的“老破小”还没住进去，房贷却如约而至。
张鑫的工资还没到手，刘一恒便跟她要钱。结婚这么多年，这是刘一恒头一次张嘴跟妻子要钱。张鑫知道他的难处，首付缺口的那几万，当时是他一边来回倒账、一边催要客户的欠款。之前丈夫接活儿还会垫资，到了今年，必须要拿预付款才开工。
给刘一恒转完2千块，在空荡荡的三室一厅里，张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之前她总觉得一生还很长，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隐约有所期待。才短短几年，如今她只觉得一生也就那么长，日子怎么都得过，结局能有多大的差别呢？
即便是买了学区房，张鑫也没有期待乐乐会出人头地。他们自己没做到的事情，怎么能奢求孩子？她唯一的愿望，是孩子能吃得好一点。现在的初中食堂，伙食实在是太差了，孩子那么瘦，有时候还会饿得胃疼。学校又不允许父母送饭，理由是“不安全”，要求一日三餐必须都在学校吃……这么离谱的规定，却可以一直这么离谱地延续下去。
还贷的日子熬到7月，乐乐又要交暑期的补习班费用了，一共需要8千多。
缴完费，刘一恒如同祥林嫂般终日倒苦水：他太累了，每天睁开眼就是钱，一笔又一笔的账。每天又要花几个小时通勤，又累又赚不到什么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休息一下……
除了钱，还是钱。刘一恒像一根绷紧的皮筋，随时都会断裂。可张鑫却没有什么办法，唯一能做的，是保住每个月6千块工资的工作。
可终究还是有撑不住的时候。1个月后，刘一恒第一次要走了张鑫所有的工资拿来应急——有一笔借款就要逾期了。可之后，他却再也没有提到这笔钱，还要求张鑫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他，由他统一管理。
夫妻俩为此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在相互责怪抱怨过后，生活还是要在一片废墟里重建。
“把那套房子卖了吧，我不想你这么累了。卖房的钱，先把你欠的账平了，手头再留一些活钱备用，过日子总不能天天想着填窟窿。之后看剩下多少，先还给我姑一些……”
张鑫说完良久之后，刘一恒才终于点头。
其实这原本就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刘一恒心里明白，可就是不甘心。几个月前，他的表弟在天津的河西区又买了一套学区房，之后便准备卖掉武清那套——当初花了147万的房子，如今只能卖70多万。即便表弟的背后有“六个钱包”，生生硬抗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得认命，以65万成交。
8月底，两人再次去了中介那里，可那套一居室最新的成交价只有40万了。隔壁小区，户型更好的一居室，甚至39万就卖掉了。距离上一次询价，仅仅过去了5个月，房子竟然又跌了15万。
他们无法再用“大不了就租出去”的话来安慰自己了——一年的租金满打满算还不到1万块，除去取暖费和物业费，那点租金简直没眼看。如今房子的总价也不过是40万，还有多少个15万可以跌？
买房的时候，刘一恒觉得房子不过就是一个又一个水泥盒子，价格再高还能高出天际么？结果，他赚钱的速度永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一次次被甩到了车下，被时代迅速向前的车轮无情地碾压。如今，轮到他卖房了，他想着钢筋水泥怎么也有个成本价，再低又能低到哪里去呢？结果是，他赚钱的速度依旧抵不过房价下降的速度，他曾经以为自己上车了，结果发现，车上早已空空荡荡……
连中介都劝他们两口子：如果不着急用钱，就再等等。现在已经不是成交价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客户。即便有潜在的买家，人家也会观望，等捡漏——空着的房子实在是太多了。
国庆节那天，万众期待的桥终于通了。与此同时，北京的“930新政”适时加热，让这个环京小县城的二手房市场出现了久违的热闹场面。
拗不过张鑫的催促，刘一恒几乎是被妻子押去了中介公司，被迫在第一时间把房子挂了出去。刘一恒告诉中介，他心里的底价就是50万，低于这个价就不卖了。
此时中介的门店里人头攒动，风风火火的“带看”络绎不绝，也有正在签约的双方业主。刘一恒心里再次生出一丝希望，2008年和现在的情况几乎一样，大家一致地唱衰，买房不叫“上车”，而叫“接盘”……但只需要几条政策，就瞬间反转，从此一房难求，房价一路高歌猛进。他就是那时被甩下了车，如今卖房，会不会又倒在了黎明前？
很快就有了意向客户，报价只有44万，刘一恒坚决不卖。
但其实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张鑫的心理价位，让她更加意外的是，这么快就有买家出价。也许真如刘一恒预料的那样，房价有一点反弹？
张鑫等不及到下班，当下立刻打电话跟刘一恒沟通：不要加价，赶紧成交就行。刘一恒觉得价位还是太低，让张鑫不要着急。张鑫怎么可能不着急，一个下午，她在工位上坐立难安。下班后她便去找刘一恒，要当面劝丈夫签合同。
让张鑫再次感到意外的是，买家当晚居然就同意加价，最后把价格提到了45.5万，并且是全款。即便如此，刘一恒还是觉得少。
对方是一对北京的老夫妻，北京的房子准备留给孩子，自己搬到这边养老。早在前几天，他们就看好了同小区的另一套一居，临近签约时，卖家因为“930新政”临时涨价毁约了。另外看好的一套备选，房东也以“人在国外”为由推辞见面，说白了，就是想随时涨价。于是，老两口有点慌了——此时此景何等熟悉，他们害怕房价就地起飞，只想着赶紧定下来。
买卖双方都有自己的顾虑，中介却以迅雷之速把签合同的时间安排在当天晚上的9点。
张鑫的心又体验了一回过山车：上午她还在担心房子卖不出去，下午则担心卖家跑了，到了晚上，竟然就要签约了。一切都太快了吧？她开始担心刘一恒变卦，怕他临时再不肯卖房。
到了中介的门店，张鑫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刘一恒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抗拒，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攻击性，他根本不想卖房。
他坐在桌子前，手里攥紧一次性水杯，把这套房买卖的每个节点说了一遍：当年他花光了所有积蓄，44万全款买下了这套房；曾经有人拿着现金，出价178万；即便是疫情期间，也有人出价85万；年初，这房子也能卖到55万呢，现在桥通了，房价为什么又跌了这么多……要不是在天津买了学区房，这套房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卖，再坚持坚持，房价一定会回暖的。
众人脸色愈发难看，张鑫不敢打断情绪上头的丈夫，只好默默发微信，让他不要再说了，赶紧签约。未曾想，刘一恒直接扣过手机，并当众给张鑫难堪，让她有话直说，人就在面前，别发什么微信。
刘一恒继续说着，旁若无人地重复着那些过往：他花了200多万买的三居，如今最低的成交价不到70万，那些低价卖房的人可能是疯了。现在不过是大环境不好，周期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也许应该再等等。
大家一开始还在劝他，到后来，中介带着那对北京的老两口离开了谈判桌。
张鑫始终不发一言，她懂刘一恒此刻的失控，根本不敢刺激他——对别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个数字，可对刘一恒而言，那些数字是他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过的前半生。
终于，刘一恒停下来了。因为整个房间只有他们两个人了，世界在此刻也一同回归沉寂。
“把合同签了吧。房子卖了就有钱了，起码暂时不用那么累了。”张鑫劝道。
刘一恒张了张嘴，却没继续说话。从进屋之后，他一口水也没有喝，嗓子都干了。抿了抿嘴唇，他松开手里的一次性水杯。
那套一居室最后以44.5万成交。
办理过户手续时，张鑫找出当时的购房合同，房款44万。算上自己住了几年，还有一些租金，不能算赔钱。但回想这整整12年，真如同一个轮回。冥冥之中，似有了些“一切归零，从头开始”的暗示。
房款到账，张鑫立刻在手机里删掉了贝壳APP——从此以后，房子是涨是跌，和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她后悔过太多次，深知后悔没用，索性走一步看一步。
她开始考会计师资格证，自嘲年纪太大，记忆力不够好，有时间便去看中医，希望能求一些健脑、增强记忆力的药。吃苦耐劳依旧是普通人的必选项，而努力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只是这一次，她不敢只卷孩子，更要卷自己。
时代变了，努力也许有用，但方向更重要。如果努力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呢？她不想让孩子去试错，只能再次从自身挖掘一些可能性。
刘一恒拿到了房子的全款，转头就要交一笔女儿半学期的补课费，68节课，共计3万5千块，折算下来一节课500多。这已经算是最优惠的价格，张鑫同事的孩子在北京上同样的补习班，一节课要800多不说，还要各种托关系才能去。
交完钱，刘一恒终于缓过一口气——也许等乐乐上了大学，自己就能轻松了。他一定要开着车自驾旅行，漫无目的地到处走、到处转。再等一等，熬一熬，最多也就是3、4年了。
张鑫从不反驳他，只能在心里苦笑。她算了一笔账：3年后，他们又能还多少欠款，贷款又还剩几年？他们原本计划是等乐乐考上大学，就卖掉天津的房子。可面对瞬息万变的政策，到时候房子是否可以如期脱手？普通人的计划，也只是计划。
不知何时起，张鑫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条单行道，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中间是否还有难以逾越的沟壑，她不得而知。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为人父母，不能就地躺平，必须要主动卷进时代的洪流之中，至于能否一直逆流而上，都交给命运。当未来不再确定，走一步看一步，是大多数人的默契。
刘一恒依旧在计算着女儿长大的时间，眼前的中考，之后的高考。在他的计划里，乐乐最好去考公考编，赚的钱少一点没关系，但一定要稳定。除了稳定还是稳定，稳定便是最大的保障。要“上岸”，要“上车”，这便是普通人的上限。在这条寻求安稳的路上，一不小心，就已走过了前半生，甚至还需要上一代人去奉献一生。
乐乐很懂事，即便放学比原来早了，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坐在书桌前，丝毫不敢怠慢，除了偶尔看会儿手机。刘一恒看短视频里说，外国的孩子从来不玩手机。乐乐反击道：“他们能滑雪，能攀岩，能出去旅行，当然不用看手机啊。”
刘一恒哑口无言，但却庆幸女儿能独立思考。反而是乐乐有些愧疚，赶紧放下手机，继续坐到了书桌前。
乐乐转到天津后，张鑫现在是一周回一次天津，虽然高铁票更好抢了，但也更贵了。不过想想，女儿早晨7点半到校，如今可以睡到7点10分，下午4点20分放学，即便上晚托班，也只到晚上6点半，还可以在家吃晚餐，学校也可以带饭……这就足够值得了。
“刘一恒的表弟媳每天都坐高铁往返天津北京，早晨6点半起床，到了火车站后，换乘3次地铁，早9点到单位，从睁开眼开始，每个环节都要精准把控才能保证不迟到。晚上8点45到天津，一天的通勤费用120块。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妥妥的“钱遭罪，人更遭罪”。张鑫觉得不可思议，但反过来一想，他们这些“北漂”家长们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少么？
做父母难，“北漂”的父母更难。他们大部分人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漂泊，最终都努力成为了天津人。
2024年是天津出台上学、购房政策最为频繁的一年，从4月30日起，在京冀工作的人员，凭1个月的社保就可以在天津购房。但想要落户上学，依旧有门槛。
张鑫不用再时刻关注这些了，“设备点检员”的合格证书早已安静地躺在衣柜里。它完整地见证了一次普通人的努力，一个学渣母亲的全力以赴。但同时，也像是一个安静的、没有掌声、没有喝彩的笑话。
我曾私下问过乐乐，问她的梦想是什么。
女孩思考良久，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想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以后找份好一点的工作，最后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那一定是她心里最直接的，不加修饰的想法。但在我看来，却不够真实。
“不说梦想了，说说你想干的事情吧。”我继续问道。
乐乐依旧思考了一下，接着向我描述了无数个场景：去热带雨林里研究植物，或者是一块石头，成为一个植物学家或者一个地质学家；去学习怎么给小动物看病，当一名宠物医生；或者去更多的地方旅行拍照，她喜欢传统文化，喜欢画画，喜欢汉服，如果有机会她想成为摄影师或博主……她想做的事情，其实有那么多。
她还告诉我，自己长大后不会像父母一样守着北京，更不会留在河北，这里的冬天特别漫长，路上的人们脚步又着急，又沉重。她也不会去上海和香港，虽然她喜欢热闹和繁华，但看看就好，生活空间小，人挤着人拼命赶路的地方，光想就知道压力一定会很大。
最后，她依旧认真并笃定地说道：“我去过杭州和成都，这两个地方都很好，也许适合生活。但中国那么大，一定要多走一些地方，再选择到底留在哪里。”
在我刚认识乐乐的时候，她还是个又瘦又小的小学生。那时她可以一下午坐在书房里画画，张鑫那会儿甚至想过以后让她走艺术生的道路，专职学画画，毕业后做设计相关的工作。但不久之后，AI出现，再之后，公司的平面设计被大规划裁员，张鑫和女儿就再也没有考虑过设计师这条路。
世界变化的速度从未变慢，没人可以预见未来。起码再过10年，每一个孩子在未来，都不应该再被房子困住吧？可到那时候，困住普通人的，又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