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的2024:慌张又一年,在情谊和阅读中安顿灵魂

有几年没有正经在岁末回顾过去的一年了，因为无力感常常想使人失去言说的兴趣，甚至偶尔会让人怀疑言说的价值与意义。是人，便会有彷徨、纠结的瞬间。

幸好，多数时候人还是一种积极的动物，彷徨完纠结罢，总还是要挣扎着爬将起来，掸去衣裳上的灰层或是其他脏污，试着往前迈两步，不甘于就此停下。于是，便有了希望。

斟酌下面这些文字的那几日，反复思考和提醒自己，岁末的回顾恐怕不能过于使人觉得灰心才好，否则来年怎么过，必须得在慌张的一年中找出一些亮色才行。幸好，这亮色找得并不过于艰难，也并不过于牵强，因这灵魂与肉身确实尚有地方暂时栖身，也就不妨照直道来。



傍晚的湘江，摄于2024年秋天。

一

四月的一个傍晚，刚剃了光头的我乘车准备去武汉的一所大学讲座。

快到学校附近时，遇到车祸，不宽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眼看到了开讲的时间，只好下车步行。导航显示，当时距离讲座地点只有两三公里，可那天带着孩子，根本走不快。

从最近的校门进入学校，一边牵着孩子步行一边拦车，试图请过往的车辆帮忙送一程，但没有车停，而约定的讲座时间已经到了。

一个送外卖的年轻人驶近，我招手，他停下。我说，要赶去新闻学院讲课，快迟到了，能送过去吗？他没有丝毫的怀疑，不假思索地说，你们上来吧。

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开着送外卖的电动车把我和孩子送到了讲座地点。

暮春时节的武汉，还有些冷。但我从他的电动车下来的时候，心是暖暖的。

对生活之残酷从小即有刻骨铭心认知的我，如今时常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善意，也时常被生活中的善意打动。

我要去讲的，是如何采访如何写作新闻等。这些，现在已经是机构媒体都不怎么用得上的技艺。这几年，给一些机构媒体的记者编辑们讲完后，他们的反馈多半是：褚老师，你讲得太精彩了，听得热血沸腾，可是，你说的那些我们做不了。

对新闻业的悲观，像病毒一样四处传播、传染，离开了媒体的人悲观，还在媒体的人悲观，在大学里读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悲观，教他们新闻传播专业课的教授们也悲观。我，亦悲观着，却并不甘心，穿着长衫兀自慢慢前行，多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在哀叹声中，在疑惑的目光里，我《重新定义新闻现场》后，还想《重新定义新闻》；说完《“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又说《新闻不会死，媒体才会死》，反复重复着，不断念叨着，如同新闻圈的祥林嫂。

人活着，总得有点信念。

人到中年后，除了容颜衰老，体型臃肿，脸皮也变厚了，任人明嘲暗讽，任人不屑一顾，我行我素。他们怎么看，对我早就不重要了，心里只想着，哪怕有一个年轻人听了课觉得有用，就值得。

那个晚上，现场的学生们大概也开了眼界，一个剃着光头、已经赋闲五年多的中年人被他们的老师聘为了客座教授。我，是感动的。

那场讲座过去大半年了，还记着那晚送我去讲座现场的外卖小哥。那日下车后，抢拍了一张他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十月，正是深秋时节，失去联系一年多的阿宝突然微信上跟我打招呼：今年的苹果可以正常卖了，去年的苹果惨不忍睹，而且有事耽搁了，没有零售。

阿宝是我2019年去新疆旅游偶遇的果农。他是四川人，早年跟着父母到新疆的阿克苏种苹果。后来他在当地娶了妻，父母年纪大了回了老家，他留下了。

遇到他的那天，他在路边摆摊卖苹果，没什么生意，当我们提出去果园看看时，他立马收摊开着三轮车带我们往家里开。就这样，我们合作卖起了苹果。

中间停了两年没卖，他生病，手术换骨髓，然后婚变……好在加了微信，并未失去联系，今年又开始合作。

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新闻前辈詹国枢老师突然用他的微信公号转发了我介绍苹果的广告。他没有提前告知，丝毫没有透露会这么帮我的信息。他过去偶尔转我的小文章，颇多的鼓励，但以他的身份特意转发一则卖苹果的广告，既让人意外也使人感动。他至今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为何如此信任一个从未见过的年轻人。

春天的时候，给他发微信想给他寄点湖北恩施鹤峰大山里的新茶，他婉谢不收。我是一个特别害怕被人拒绝的人，故常常不主动，以至于至今没有向他索要他的收件地址，自然至今也没有给他寄过一个苹果。

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觉得我没心没肺。我心里，对他是满满的感动与感激，生怕玷污了一个前辈那简单而美好的善意。

任世人皆不信这人间还有美好，我始终坚信。

微店，是好友张炜煜当年担心我的生计极力建议开起来的，起初代售几本书，后来陆续增加了茶叶、苹果等，虽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已经坚持了五年，有微薄收入。这几年，除了家人，最该感谢的人是他。

个人的生计问题，这几年一直是一些朋友担心的事，过去这一年，自然又得到了很多朋友和读者的关注，甚至引发过“舆情”。

某次接待一个到长沙的前同事，穿了一件袖子上有个裂口的薄羽绒服，那个裂口是不小心被锋利的东西划破的，羽绒有点外泄，于是用透明胶粘了一下，依然能穿。前同事把这个细节写进了他的文章里，还提及我已经赋闲多年没工作，引起了一些一贯仇视我这类写作者的人的嘲讽。

其实，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赋闲六年，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工作，从来没有主动给谁或者哪家机构投过求职简历，偶尔有朋友推荐介绍工作机会，不想冷了朋友的热心，被动发过一次简历；也曾偶有猎头找来，不是心仪的事情，果断婉谢了。这几年，拒绝过好几个工作机会。

写了二十多年的字，仍是乐意继续写字，但如今能正常写字的地方很难找了。只要日子还能勉强过下去，不想太为难自己。

写作，有微薄的收入；卖苹果、卖茶叶、卖书，也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去大学讲课，去给媒体讲课，偶尔去给官员们讲媒介素养课，也都有微薄的讲课费。这些收入，虽然不能养家，但稍微能补贴家用，不用对家人过分愧疚。

真不想为了谋生做自己内心不愿意和厌恶做的事情。

十月，删掉了一个认识了十多年的微信好友。他曾是我的采访对象，认识十多年了，后来他离开了官场，当了律师。十月的一天，他居然说想花钱请我出手，帮他写个案子。认识十多年了，却仍然不信我写文章是不收钱的，这种人，真的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了。

任性的中年，没有生存的压力吗？

当记者十六七年，几没积蓄。2018年二次进京工作，不得不再次租房。新单位安排住了一周多酒店，不好意思，假意租好了房，退了酒店。徒弟昊阳闻讯，安排在另一家酒店又住了三四天，才终于在北京西站附近看中一个房子。房租每个月6100元，要求一次性交三个月，还要押一个月的房租。签合同的现场，打电话给多年好友刘刚，借钱把合同签下。

貌似自在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正经的记者，日子过得下去，但绝不可能财务自由。赋闲以后，托家人的福，另外自己也偶尔能光明正大赚取一些收入，至今还没有饿死。

五月上旬，受邀给长沙一家MCN公司讲我作为一个自媒体的“野心”；五月中旬受邀在长沙给一群年轻的科级干部讲媒介素养，六月下旬受邀去武汉某局讲媒介素养，十月底在长沙给一个新闻培训班讲新闻业务课，隔了三天受邀去江苏给一地的年轻记者编辑讲新闻业务，十一月初受邀去重庆给全国某领域骨干人才讲媒介素养。

这些课，都是朋友们介绍的。比如，新闻前辈詹国枢老师、好友王和岩、多年的兄弟刘刚，有些邀请方本邀请的是他们，但他们介绍给了我，让远离江湖的我不至于过分的落寞和孤独。

得知如今唯一能“有效管理”我的家人有创业的打算，倾城兄数次提出愿出资参与支持创业。如今经济形势如此不堪，他完全不问赔赚，我们却不得不慎重，朋友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随意辜负，至今未敢轻易有动作。

朋友不多，就那么几个，他们常担心我不得温饱，常担心我遗散在江湖中，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鼓励与支持我。而我，如今从世俗的角度看对他们毫无用处。

到处都是悲观的情绪，到处都是惨淡的现实，满眼皆是慌张与忐忑，不知道失控的人何时会从自己没有注意的方向冲杀出来，疯狂使人无力、绝望、无助……

万幸，尚有家人和这些珍贵的情谊，温暖着心，使人能微笑着勉力前行。

二

初冬，有地方官邀请去当地看一看。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但没有专门作文详细记录此行。

几年前，曾写过一文，题为《被政府请去也要说真话》。当时尚有职务身份，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给所在的媒体机构丢份。

同事李梁兄亦曾写过一段文字点评当年仍在报馆工作的我：平视官员，一直是南方周末时政报道的基本要求。一些记者跟官员打交道多了，不免以跟官员称兄道弟为乐事。朝新长期和官员接触，却一直保持着平视的眼光和“局外人”的独立立场。不管他面对明星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县委办科员，他都平视他们，不犯怵，更不犯贱……

如今，闲人一个了，没有了职业身份的束缚，随意随性多了，但心里却还一直有一个底线觉得不能突破：对权力可以苛刻一些，对个体可以宽容一些。对代表权力的个体可以更苛刻一些，对与权力无染的个体可以更宽容一些。面对权力，有时候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但不能说言不由衷的漂亮话。

因为工作的缘故，过去很多年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下，如何面对权力？

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无意要涉足政治，但读书久了，发现有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人根本回避不了的。

有一次在大学讲课，有学生提问：你是怎么走上时政记者这条不归路的？

当初选这条路，是因为这个领域对一个记者来说能出活，亦更能关切当下的现实。一脚踩了进去，深陷多年。如今没有了“时政记者”这个身份，沿着过去的那条“不归路”走到了“过气的前时政记者”这条“不归路”上，同样都是“不归路”，改变不了关注这个社会的视角，也很难突然改变自己这么多年介入社会现实的切入点，不得不继续关注权力的现实逻辑，继续关注地方官场的运行模式，继续关注官员们的“各行其是”和“各显神通”。

走上这条“不归路”后，见过很多不堪与肮脏，内心其实是有挣扎和煎熬的，读书自然成了另一个让自己内心强大一些的修炼。

夏天，相继读了陈徒手、赵越胜、杨渡、杨奎松、徐晓等人的几本书，其中呈现出的权力对读书人的异化与摧残让人恐惧；人性之脆弱易变形，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每翻一页都忍不住问自己：若生在那个年代，如何自处？他们若生在当下，又会如何？

言说的恐惧一旦深入人心，文字就会面目可憎，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公共舆论就会忘记本分而窥入私域。正如人们不被允许知晓突然冲向人群的夺命车辆是何人驾驶、所为何事、伤者几何、结局如何，只能吐沫横飞地指摘拍视频跳舞换取流量的退役运动员。

不参与有些话题，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对那些靠着劳动和血汗谋生的普通人，永远保持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别苛责。体面，不是权力和金钱包装堆砌出来的，所有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本分地换一口饭吃的人，都是体面的，都值得尊敬。

总提醒自己，若不涉及公权力，亦不涉及直接的公共利益，少对别人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指手画脚。稍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喜欢对他人的人生指指点点的人，多半是自己生活得一塌糊涂的人。有些人越是自己过得不如意，越是喜欢对别人的人生说三道四。人家是否结婚是否生子是否恋爱，都是人家个人的自由，尤其是人家家里面的私事、被窝里的隐秘事，不要轻易公开发表个人观点。社会溃败至此，人人都有责任，把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用到更紧要的地方去。

读书使人知道，即便心怀恐惧，也不能完全沉默。这些年，哪怕明知很多文字会死于分秒之间，但偶尔还会有想要站出来说点什么的冲动。

2020年2月，撰文公开批评过一家曾有良好声誉的媒体机构。一个已退休的老人主动找来问：褚朝新，你也是那座大楼里走出来的，我也觉得他们的文章有硬伤、管理有问题，但不会像你这样全然不顾老东家的脸面，话说得这么狠，全然豁出去了的样子，有点不解。

我告诉她，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读林贤治，受影响很大，觉得一个读书人先要从自己身边的不公不正着手，光选安全的骂不行，监督自己的公司、单位，监督自己的上级、上司，监督自己的故乡，自救也救人。身边的人和事不敢说，正义永远在远方。

“这是我粗浅的的想法，这些年也一直在坚持并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仅此作答。”我说。

这几年，很多文章分秒间生生死死，很多读者渐渐走丢，皆是代价。还有很多代价，不可言说。

过去读林贤治，受到的影响确实很大。这两年开始耐着性子读一些外国人的书，比如萨义德，因为读萨义德又开始读班达。他们，都曾写书探讨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读他们的书，常常能使人反思自己。

这一年，曾数次在文章里引用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对知识分子的一些批评。他说，有些知识分子的逃避是该指责的，比如害怕看起来具有争议性，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

当时读到上述文字时，不禁有些脸红耳赤，反思自己，过去有没有这些浅薄的欲望？

赋闲这几年，每年都会有官家通过熟人联系，想请去讲舆情处置引导之类的课，一概婉谢。反复说过，即便离开了媒体，不当记者已经六年，骨子里仍然把自己当个正经的记者要求，不出卖自己过去工作过的行业，不出卖自己曾经热爱过的职业，不讲舆情处置课，不教授忽悠媒体和记者的伎俩。

总有人不信，总有人试图让我放弃这个底线，不得不一次次重复这些话，一次次拒绝类似的邀约。

有些人介绍这些课，是想交换。有些朋友介绍这些课，大概是好心的，希望给我介绍一些事换取微薄的课酬以缓解一下窘迫的生计，但我宁可卑微地卖苹果，也不愿成为官员们的座上宾讲舆情课。

不讲舆情引导课，但每年总还是会去权力场讲几场媒介素养课，虽然自认为守着底线，但诚实面对自己，扪心自问，过去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那些浅薄的虚荣心的，惭愧。

朱学东兄常说，阅读是我们抵抗恐惧的姿势。在我内心深处，何尝不是。

秋天，开始读茨威格的自传——《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解除了一个心结。

茨威格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意大利的女士向他求助，她的丈夫是一个医生，在马泰奥蒂被刺杀之后，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了给马泰奥蒂抬棺的六人之一。为此，她的丈夫受到各种威胁，不得不流亡国外。但是，他还牵挂着马泰奥蒂的家人，试图将他的孩子们偷偷送往国外，采取行动时落入了间谍特工之手而被捕，即将面临十年的监禁。

女士找到茨威格，希望他出面联合欧洲文学界的名人抵制判决。茨威格为此事四处奔走，但无人响应。最后，他无奈地给当时掌握生杀大权的墨氏写了一封信，替医生和他的妻子求情。结果，墨氏亲自批准满足了茨威格的请求，医生很快就被赦免无罪了。

这本人物自传读到这里，久存于心的一个结算是解开了。这类事，不居功、不以为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就好了。

读书，真的是一件一生都不能稍停的大事。新年，继续读一些书、喝点淡茶、养点家常的花草，更多地走出去，开阔眼界，但愿能逐渐远离“不归路”。

最后，用在书里读到的一句话呼应文章的开头，也结束这岁末的絮语：

“人性原本有它自然的生长，但在遭受迫害的强力下，受害者会彼此接近，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消失，从而产生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顺利发展，它会培育出一种稀有的仁厚与至善。它是生命里的源泉，只要活着，就有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