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长传到孩子：中年抑郁之子代感染与家庭自救

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困局考验着家庭的生存能力，而家庭不仅是生存单位，更是生活单位，它需要物质奠基与精神滋养。当家庭生活的物质性因素受到威胁，如抑郁、焦虑等隐匿的精神性危机也随之激化。今年寒假里，稍感惊讶的是在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抑郁症低龄化的现象，这也使我想起身边一位阿姨治疗抑郁症的故事。由于家庭经济危机和家庭关系困境，朋友的表妹和阿姨的儿子分别感染到了各自家长的抑郁情绪，但两个家庭目前却走向了不同的状态。相似的开局，不同的结局，我试图探究原因。

一、抑郁情绪从家长传到孩子

过年回家和朋友们碰面，不自觉聊起了家长里短，听其中一位朋友提到，她的表妹患上了抑郁症，目前正在服用药物治疗，好奇心促使我继续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一）同辈收入对比积累家庭情感张力

朋友说，她的大舅在餐饮行业工作，因为没有考取从业资格证，所以一直在各餐厅之间做日结零工，日结工资在100到200之间。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行业的打击较大，疫情之后的餐饮行业相对不景气，尤其是在大舅工作的四线城市更是如此，所以大舅有时会兼顾几个餐厅希望多赚一些。但与固定工位不同的是，打零工意味着工作时间随时终止、工作地点随时变动、工作收入随时为零，且有时大舅的工资被拖欠发放，大舅也只能继续工作等待工钱而不敢寻找新的工作——这与收入相对稳定的小舅一家收入形成了鲜明对比。朋友的小舅是长途货运司机，据说跑长途的月收入在八千左右，常年从事长途货运工作使得收入水平相对稳定。

大舅和小舅同时存在房贷压力，但鉴于收入情况的鲜明差距，大舅妈常常会将大舅的收入与小舅作对比，责怪其赚钱能力不行，而且朋友每年跟随爸妈去大舅家拜年时，大舅妈都会将此事提起，所以不知私底下大舅还会承受多少来自家庭的情绪压力。朋友也听父母说，大舅常常和大舅妈发生争吵，争吵之后大舅妈必会打电话向她的妈妈倾诉。

（二）抑郁情绪不当表达产生代际感染

朋友说，大舅妈和她妈妈通电话时，得知年仅10岁的表妹患上了抑郁症而且已经服药治疗，在行为上表现为多次用刀划伤手臂自残行，变得沉默寡言、反应迟缓和性子急躁，和父母外出时，一旦发现父母不在视线范围内会焦虑地四处寻找——这些都是抑郁症躯体化症状。究其原因，在于父母抑郁情绪的消极表现影响了孩子的情绪处理认知与情绪处理行为。

从母亲来看，大舅妈和大舅长时间共同承担了房贷压力，以及同辈对比引发的心理落差，致使其长期责怪大舅并引发了激烈的家庭矛盾，不但使得以争吵为主要沟通方式的家庭印象扭曲了孩子对沟通的认知，而且滋生了相对沉重的家庭气氛，父母也在孩子心中展现出动辄指责和暴躁的消极形象，抑制了孩子在家庭中的沟通欲望，不沟通也许就是最好的沟通。

就父亲而言，大舅长时间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而压力也酝酿出了抑郁情绪。大舅不仅常常叹气，更会选择以拳击打墙壁释放情绪——这也被10岁的表妹看在眼里。在家庭场域中，家庭成员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人，认知仍在成长期的孩子会不自觉地模仿成人行为。所以，朋友的表妹在父亲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内耗行为，换句话说，从成人的相处模式中，她习得的抑郁情绪释放方式是用相对极端的手段责怪自己，即使原本可以采用更多更合适的方法，但是她在家庭中没有见过其他方式。  

（三）抑郁症治疗刻板印象与单一手段

朋友说，家长们聊起抑郁症时，很容易将其视为“精神绝症”，因为很少见到身边的抑郁症患者痊愈的，至少他们一直都是社会异类，而且是会被自觉边缘的、被认定难以再社会化的人。同时，被诊断为抑郁症后，患者需要一直服药治疗，但在服药之外，似乎很难采取其他手段加以疏导，顶多是尽量避开激发抑郁情绪的话题和场景。

在四线城市中，抑郁症治疗刻板印象与治疗手段单一化的事实，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事实相关：由于人们担心自己与“抑郁”有任何关系，虽然城市中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数量相对增加，但对于城市总人口而言只是“小群体”，原因大致在于：首先，被确诊为抑郁症的人，任何行为都将从精神异常的底色被解读，对于在四线城市生活的成年人而言，这意味着“社会性死亡”，精神异常的人怎能得到正常工作的社会信任?其次，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抑郁症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心理疏导也尤为重要，但心理疏导并非一次性工作，即使四线城市专业机构的心理疏导费用相对不高，疗程性的心理疏导加上药物治疗将加重背负房贷的家庭负担。

二、始于家长的家庭抑郁自救

一位住在成都的与我熟识的阿姨曾告诉我，自己曾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自己的心理问题以及离异的家庭关系给她的儿子留下了心理阴影，加之早年收入不足尚未买房定居，儿子也经常换学校读书，没有太多熟识的同学，因此平时习惯于宅和独处，对很多事物探索欲较低。初中成为体育生后，学习网球的他频频在比赛中失利，挫伤了个人的自信心，出现了抑郁和焦虑情绪。为了改善生活的现状和让儿子恢复健康，在朋友的不懈帮助下，阿姨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坚持，不仅使自己逐渐恢复了正常情绪，也引导和督促儿子成功升学高中。

（一）转移生命焦点，激发生命动能

 通过将注意力由自我转向孩子，生命焦点的转移增强了阿姨的使命感，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即使抑郁情绪会不时袭来，但仍然会坚持努力生活和认真工作。参与生活和工作意味着发生互动，当一个人再次走向外界时，就不会深陷于内心的自我对话，“主我”与“客我”也将长时间归为一个具体的人，内心的自我得到了更多休憩，行动的自我通过实践积累和更新了经验与认知，强化了主体性和削弱了无力感，这时“主我”与“客我”间的对话也不再执着于“为什么”，而更在意“怎么办”，把生命中抽象的疑问变得更加具体和聚焦。

（二）填充生命时间，丰富生命认知

阿姨每个寒暑假都会鼓励或陪同儿子去旅游，甚至送他学习网球搏出另一条升学高中的途径，她既希望儿子尽可能走出自己的世界，也想推着孩子争取更多希望。后来，阿姨告诉我，他在网球比赛里获奖了，也分享了他在学校里参加活动的图像，那是一个在集体生活里比较快乐的男孩子。外出旅游与校园生活类似，“主我”和“客我”常常统一于我，是需要与外界产生互动的过程。而旅游也异于校园生活，人与其他主体或对象由于认识的需要发生关系，但在校园场域里则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竞争关系意味着围绕某个目的争取某种胜利，这需要比较功利的集约式投入，但旅游的体验感短暂地将人抽离于功利性，远离了学业成败导致的内在紧张，个人也在看世界时逐渐勾勒出“我想”而非“我应该”的理念，也许还能回忆和串联起许多碎片的思考，在好奇中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在非竞争环境中更客观地审视自己。

（三）引入沟通中介，探索沟通模式

在儿子抑郁时分，阿姨曾拜托我有空多和他聊一聊天。由于我和他年龄相差不大，且共同出游的经历增进了我们对各自的了解，为我们在线上打开话匣子做足了铺垫。收到拜托的当晚，我就给他发了微信聊天，没想到得到了很多语音回复，阿姨说，听到小孩子在房间里和我语音聊天挺好的，因为他总是悄无声息地待在房间里。起初，我还能划定专门时间聊天，但于我而言这难以作为一种长期主义行为，之后我通过以朋友圈点赞和留言互动作为补充。通过引入第三人作为沟通中介传递信息，一方面避免亲子间在特定时刻或特定话题沟通时激化矛盾；另一方面，通过第三人对信息的把关与加工，以接收者更易接受的内容和形式传递，为对话双方搭建沟通桥梁。同时，第三人参与的朋友圈互动可被家长观察和共同参与，家长可以借此了解子辈朋友圈互动内容与特征，从中寻找理解孩子的线索和增进感情的沟通技巧。    

三、结语

源于家庭的抑郁情绪始于不良的家庭关系模式，而家庭的抑郁自救应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家长发起，不仅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更因为孩子的第一求助人主要是监护人，并且其在抑郁的自救行动上具有模仿性和依赖性。同时，在家庭场域中，作为抑郁情绪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家长在抑郁情绪对抗上身先士卒的尝试以及阶段性的胜利，对于孩子而言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