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末流的赶路人
专科出身的尚斌第一次和活的外国人说话是去年大年初一，视频里，他紧张得语无伦次。聊了半个多小时，从表情来看，对方听懂了，但很艰难。
这是一场面试，如果通过，他可以去美国读博。后面几天，尚斌一直在刷社交软件，想看看是否有人分享相同学校和专业的申博结果，“如果没有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大年初七，他在小红书上搜到一篇笔记，配图里有张offer的邮件截图，寄件人的名字没打码，正是面试尚斌的老师。
他错失了offer，但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口语太“蹩脚”，或许机会是他的。口语和听力是他的弱项，101分的托福总分是由接近满分的阅读和高分写作撑起来的。他尽力了，他高考英语只有十几分，准备专升本时，他参加过新东方的一对一辅导班，除了26个英文字母一切从头学，他还记得课件上的第一个例句：She is a girl。本科时，他考了三次才通过英语四级。
他在那篇笔记下问，“你面试了吗”，对方回复“没有”。原因似乎也不难猜测，从主页上可以得知这位女生本科读的是加州伯克利，发offer的学校排在其申请名单的末尾，她还分享过一次汉服活动，配图里有她和纽约市长的合照。
对比之下，两人的差距远不止英语，尚斌的升学路径是：专科、二本、北京某所985研究生。他专科学的是播音主持，找工作时，同学们有在游轮上表演的、做婚庆的、少儿培训的。他去面试导购，但突然被一种不甘心攥住，“导购没什么前途，以我的朴素认知，宁愿去修手机，也不要卖手机。”
他去考了专升本，选的是看起来和原专业有些关联的广告学。毕业后，他决定考研，本想在传播学继续深造，但他发现这个学科很多大牛都有社会学背景，于是他再次改变方向。至于为什么现在想要读博，原因不再是不甘、也不再是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而是他爱上了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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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斌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我与六个出身二本或三本，并最终走上了学术之路的人聊了聊。他们大多出生于普通家庭，接受应试教育时，以潦草的态度完成了人生大事之一：高考。二本、三本甚至专科成为新的起点，出于提高学历、打破歧视、更好就业等目的，他们努力考上了不错的研究生学校。在那里，他们对真正的学习产生了兴趣，新的欲望由此产生——读博并进入高校谋求一份教职，让学术生命一直延续下去成了新的目标。
在普遍认知当中，这条路属于那些成绩永远名列前茅的佼佼者，但逆袭成功的佳话永远存在：去年，在全球四大顶尖数学期刊之一《Acta Mathematica》发表论文的作者张若冰曾就读于“双非”高校烟台大学；北大经济学教授易君健更是起步于技校，自考大专后进入浙江大学读研，又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芝加哥大学度过了博士和博士后阶段。
现实则没有那么美好，他们的学术之路步履维艰，包括无法摆脱的学历歧视。张艳从一所二本师范考上了某211院校的研究生。复试时，简历中放了本科发表的一篇论文，有老师提问道，“这是什么刊物？我怎么没听说过。”那确实是她为了增加砝码花钱发的一篇水刊，她只能尴尬地解释。接下来，她又在句读和翻译上犯了两个小错误，氛围变得有点微妙。整场面试中，为了显得自信大方，她一直在笑，笑得脸都僵了。
曾经的二本生钟娜一路逆袭至top2博士，入学后，她发现周围的同学总是知道系里的一手消息，明显与导师走得更近，还习惯用专业暗语交流，就像脱口秀里的内部梗，钟娜听不懂，“恨不得记下来百度一下，都百度不出来的。”
落后了关键一步，学术之路注定经受更多考验和打击。一位二本生认为，自己就像是“永远在末流的‘赶路人’”。
“你不属于这里”
在不停的追赶中，这些人都曾反复回答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早点好好学习？回想过去，大部分人都觉得高考前不明白学习是为了什么，考上不一样的本科又意味着什么。
尚斌小学曾学过奥数，老师都夸他有天分，小升初考得很好，被几家学校抢着要。初中时，他随家人从城乡结合部搬到城市生活，入学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融入。他以前打发时间的方式是和朋友压马路或者用木棍对打，但城里的娱乐方式更洋气：去KTV唱歌、去游戏厅玩跳舞机。他逐渐感到自卑，又不想对越来越着急的父母解释，结果成绩一路下滑，甚至用放弃学习来对抗。高中也是如此，三年他几乎是睡过去的，最终高考数学只考了3分。他上了一所专科。
来自高考大省的李明益上的是全县最好的中学，在全班70个学生中能排到20名。但他对未来的概念很模糊，只想摆脱坐牢般的高中生活，以为“上个本科就行了”，上了才知道“本科也分一本、二本和三本，一本又分双一流、985和211。”他上的是民办三本。
张艳的高中是某中部省份的名校，平时的成绩上个211没什么问题。但高三那年，高压的学习氛围给她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她没怎么去学校，在家自习。成绩出来后，班里的一本率高达99%，她成了剩下的1%。
张艳去找老师报志愿，听到另一位没考好的同学想复读，她在一旁极力劝阻。她回忆当时心态，“我觉得没有意义，班里一大半同学都很焦虑，经常写作业写着写着就哭出来了，我不明白高考究竟在筛选怎样一种人才。”高考失利，她更多感到解脱——终于结束了，再也不用学数学了，以后的人生会有无限可能。
她考入了一所二本师范，专业属于人文社科的大类，也是她高中时最喜欢的学科。入学后，她很快大失所望——师范院校教学的侧重点是如何把知识点传授给未来的学生，但张艳更想对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她只能找考上了北师大、同济的高中同学借账号，去他们的学校官网看公开课。
学校整体的学习氛围也一般，她的一位室友英语四级考了三次，“前两次里，一次忘记戴耳机了，一次没涂答题卡。”她问过辅导员三个问题，对方像看傻子般看着她，她问的是：我能不能3年把学分修满就毕业？我能不能修双学位？我们学校能不能保研？答案都是否定的。
当身边大部分人对未来的规划是“回县城当老师，结婚生子，把握稳稳的幸福”时，张艳的努力显得很不合群：拿高分、参加活动和比赛、评奖学金。一位老师曾道出她的心声：你不属于这里。她很早就立志要考研，本科四年没有下载过抖音，在图书馆、宿舍和学生会之间三点一线，临近毕业在学校闲逛时才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因为自己并没有时间去探索。
作为民办三本的一份子，李明益经历过太多被默认为差生的瞬间，记了最久的是学生会某部长的一句话：我相信你们考到这里来，高中都是不怎么学习的人。他感到不服气，况且，学校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么糟糕，至少李明益所在的新传专业，老师教学时也注重实践，让同学们学习运营公众号、做社会调研。也有不少同学至今活跃于业界。李明益想通过提升学历打破根深蒂固的偏见。
自古华山一条路，想要改变出身，只有考研。而作为应试教育的延伸，考研成功的诀窍无外乎对知识反复记忆与练习。毕业于三本的刘洋学的是语言类专业，后来决定跨考至更感兴趣的心理学。专业书有十多本，她从头学习、理解并背诵陌生的概念，每周背一轮，隔周再重复。到最后，她差不多背下来了十多本书，也如愿考上家乡所在省份的重点211。
张艳还记得，听到老师说“你不属于这里”的那一刻，虽然也觉得矫情，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那是她上大学后第一次哭。后来她不断告诉自己，“我要用未来四年时间证明一件事：我不是一个失败者。”四年后，她考上了一所211院校研究生，成功逃离二本。
意外的爱
读研时，一件原本是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爱上了学术，或者说，真正的学习。
考上北京某所985院校的研究生后，尚斌常一大早去泡图书馆。他注意到，由于很多人在吃早饭或背书，每天早晨总会有一阵喧闹和躁动，但一到八点，没有铃声，也没有人为干预，大家都会默契地停下来。这种现象引起了他的好奇，并认为它适合采用接近物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先建立模型，再解释、预测和推演。他查资料时发现，美国社会学领域有不少学者正在这么做。
“脑子里的幻想竟然和教科书上的大神导向一致，很难不感到热血沸腾。”他想和那些最聪明的人并肩，甚至超越他们。
这也是李明益被学术吸引的原因。他从三本考上了某211研究生，看书时，他常在两种状态间反复横跳，“一会儿觉得自己好蠢，怎么连这点都想不到，一会儿又觉得我真是个天才，和大佬想到一块儿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会不断地经历自我解构和建构，打造出一个新的自我。”
钟娜学的是文科专业，最初面对各种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晦涩理论，也一度云里雾里。研一时她听了一门叫《媒介与文化》的课，授课老师把文化研究的起源讲得精妙绝伦，那一刻，她觉得自己遇到了“人生学科”。
之后，她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为什么女性被默认为是柔顺的并更适合打辅助？为什么有人会更喜欢西方的文化、建筑？为什么社会阶级会出现现在的划分方式？原来，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学术的方式进行诠释，她觉得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学术和生命经验是可以打通的”。
刘洋原先更喜欢实践，但硕导的学术成果让她见识到，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这构成了她对学术的一种想象。同时，她也向往那种理想的学者状态：总是不慌不忙的，沉浸在知识中，教学时输出很多干货，把学生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人一旦找到真正的兴趣后，对学习的态度便截然不同了。刘洋以前爱玩，喜欢四处跑，经常晚上和周末去和男朋友约会，见识了导师的学术成果后整个人都变了，开始觉得看书比和男朋友出去玩有意思。写毕业论文时，好奇心驱使她一再往下深挖，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有时甚至产生了时运加持的感觉——每拿起一本专业书，都能找到与论文有关的内容。
读研时，尚斌的同学们都知道，要找他，去图书馆一找一个准。研一的社会心理学课上，他对老师介绍的前景理论感到好奇，轮到他做pre时，他主动翻译了国外顶刊上的一篇相关论文，作为分享的素材。三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了自学高数、编程和数据分析上，他相信这些对他感兴趣的学科方向是有帮助的。
李明益的研究生生活365天全年无休，看书、读文献、做摘抄，跟女朋友约会都是在图书馆学习。最终，除了毕业论文，他还写完了4篇论文，其中两篇发了C刊。本科时那种“证明自己不是差生”的胜负欲转变成了真正的学习热情，不论平时的读书、思考，还是论文顺利发表，都让他感受回味无穷的乐趣，而非转瞬即逝的快感。
玩一场新游戏
然而，在这场名为“学术”的新游戏中，我们的每一位玩家都或早或晚地意识到，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当身边同学大都来自985、211，张艳上课时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老师默认有些内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比如提到某个知识点或某本专著时，“你们应该读过……”，其他同学习以为常，她却一脸茫然，心想，“我没读过啊”。毕业于985的同学告诉她，本科时老师会开书单，平均下来每周要看5本书。为了追上同学的阅读量，研究生时张艳总是半夜两三点还在看书，“焦虑得睡不着，室友都担心我猝死，但她们没有这种烦恼。”
另一个二本生们普遍的困惑是“如何写论文”。在他们的本科，大部分论文采用的是一种被总结为“缝合”的方式，定好题目、搭好框架后，去各种文献中找素材，拼凑、捋顺。这套到了研究生显然是不管用的。
尚斌常与那位来自985的室友交换论文看，他发现对方未必有什么新鲜的视角、独特的观点，但明显写出来的论文质量更高——排版更工整，写作逻辑更清晰，遣词造句更准确流畅，这都是他无法立刻做到的。
研究生开学那天，尚斌与一位同班同学约在车站见面，室友提起，自己毕业于北京另一所985，未来的老师中有其本科老师A的室友、老师B的师兄弟，他们已经为他联系好了硕导。
尚斌听完就慌了，他这才知道，“导师是要抢的”，也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开学前，曾有导师主动联系他，对方听其他老师转述得知尚斌与自己求学路径很像：专升本，又读研。这位导师曾在美国读了博士。尚斌在复试时曾提到，未来想去美国读博。
接到电话时，尚斌正和朋友聚餐，喝了酒，人也不是很清醒，只简单聊了几句。几天后，对方问他未来的研究计划，还发来几篇英文文献。他被吓到了，也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便选择了“装死”，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等他在慌乱中重新联系对方时，名额已经没了，他只能再向其他导师自荐。
值得庆幸的是，他后来选到一位趣味相投的硕导。这件事给了尚斌一些启发，他很快去了解读博需要做哪些准备，为了提前准备推荐信，他从研一开始有意识地与3位老师保持联系，“起码让人家知道我爱学习、成绩还不错。”除了他的硕导，另外两位老师找的都是有美国留学背景的。
与导师的关系将直接决定学术之路是否顺遂。李明益告诉我，以人文社科类专业为例，“硕博导师的资源非常重要，自己能完成的更多是看书、思考和写作，导师除了对论文的结构、格式、问题视野和理论深度有帮助，也决定了后续的投稿与发表。现在是导师决定制，论文投不投、投到哪，都是导师说了算，占比大概是30%靠自己，70%靠导师。”
重要的是，要跟着导师的步伐走。他就是这么做的，研一前的暑假，李明益主动联系上了心仪的导师，对方回复他，跟着自己读研会很辛苦，建议他先找师哥师姐们打听打听。这句话仿佛本科时那句“我相信你们考到这里来，高中都是不怎么学习的人”，激起了李明益的胜负欲，“我就不信这个邪，跟他说我从不怕苦不怕累。”于是，导师开了一份书单，有五六本书，都是三四百页的社会学书籍，他看完后写了12000字的读书笔记交上去，算是通过了考验。
开学后，他才真正体会到那种苦。导师在开会时总爱重复：你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所以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不然你根本达不到我们团队的平均水平。他的时间排得满满的，除了学习，还要很多杂事。有时候，他会睡着后突然醒过来，感觉还有活没干。
他很清楚自己和导师相互需要，“一个时间精力多但知识储备少，一个有学术成就但时间精力少。”借着处理杂事能与导师频繁联系也是好事，“能抽空沟通学习上的事，其他时间导师很忙，根本没空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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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时深受启发的那堂公共课后，钟娜把考博列入规划。她想到top2院校的一位知名学者，她常去蹭对方的课听，也看过很多他写的书，刚好那所学校的博士招考改为申请制，便递交了现成的材料。复试前的那周是她人生中学习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每天过两三本书，面试前一晚，她“从没感觉自己那么聪明过”。线上面试一结束，她就和父母说“感觉差不多了”，教务处老师告诉她，第二天会给没被录取的人打电话，安静的手机宣告了好消息，虽欣喜，但更有种“就该我成”的感觉。
若决定走学术之路，读博几乎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意味着“获得进入学术大门的入场券“，才有可能一辈子做学术并以此谋生。
为什么搞学术非要升学和进学术圈子？这也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院是西方最早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以讲学、著书立说的方式形成学派。后来，又诞生了大学、科研机构这样的平台，推动学术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所谓的规则与制度也应运而生。简言之，一个人可以独自学习、摄取新知，但很难作为独立研究者立足，缺少了学术资源和交流会影响研究，脱离了评价体系的学术成果也无法得到反馈。
然而，游戏打到新的关卡，难度只增不减。钟娜读博的快乐只维持了一周，开学后，导师在见面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她是自己唯一非内定的学生，还提到那年突发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考核的变化等，又讲起过去和学生闹掰的例子。钟娜听完就懵了，“感觉自己没有被认可，我都已经考上，还不让我上了？”她差点当场哭出来，从那天起，她开始害怕与导师沟通。
她发论文屡投屡败，本硕都毕业于北京985的室友却不用愁，已经读博了硕导还会主动带着发论文，“写了立刻发，写一篇发一篇”。但她不好意思求助导师，“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怎么能麻烦老师？我都这么‘烂’了，怎么说得出口？”
张艳的硕导曾表示，复试时看到了她的勇敢和冲劲，她本以为这是一种鼓舞，后来的经历却颠覆了她的认知。她的两位同门本科都是211，课后闲聊时，导师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她说，“你从那个学校考到这来应该挺不容易的。”在导师的课上，大家需要轮流做pre，张艳会为此准备PPT，不论她讲得如何，导师的评价总是“你很认真”，甚至还在某次听睡着了。两位同门不仅不做PPT，还有些敷衍，“导师可能也觉得夸无可夸了，但还是会夸，比如‘你的声音真好听’。”
那之后，张艳摆烂过一阵。但现实不允许她任性，她的专业非常看重师门传承，也涉及派系划分，“有些期刊几乎为某一派系直接控制”，申博要两篇拿得出手的小论文，向未来的导师证明学术能力。她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很边缘，只靠自己肯定不行，她决定克服对导师的不满。
她主动去找导师请教各种问题，在心里默默对他说，“你既然收了我，再瞧不上我也要负起这个责任。”一段时间后，她也渐渐摸清了与导师相处的门道，“中年男人还是需要夸，听他聊完说点‘觉得豁然开朗’这样的话。”但这也是实话，有的问题她想了一周都没理解，导师一句话就能点到核心。每次和导师交流，她都笑盈盈的，逢年过节发祝福，去外地旅游也会带特产回来。渐渐地，导师对她的态度不像刚开始时那样冷漠了。
尽管如此，有些障碍依然很难克服。张艳常试图说服自己，“985和211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和我这个破二本毕业的来了同一个地方吗？”但每次讲出本科学校的名字，“我都会出现生理反应，气血上涌，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在二本生的学术之路上，“厚着脸皮做事”几乎是种必备素质，同时还要建立起真的自信，这样才顾不上痛苦、才会相信自己配。李明益就是这么想的，“出身不好怎么还能不自信呢？如果出身不好还在意面子，基本上就没什么成长空间可言了，别人就更不拿你当回事了。”
不存在的“逆袭”
内心深处无法摆脱“二本”标签的困扰，张艳不敢接受更难的挑战。研一开学后不久，只有她还没定下毕业论文的题目，导师让她别着急，先打基础。后来，导师又以“太简单”为由否了她的报题，换成了更难的题，她没有对导师说出口的话是：你可能真的高看我了。她最新的打算是以这篇论文的完成度为参考，如果完成得漂亮，再考虑读博。
手握C刊的李明益顺理成章地留在学校继续读博，他感觉以前遭受过的白眼和嘲讽都烟消云散了，这也让他对未来保持乐观，他希望博士毕业后去高校任教。
他们对于未来的学术生涯拥有着类似的美好想象：开启一种由学习和思考构筑的生活，专注而纯粹，又能对外界产生一些影响。
钟娜曾把博导视为成功的样本，对方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画面始终驱动着她。但成为高校教师后，在无穷无尽地与规则的缠斗中，她终于对学术祛魅了。
更残酷的是，她诚实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没那么爱学术。几年前的一次同门聚餐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吃着烤串，一位师兄开始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ofo倒闭事件，她一言不发地听着并接受冲击，“他就像在口述论文，但当时我还不懂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在吃烧烤时做专业分析的能力。”她逐渐发现，自己有的只是对学术两眼放光的热情，但不像真正擅长这件事的人那样不知疲倦，就像北大的很多人一天花14个小时做学术，但她不读理论或者不写论文，也能过得好好的。
况且，持续的热爱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看到自己的工资以及这个职业可预见的未来，钟娜不可避免地生出落差感，“如果不兼职，拿到手的工资是不够用的，可能不如硕士毕业直接去工作。”她总结道，“工作靠擅长，而不是喜欢，这样才更容易出成果。”我问她，“那你觉得自己擅长什么？”她没能给出答案，读研至今，钟娜从未在任何一件上花费与做学术同等的时间精力。
钟娜就职于一所双非院校，“我能入职是因为它和我读博的学校签订了协议。”在这里，她暂时没有非升即走的压力，但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学术圈。看清规则后，她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圈子，把人聚拢，“只要有人在，就可以做任何事，比如项目、社群、读书会、学科讲座等等，最重要的是影响力。”她名师学生的身份，则是这种影响力的基础之一，“我的博导来做过讲座，也有很多人知道我。”
刘洋是所有访谈对象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先于其他人实现了“梦想”。她也曾以为能复制导师的路径，做自己感兴趣且有价值的研究，在某天的课堂上，或许有学生也像当初的她一样为之震撼并改变自己的志向。但在成为大学老师第四年的当下，她感到深深的疲惫。
入职头两年，她的工作重心在备课上，等课件打磨地差不多了，又忙于申报课题——后者是她现阶段最棘手的问题。她很清楚，实力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学术圈的人脉资源，甚至家庭背景才是。连续申报了3年，她都没能拿到课题。
她动了跳槽的念头，但不敢真的迈出这一步。抛开其他客观因素，她觉得自身的竞争力不如从前了，“年纪上来了，竞争的人更多，相比我毕业那会儿，学校更看重第一学历了。”
在她的讲述中，“中二”这个词多次出现，用来形容曾经那种热情满满的状态：虽然出身三本，但自己能力、智力都不差，如果去喜欢的专业读研，一定比别人发挥得更好；在导师的感染下，她以为学术可以对社会和世界产生影响，或许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做到；要求4万字的毕业论文，她写了两倍的字数；被问及有什么爱好，她的回答总是“看书，做学问”。
四年来，曾以为已经克服的“出身”仍如幽灵般伴随。她听学校里其他老师说过，比起二本生，更青睐从985、211调剂来的；对于老师的招聘标准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领导在筛选简历时，公然对一位学术成果很不错的985毕业生投了反对票，只因为对方当初是专升本，还是单亲家庭出身。
她想，如果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去做实践性工作，会不会更开心一点，“我的中二病好像没有了，尽管还是认真工作，但很久都没有真真正正地看过书了。”隔着电话，刘洋听起来有一点惆怅。时隔一个月，我们又一次通话，她告诉我，自己已经不再犹豫了，在为出国做准备。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了解到，一位几乎没有发过文章的博士生，可以作为副教授直接入职，只因为他过硬的家庭背景。
错失了offer后，尚斌又上过几所学校的候选名单，还拿过一个offer，但由于没有奖学金，他只能放弃。去年10月，他找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利用闲暇时间继续学习数学、编程和AI，同时在琢磨创业，也不排除换个方向去美国读研，但走学术道路的执念渐渐放下了。他能想象到，一番折腾过后，自己做到最好也不过是在学术圈中处于边缘——发发论文但拿不到课题，而他对自己真正的要求，“是有所成就。”
